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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歐洲的農民起義,有何區別?


[摘要]帝制時代的中國,和中世紀歐洲相比,前者「農民暴動」多,後者「農民起義」多。


本期責編:諶旭彬


《短史記》欄目編讀往來第二期。提問編輯,或質疑欄目文章內容,有勞移步微信後台。

▼問題▼


請諶編考證一下「起義」二字,古典文獻中並無此詞,那麼,這個詞到底最早見於何人作品?有何現實需要?本想自己完成,但手頭資料甚缺。並請論述中國農民起義和歐洲農民起義有何異同。


▼編輯回復▼


問題比較大。分而言之:

1、古典文獻中有「起義」一詞,但無「農民起義」一詞


筆者使用「諸子百家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檢索,查詢「農民起義」詞條,所得結果為0;查詢「起義」詞條,則結果極多。如《水經注》「汝水」條下,有「汝南太守周矜起義於懸瓠者是矣」之句。《三國志·袁紹傳》裴注中,有「袁紹起義,卑辭厚幣以招致(田)豐」之句。《通典》中有「桓玄篡晉,宋武帝起義討之」、「大唐高祖起義至京師」、「大唐起義太原」等句。《三國演義》中,「高祖斬白蛇而起義」、「斬蛇起義」等句,出現頻率也很高。


2、民國報刊雜誌及學術界很少使用「農民起義」,該詞直到50年代才出現井噴


「農民起義」一詞最早見於何人作品,很難搞明白。可以肯定的是,要到50年代,該詞才在報刊雜誌和書籍中大量出現(40年代後期的《新華日報》,已較頻繁使用該詞)。筆者於《民國38年前重要剪報資料庫》中檢索「農民起義」,僅得1項結果(檢索「起義」有130項結果)。孫中山生平文章,經常使用「起義」一詞,但筆者於「國父全集全文檢索系統」中檢索「農民起義」,則結果為0(檢索「起義」有481筆資料)。


民國時期,學術界也很少使用「農民起義」一詞。1934年,開明書店「中學生叢書」出版《晚明流寇》(王耘庄著)一書,專供初中學生各科課外閱讀之用。該書總結農民暴動產生的六大原因——1、天災流行;2、賦稅繁苛;3、政治腐敗;4、外患頻仍;5、兵變迭起;6、鄉官虐民——可謂充滿了同情,但作者仍以 「盜賊之禍」名之,而未使用「農民起義」一詞。1933年亞東圖書館出版的《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蔡雪村著)、1935年神州國光社出版的《中國農民戰爭之史的研究》(薛農山著)等,也無「農民起義」之說,而多用「黃巢暴動」、「流寇之亂」、「農民戰爭」、「農民暴動」、「農民騷動」等詞。值得一提的是,蔡雪村乃是留蘇地下黨、薛農山亦曾加入陳獨秀組織的「無產者社」,俱屬左翼學者。錢穆、呂思勉等非左翼學者,其著作中自然更無「農民起義」之說。

1939年12月,毛澤東於延安撰文稱:「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在中國封建社會裡,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這篇文章,是50年代「農民起義」一詞在學術界和報刊書籍中井噴的關鍵。


中國和歐洲的農民起義,有何區別?


1954年出版的《中國農民起義論集》,前言中引用了毛澤東的論述作為指導思想


3、動機層面的正義,不足以抵消手段和結果層面的非正義。這是民國史家拒絕使用「農民起義」一詞的關鍵原因


民國史家之所以一方面從原因上同情農民暴動,一方面在定性上又拒絕稱之為「農民起義」,錢穆的解釋很有代表性:

「中國史上,亦有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不幸此等常為紛亂犧牲,而非有意義的劃界限之進步。秦末劉、項之亂,可謂例外。明祖崛起,掃除胡塵,光復故土,亦可謂一個上進的轉變。其他如漢末黃巾,乃至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全是混亂破壞,只見倒退,無上進。近人治史,頗推洪、楊。夫洪、楊為近世中國民族革命之先鋒,然此固然矣。然洪、楊十餘年擾亂,除與國家社會以莫大之創傷外,成就何在?建設何在?此中國史上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常不為民族文化進展之一好例也。」(《〈國史大綱〉引論》)


簡言之,動機層面的正義,不足以抵消手段和結果層面的非正義。譬如,李秀成談太平天國起事初期裹挾民眾的訣竅,乃是「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燒了。寒家無食,故而從他。鄉下之人,不知遠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後又有追兵」;為防擄來之兵丁逃逸,嚴格控制士兵私財,甚至在士兵臉上刺字「太平天國」,以斷其歸路。這樣的手段,無論如何不能說是正義。太平軍素有「打先鋒」之慣例,「每至一處,即肆意擄掠,必招本地無賴為眼目,就富家大小,以次搜索。有預為埋藏者,亦十不免一。」蘇州在1830年時有戶口341萬,經太平天國之役後,至1865年已只剩下129萬,損失過半。當代人口史學者曹樹基的研究認為,太平天國運動十餘年,共約造成7330萬的人口損失。這樣的結果,無論如何不能說是正義。這些都是錢穆感慨「若太平天國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國歷史的失敗了」的緣故所在(錢穆曾評價太平天國「其擴大依然是恐怖裹脅政策的效用」)。


中國和歐洲的農民起義,有何區別?


圖:錢穆。在《國史大綱》中,錢穆同情農民暴動的起因,但並未將其稱作「農民起義」

4、帝制時代的中國,和中世紀歐洲相比,就比例而言,前者「農民暴動」多,後者「農民起義」多


「中國農民起義和歐洲農民起義有何異同」,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其複雜性,來自於問題本身;或者說,來自「農民起義」這個詞的定義。


並非所有的「農民暴動」都能被稱作「農民起義」。一場「農民暴動」是否能夠被稱之為「農民起義」,不但要考察其動機是否正義,還需要考量其手段和訴求是否正義。從這個角度打量中國歷史,即不難發現,很多以往被我們理所當然視為「農民起義」者,其實不過是「農民暴動」罷了,甚至很多連「農民暴動」都算不上,因為其「暴動」的利益訴求,並不是為了農民——如《天朝田畝制度》中,將「農民」視為下賤之人,涉及刑罰時動輒「黜為農」:


「官或違犯十款天條及逆命令受賄弄弊者則為奸,由高貶至卑,黜為農。……凡濫保舉人者,黜為農。……凡濫保舉人及濫奏貶人者,黜為農。……但凡在尚保升奏貶在下,誣,則黜為農。……頌讚天父上主皇上帝,講聖書,有敢怠慢者,黜為農。」


中世紀歐洲的很多「農民暴動」,與太平天國的情形大不相同。比如:


「1381年英格蘭農民起義的直接原因是人頭稅大幅增加。該稅開徵於幾年前。人人都要繳納。起義農民從肯特和埃塞克斯湧向倫敦。年輕的國王理查二世(1377--1399在位)和幕府沒有及時採取軍事行動。起義軍在泰勒(War Tyler)率領下攻入倫敦城,搗毀了薩伏伊宮(Savoy)。該宮主人為蘭開夏(Lancaster)公爵。起義軍在倫敦城郊向國王遞交了請願書。國王似乎有意妥協,但起義軍還是攻佔了王廷要塞倫敦塔,並在城外的史密斯菲爾德(Smithfield)再度與國王談判。泰勒當著國王的面漱口並要了一杯啤酒,被倫敦市長殺死。國王奪回了倫敦,鎮壓了起義軍。從起義軍向國王提出的要求,可以看出他們的真正訴求,也可以理解倫敦之外的大修道院為什麼會成為農民的攻擊目標。起義軍的主要要求如下:廢除農奴制(仍存在於英格蘭東南部),廢除黑死病之後制定的限薪勞工法,百姓有權參與鄉村政務,消滅英格蘭教會的世俗財產。最後一點並不算激進,當時威克里夫(John Wyclif)的教會改革思想已經廣為流傳,甚至得到了蘭開夏公爵的支持。


「1525年德意志農民起義在德意志南部和中部爆發(包括現今奧地利和瑞士部分地區)。該地區的很多農民都屬於農奴,早已不堪重負,而伯爵、修道院長和騎士等小領主卻日漸增多。這些小領主名義上歸德意志國王(皇帝)管轄,卻享有自治權,通常佔據幾個村落,既當大地主,又作領主。這種雙重身份引起了農民的反抗。德意志南部的農民不僅發起暴動,還展開了宣傳攻勢,為自己辯護。起義源頭在士瓦本北部,起義者用簡潔的語言歸納了自己的主張,並作為宣言四處印發。《梅明根十二條》(Twelve Articles of Memmingen)就是一個範例,明確提出:農民有權選舉鄉村牧師,廢除農奴稅,削減什一稅,農民自主決定公共林地、牧場和水源的使用,要求地方法庭尊重當地習俗,不採用領主們強加的夾雜著羅馬法的法規。」(維姆·布洛克曼 彼得·霍彭布勞沃/著,《中世紀歐洲史》,花城出版社,2012,P277-278。)


如果布洛克曼和霍彭布勞沃的《中世紀歐洲史》中的以上描述無誤,那麼,「1381年英格蘭農民起義」和「1525年德意志農民起義」,確實可稱作「農民起義」——其動機(不堪重負)、手段(對抗壓迫者和剝削者,而非如李自成、張獻忠輩所過之處「凡有身家, 莫不破碎」)和訴求(基於自身利益)均具備正義性。


中世紀的歐洲乃是一種「領主分封制」。農民(奴)暴動所反抗者,多是直接對其施加壓迫和剝削的中小領主。這種反抗多數無法發展至類似中國的赤眉黃巾、黃巢、李自成張獻忠式的規模——不同領主下的農民很難同步串聯起事;領主相對於郡縣,鎮壓的意願和能力也更強。同時,這種反抗在正義性上,也往往大於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暴動」——中國郡縣制下,小規模的「暴動」,往往更樂於落草為寇去侵害更弱勢的普通民眾,而非直接對抗國家機器。如民國年間,因軍閥混戰,河南「農民暴動」頻繁,但多走盜匪路線。大規模的「暴動」,如赤眉綠林、黃巾、黃巢、李自成等,在力量足以分疆裂土之前,亦更樂衷於「擄掠州縣」傷害更弱勢的普通民眾,而非代表民眾利益與國家機器對抗。換言之,就比例而言,帝制中國「農民暴動」多;「領主分封制」下的中世紀歐洲「農民起義」多。這是二者最大的區別(相同點太多,也很明顯,如起因多由求生,結果多被鎮壓等,就不講了)。


這種區別,與「民族性」之類的命題無關,更與「東西方農民的覺悟高低」無關,而只是一種不同現實環境下的不同的「理性選擇」:郡縣制下,地方州縣官僚大多既無意也無力鎮壓暴動者,暴動者擄掠州縣普通百姓的風險,要低於直接對抗國家機器(中央軍隊);領主分封制下,暴動者擄掠其他領主治下百姓的風險,卻不一定比直接反抗自己的領主更低。此外,因「大一統」和「分封制」的區別,暴動者與統治機器有效對話的機會也相差甚遠。進入近代之後,因國家機器對基層的控制力大增,上述區別其實已不存在。如1922年,列寧曾承認:「在1921年以前,農民暴動可以說是俄國的普遍現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沒有了。」沒有了的原因,是中央政府用略寬鬆的「新經濟政策」取代了嚴苛的「糧食集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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