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如果不殺功臣，中國會不會進入另一個五代十國？

洪武十三年和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借著「胡惟庸案」和「藍玉案」屠殺了一大批功臣宿將。

儘管《明史》對胡惟庸和藍玉作了區別處理，將胡惟庸列入了奸臣傳而藍玉沒有列入，但是後人都將兩案等同視之，認為朱元璋卸磨殺驢，他本人也因此在歷史上留下了「屠夫」、「暴君」等惡名，成為開國皇帝屠殺功臣的又一典型代表。

當我們將視線回到洪武二十三年左右時，不難發現大明朝當時周邊的國家發生了許多謀反事件，很多皇帝被殺。如安南、高麗、占城等國均發生動亂。可以想像，周邊國家眾多的叛逆行為對朱元璋不可能沒有影響，但說他為了消除隱患大殺功臣的觀點似乎也很難成立，主要有下面幾點原因。

第一、如果為了子孫後代剷除隱患，只需處死在世的功臣大將，已經去世的肯定構不成威脅，沒有必要進行追究，然而在「胡惟庸案」和「藍玉案」中，朱元璋對許多死去的功臣也做了處罰。

兩案中都有大量的「身已故而追坐爵除者」。對不具威脅的死人進行懲處，正說明案件以事實為依據，公正合理，無論在世不在世，都要追究責任。

第二、如果朱元璋為了剷除隱患，其罪名就會非常牽強，那就沒有必要大肆宣傳，以免被人看出破綻。然而，朱元璋將案犯的罪行詳細記錄在冊，而且廣泛發布，胡案有《昭示奸黨錄》，藍案有《逆臣錄》，可見朱元璋對這兩個案子的辦理非常有信心，自認為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

第三、兩案的處理符合朱元璋一貫嚴苛的作風。朱元璋的統治風格一貫鐵血，立國前後並沒有明顯變化。在戰爭初期，胡大海、趙仲中被殺是如此，建國後，李彬、楊憲、汪廣洋先後被誅，都顯示了朱元璋的不近人情。

法律嚴明是朱元璋取得天下的成功經驗，朱元璋的鐵面無私不但體現在對待外人上，對自己人也是如此。駙馬都尉歐陽倫販賣絲茶，依律當斬，朱元璋不顧女兒苦苦求情，堅持將歐陽倫處死。

第四、如果是兔死狗烹，何不一網打盡，而要陸陸續續，不斷有人受到處理，呈現此恨綿綿無絕期的態勢。剷除威脅最好的辦法就是突襲，一網打盡，就像劉邦誅殺韓信那樣，使被殺者來不及反抗。

可是胡藍兩案延續十數年，時不時處理一個。這樣就會給涉案人員的反抗提供可能，不利於社會穩定。之所以延續時間這麼長，是查案所需；之所以一個個處理，正是因事而起。

第五、朱元璋沒有必要對自己的親生兒子下手，洪武二十三年胡黨案發，朱元璋的第八子，分封在長沙的潭王朱梓和他的妻子于氏都自殺身死。

于氏的父親於顯是開國功臣，在洪武二十年病死，他的哥哥寧夏指揮於琥被捲入「胡惟庸案」，後來被殺。潭王朱梓也因此受到牽連，朱元璋召潭王夫婦二人來南京稟報此事，二人畏罪自殺，朱元璋下令廢除了這個封藩。潭王的涉案，正說明逆案不是無中生有，因為朱元璋不可能無故去調查自己的親生兒子。

第六、如果是兔死狗烹，沒有必要一邊殺功臣，一邊又封功臣。《明史》記載，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封張銓為永定候，食祿五百石，世襲指揮使。如果說朱元璋打造「胡惟庸案」和「藍玉案」是為了屠殺功臣，那麼他在這時封張銓為功臣純屬是給自己日後找麻煩，這在邏輯上也說不過去，況且張銓是定遠人，屬於淮西集團，是李善長的人。

由此可見，種種認為朱元璋為子孫後世掃除障礙，對功臣實行過河拆橋的觀點，難免有一種先入為主的思維定式。

《明史·太祖本紀》中專門論述了這個問題，對朱元璋進行了開脫，認為太祖殺人有兩點原因。

其一、法律日趨完善。創業之初法律鬆弛，比較寬鬆，和賓士理時期法律逐漸完善，因此犯法的人越來越多，這是法治完備的必然趨勢。人們每談到這一現象就感慨朱元璋鳥盡弓藏，說他猜忌心太重，這個看法不一定準確。明史中說：「論者每致概於鳥盡弓藏，謂出於英主之猜謀，殊非通達治體之言也。」

其二、功臣居功自傲，不法行為增多。在元朝大勢已去的情況下，任何一個人都可以乘機而上，在戰場上立下或大或小的功勞，一旦取得榮華富貴，就容易產生驕氣，皇帝很難掌控，關係近了就更加恃寵而驕，引起矛盾。關係遠了又不滿抱怨，聯合起來自衛。

當皇帝的不能為了他們破壞法律，迫不得已處罰他們，並非出於私心有意剪除（人主不能廢法而曲全之，亦出於不得已，而非以剪除為私計也）。

《明史》中這些解釋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從歷史的角度看，朱元璋屠殺功臣的這一做法具有進步性。如果朱元璋生前沒有對這些圖謀不軌的功臣進行鎮壓，那麼在他身後，那些無法無天又生性強悍的功臣必定會引起一場大規模的叛亂。

也就是說，中國將會進入另一個五代十國時期，歷史的車輪將會倒退，人民將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不管朱元璋屠殺功臣是出於何種原因，但他的這種做法是符合歷史潮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