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的「尼羅河糧倉」為何已不再能養育其人民？

埃及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由於19世紀以前灌溉技術的落後，埃及每年利用尼羅河泛濫所提供的水源補給對秋冬農作物進行灌溉。隨著自19世紀初歐洲先進技術的傳入，埃及農業逐步建立起了兩年三熟的輪作體系，糧食實現自給自足，一度被譽為「尼羅河的糧倉」。但隨著人口的持續膨脹，埃及的供糧負擔卻在逐漸加重。由於埃及所實施的重工輕農的發展戰略，造成農業占國家投資的比重偏低，致使其發展相對滯後，糧食產量無法趕上人口增長的步伐，糧食安全問題已經成為了阻礙埃及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這個曾依靠尼羅河的饋贈而哺育著其人民的國家，卻陷入了糧食危機，糧食安全給埃及敲響了警鐘。

歷史上的埃及農業發達，農產品豐饒

表現形式

根據埃及的糧食安全現狀，其重點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國內糧食供不應求。面對日益嚴重的糧食安全形勢，儘管埃及政府採取了相應措施促進糧食產量的提升，但在龐大的人口壓力面前，國內增加的糧食產量也顯得杯水車薪。糧食安全問題在埃及依舊沒有得到更好地解決。以埃及人的主要糧食小麥為例。2004~2015年，埃及的人口一直都保持著增長的趨勢，增加人數近1800萬人，但與之對應的小麥產量卻沒有持續增長，在2008年、2010年、2013年和2015年甚至出現了-3.6%、-15.52%、-2.94%、-2.41%的負增長。

其次，糧食需求高度依賴進口。進口量是衡量一國糧食短缺的重要指標。自20世紀70年代起，埃及就開始成為了糧食凈進口國，糧食凈進口量從1971年的193.3萬噸增長至1978年的581.7萬噸，此後該數值仍在持續攀升。小麥一直被開羅看作是維護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戰略物資，但其進口量卻逐年保持大幅增長的趨勢。從2013年到2015年，埃及小麥產量分別為825萬噸、830萬噸和810萬噸，消費量則達到1850萬噸、1910萬噸和1960萬噸，存在嚴重的赤字。為了解決糧食赤字，只有靠大量進口才能彌補國內無法滿足的糧食差額。

歷史上埃及的小麥進口量

最後，糧食價格持續上漲。受供需矛盾尖銳和糧食進口依賴性強等兩方面的影響，埃及國內糧食價格持續上升，這對埃及糧食安全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儘管政府採取措施，向埃及人提供廉價的補貼麵包，一個100克補貼麵包的售價低於1美分，而非補貼麵包的價格則是前者的10到12倍。即便如此，也未能阻止埃及國內糧食價格的進一步上漲，供糧壓力也沒有得到緩解。

誘發因素

埃及的糧食安全問題始於20世紀70年代，並一直延續至今，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自然因素的弊端隨人口的持續增長而日漸顯露。埃及位於非洲東北部，地跨非、亞兩大洲，瀕臨紅海和地中海。境內沙漠廣布，大部分地區為乾旱的熱帶沙漠氣候，終年炎熱乾燥，僅地中海沿岸為溫和的地中海氣候。就整體而言，埃及的自然條件對糧食生產弊大於利。

第一，埃及的土地具有人均佔有量少、可開發土地資源有限和土地類型單一、耕地比重小兩方面特性。埃及國土總面積為100.2萬平方公里，地形相對平坦，境內大部分地區屬於低高原，其中96%的土地為荒漠，只有大約34000平方公里且占國土總面積4%的土地為耕地。由於境內荒漠面積廣大，沙漠成為了埃及主要的地貌特徵。

第二，在埃及境內主要包括兩種氣候類型，其中絕大部分屬於熱帶沙漠氣候，降水量稀少，氣候炎熱乾燥。在埃及北部地中海沿岸的狹長地帶屬於亞熱帶地中海氣候，夏季炎熱乾燥，冬季溫和少雨，平均年降雨量最多也只有200毫米。而在埃及的首都開羅，年平均降雨量僅有33毫米，開羅以南的大部分地區，沙漠廣布，終年無雨，甚至有些地區兩到三年才降雨一次，且雨量極少。

第三，尼羅河每年長達4個月的泛濫期會攜帶大量有機質和礦物質的泥沙順流而下，沉積在尼羅河兩岸，形成肥沃的河谷盆地和尼羅河三角洲。由於黑色淤泥是沉積在先前的礫石層上，部分積水會滲入地下，排進大海，進而避免形成沼澤或鹽鹼地，古埃及人把這種有利於農作物生長的黑色土地稱為「凱麥特」。儘管尼羅河河谷和三角洲的土壤具有較好的自然養分條件，但埃及農業自古代就得益於此，土壤養分也隨時間流逝逐漸流失。

埃及96%的土地為荒漠，只有4%的土地為耕地

其次，政府重工輕農戰略阻礙農業的發展。自埃及共和國成立以來，歷屆政府都關注農業的發展，但受國家發展現狀等因素的影響，農業政策的制定並不如人所願，為埃及農業發展增添了障礙。在納賽爾執政時期，為了謀求工業發展所需的資金，政府公開對農業進行壓榨，製造農業生產資料和農產品價格之間的剪刀差並以此獲利。

在19世紀50年代中期，埃及農業僅占國家投資比例的9%，儘管這一比例在19世紀60年代中期由於阿斯旺大壩的修建而超過25%，但好景不長，在1975年農業投資所佔比例跌至7%，而這種下降的趨勢仍沒有停息。在薩達特時期的1977至1979三年間，農業投資分別僅占經濟總投資額的4.8%，5.1%和6.8%。

而在埃及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政府對工業的投資額是農業的1.45倍，到薩達特政府所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對工業的投資額已經升至農業的3.46倍。而在穆巴拉克執政時期，伴隨著自由經濟政策的實施，外商投資逐漸增多，進而使得國家更加偏重工業的發展。自2014年6月塞西擔任埃及新一任總統以來，為了更好的推動經濟發展，曾在2015年3月的埃及經濟大會上公布了以年均7%為目標的四年發展規劃。但會上所提出的項目中，涉及農業的並不多，絕大多數是為有關礦產資源開發、新能源和製造業等項目的投資。總的來看，政府投資的傾向性導致農業普遍受到忽視、農業利潤回報率低下、農村投資環境趨向惡化，從而束縛了農戶和私企投資的積極性，進而造成投資短缺—利潤回報率低—減少投資的惡性循環。

最後，城市化使得人地矛盾更加尖銳。早在薩達特時期，埃及就採取開放的經濟政策，外資大量湧入，城市快速發展。在穆巴拉克上台後，他採取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堅持對外開放，用生產性開放代替薩達特時期的消費性開放。穆巴拉克的經濟政策加速了城市的擴張，埃及進入了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儘管城市的快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國家經濟的繁榮，但同時也衍生出了城市化對耕地的侵佔和城市人口增多等問題。一方面，為了加速城市化進程和提高經濟效益，埃及把大量的耕地用於城市發展與建設。

據世界銀行數據統計，埃及2010年耕地面積僅占國土面積的2.9%，人均耕地面積僅有0.04公頃。而城市化所佔用的大多數土地都是肥沃並且非常有限的農田。這些農田所產出的農產品不管是在國內市場還是國外市場都能創造很好的收益，而這些農田的流失也造成了埃及出口的減少和國內供給不足。隨著埃及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原本稀少的耕地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

埃及在2014年接受的世界銀行資助

另一方面，伴隨城市化的發展，埃及城市人口也在不斷增加。隨著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人口的出生率要高於死亡率，進而使得埃及城市的自然增長率不斷上升。而除了城市除了每年新增加的新生嬰兒外，農村人口移居城市也是城市人口不斷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2003年城市人口所佔比例達42.9%，2014年達到了43.1%，而據聯合國專家預測，由於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埃及城市人口的比例將增至2050年的62.4%。城市人口的增加所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對糧食需求量的加大，但同時埃及耕地面積卻在不斷減少，人地矛盾尖銳從客觀上限制了農業的發展和糧食生產的進一步提高。

結語

糧食安全在埃及已愈發嚴峻，已不再僅僅是解決人民吃飯的問題，而是上升到了國家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的層面。儘管埃及政府一直通過糧食進口和糧食補貼等措施在不斷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但從長遠來看，這只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非但不能徹底解決糧食問題，反而還會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掣肘之力。對埃及而言，在其重新崛起的道路上，除了重視工業和第三產業發展之外，應更多地給予農業政策上的扶持。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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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ia Zinkina and Andrey Korotayev, 「Urbanization Dynamics in Egypt: Factors, Trends, Perspectives」,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35, No.1, 2013, p.35.

今日主筆張帥

編輯李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