從雍正批閱奏摺的細節處，可窺視「臣」和「奴才」不能亂用

清朝是個很特殊的時代，相比其他朝代，我們可以很清晰的發現，清朝的官員對自己的稱謂很講究，有「奴才」和「臣」的區別。如果是滿族的大臣，那麼在皇帝面前可以稱為奴才，如果是漢臣，那麼在任何場合下只能稱為臣了。

其實，在滿族人眼中奴才和臣本沒有太大的區別。清入關以前，奴才一詞已出現於官方文獻中，《清稗類鈔·稱謂類》：「當未入關以前，滿洲曾貢獻於高麗，其表文，自稱『後金國奴才』。可見奴才二字之來歷，實為對於上國所通用，其後逐相沿成習耳。」可見，滿洲舊俗，以奴才與臣相等，並不以為有辱國體。

在我們現在看來很多時候，奴才及其衍生詞語都是賤稱和含有貶意的。清朝入關後，這類詞語有時也出現在正式官方文獻中和煌煌上諭之中，如雍正五年十一月，雍正帝上諭中有「此等卑污之習，皆始自包衣下賤奴才」之語。在此種背景下，稱謂用語中出現「奴才」一詞，是極其自然的事情了。

在清朝入關早期，這兩種稱謂有時界定的不是很清楚，滿人和漢人有一段時間需要適應，在上奏摺的時候也經常寫錯。雍正曾經在一個臣子的奏摺中，就把「奴才」特意圈出來，用硃筆在旁邊批改道「臣」。對於雍正皇帝來說，尤其表述於文字的時候，「臣」和「奴才」是不可以用錯的。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發了一道上諭：「滿洲大臣奏事，稱臣稱奴才，字樣不一。著嗣後頒行公事摺奏稱臣，請安謝恩尋常摺奏稱奴才，以存滿洲舊體。」也就是說乾隆實在看不慣奏摺格式不一樣，要求官員公事上奏摺用臣，請安和謝恩奏摺用奴才。

不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涼州總兵喬照在一封奏謝折上稱臣，被乾隆嚴厲地批評了一番，說：「武員即官至提督，亦稱奴才，此乃向來定例，喬照豈容不知？雖臣僕本屬一體，稱謂原無重輕，但喬照加總兵，即如此妄行無忌，足見其器小易盈，著傳旨嚴加申飭。」

看來，奴才與臣這樣的自稱，還不僅僅是滿人與漢人不同，請安折與公事折區分，而且根據文武官、官員品級不同也有區別。

同年，滿臣天保和漢臣馬人龍共同上了一道關於科場舞弊案的奏摺，落名時寫了「奴才天保、馬人龍」。乾隆一看又生氣了，下了諭旨：向來奏摺，滿洲官員稱奴才，漢官稱臣，此不過相沿舊例。

這位馬人龍不過是因為格式統一問題跟在了天保後面，就被乾隆視為「獻媚」，並要求「不可不防其漸」，皇帝眼看著臣和奴才亂成一團，乾脆又划了一個標準線：以後滿漢諸臣奏事時，都直接叫臣。可見皇帝實在不想讓漢人稱奴才，才不得不讓滿人遷就漢人。

從中看一看出，這個規定簡單來說就是滿人是可以自稱奴才的，在稟告公事的時候也可以稱臣，漢人在任何時候都不能自稱奴才。

為什麼「奴才」這個詞竟然是類似榮寵的稱呼呢？這是因為皇帝把滿臣都看做家奴，是自家人。魯迅先生在《隔膜》里有一段話這樣說：「在清朝，旗人自稱『奴才』，漢人只能自稱『臣』。這並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賜以嘉名的，其實是所以別於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於『奴才』。」

到了清末，反滿浪潮迭起，人們對旗員與漢官的不同稱謂多有議論， 1907年，兩江總督端方等聯名上「滿漢平議」折，提出「奏摺中無論滿漢一律自稱曰臣，不得再用奴才字樣」。

宣統二年（1910），清廷宣布：「我朝滿漢文武諸臣，有稱臣、稱奴才之分。因系舊習相沿，以致名稱各異。當此豫備立憲時代，尤宜化除成見，悉泯異同。嗣後內外滿漢文武諸臣陳奏事件，著一律稱臣，以昭畫一而示大同，將此通諭知之。」推行不久，清王朝即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土崩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