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建松：宗教是科學的死對頭嗎？
這不科學
宗教與科學的相愛相殺
文 |聶建松
寫作「這不科學」這個專欄也有一段時日了，我覺得該說說「科學」這個概念本身了。雖然這樣的一篇文章可能不太討喜，甚至會有些冗長和刻板，然而我想還是有必要寫下一些內容。至少給那些希望對此有些了解的讀者，做一些基礎的科普。讓這一部分有志於了解的人明白問題的複雜性。
平常很多人很喜歡把「科學」一詞掛在嘴邊，他們會覺得「科學」的概念是非常清晰明了的——「科學就是不斷的追求客觀真理的過程」等等觀點，諸如此類。這些說法，不能說錯，但也談不上對。它們只是太簡單了，無法直接用來解釋真實的歷史情況。
奧古斯丁在《懺悔錄》（Confessio）中，曾說過這樣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quid est ergo tempus? si nemo ex me quaerat, scio; si quaerenti explicare velim, nescio.
那麼，什麼是時間？如果無人問我，我知道；如果我想向求問者解釋，那麼我也不知道。（此句為筆者自譯）
其實，如果把這一句中的「時間」換成「科學」這個詞，我想也是通用的。如果認真審視「科學史」上的內容，就會發現，想要確定「什麼是科學」，其實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作，甚至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誇張地說，或許就不存在一個任何時候都確定的「科學」概念。作為客觀存在的，可能只是一個個具體的「科學家」以及他們的成就。
捫心自問，你真的了解「科學」么？真的知道打開「宗教與科學」關係的正確方式么？
▍一、「科學」一詞的來歷以及用法
很多人都覺得自己從事了某一項具體的科研工作，就認識了科學；很少有人意識到，「科學」是在歷史中逐步形成的，而不是橫空出世的。「科學」這個詞形成有自己的過程，無論從事多麼具體的科研工作，但如果對這個歷史一無所知，仍舊無法談論科學。
因此要想談「科學」，你就必須知道這個詞是怎麼來的。
在中國，誰最早使用「科學」一詞，有人說是嚴復，有人說是康有為，有人說是梁啟超，也有人說是王國維。不過，中國人明確地在現代意義上接觸英文「科學」一詞，應當是在新文化運動時期。
陳獨秀在創辦《新青年》雜誌的時候，曾經提出了兩位「先生」的名字：德謨克拉西和賽因斯——這便是日後國人們所熟悉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Democracy）和科學（Science）。不過，「賽因斯」先生的名字卻仍然不那麼「中文化」，不那麼「科學」。
當時，我們的領國日本已經湧現了很多鑽研西學的人物，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西·周（助）」。此君對東亞文化圈影響巨大，我們今日通行的大量學術辭彙都要仰賴此君的翻譯：哲學（希哲學）、藝術、理性、技術、心理學、意識、知識、概念、歸納、演繹、定義、命題等等名詞皆出自他手……當然，還有「科學」一詞。
日本學者西周
不過，有一點必須說明的是，在日語中，「科學」一詞至少具有兩種含義：
1. 在廣義上，乃是體系化的諸如知識和經驗的總稱（體系化された知識や経験の総稱であり）。
2. 狹義上的自然科學研究。
實際上，日語中的含義恰好對應了西語中的兩個「科學」觀念：一個是德語的Wissenshaft；一個是英語的Science。
Wissenshaft一詞可以翻譯為「知道之學」，對應的乃是較為廣義的「科學」，它所研究的對象可以是社會（那便是社會科學），可以是人文（人文科學），可以是自然（自然科學），甚至可以是神學（在如今的德語中，神學也是一門「Wissenshaft」）；Science則是指狹義上的自然科學。
（或許Wissenshaft更應該翻譯為「學科」；Science翻譯為「科學」，更符合當下中國人的語言習慣？）
我認為平常所見到的某些科學爭議——比如，到底什麼了才算是「科學」？——實際上，跟很多人一般把「科學」一詞的含義僅僅限定於「自然科學」有關。譬如，很多人認為社會和人文不能算作「科學」，因此就不需要專門學習。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雖然已經了解「科學」一詞的現代由來，但是如果我們用這個詞去思考古代歷史，又會發生很大的困惑——古人並沒有在現代含義上用過這個詞（這也是如今很多人犯的錯誤）。因此，直接判定哪一部分的古代知識完全符合「現代科學」概念是非常困難的，我們只能儘力去尋找相似的部分，試著去辨別而已。
讓我們先看一下與Science一詞有關的拉丁文，這個詞便是Scientia，而這個詞又源自於動詞Scire，意思是「知道，切身體會地知道」。然而，Scientia卻並非指的是科學或者學科！
在歐洲中世紀，Scientia指的是一種人類的精神品質。我們或許可以翻譯為「求索精神」？與之配套的還有兩個詞intellectus以及sapientia，或許可以分別翻譯為「理解能力」和「智慧」。這也就是說，人類的理性能力要包含著三個方面：理解、求索和智慧——它們從不同方面幫助人認識各種事物，這其中就包括了自然、藝術、社會，甚至是神學。
那麼，到底什麼可以稱為「古代的自然科學」呢？假如非要在古代找到一個相似的東西，那只能是「自然哲學」（Natrual Philosophy）了。
然而，我們需要注意兩點，「古代的自然科學」往往並不包括兩門「現代的自然科學」：天文學和生物學。天文學在古代可以算作數學的事情，因為古人不認為天體是「大地上的自然事物」，而這恰恰是自然哲學要研究的內容；生物學則是「自然的歷史」（Natural History），這門學科記錄的是動植物在時間中的變化，而自然哲學則是試圖總結不受時間影響的「客觀規律」。
如果就學科所秉承的原則來看，即便我們認為天文學可以併入到物理學之中，但物理學和生物學之間卻並非相同，然而如今卻都被冠以「自然科學」的稱號。
另外，還有一點必須說明。
這些學科在古人眼中，並非是要用來達成什麼「外在目的」——我們如今研究自然科學，往往是為了達到一個「外在目的」，或者是用來解決一些生活中的實際應用問題。然而對於古人而言，研究這些學問則是用來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
在這個意義上，歐洲古人認為，學習「自然哲學」可以使人的精神通向上帝；這一點中國古人也有相似之說，譬如宋代的大儒朱熹，在他看來「格物致知」的最終目的也是為了達到對自身的完善——「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二、宗教與科學——兩本「書」的故事
我在網上和別人互動的時候，也經常發現另外一個誤解：很少有人知道「科學史」這個科目；很少有人知道「宗教與科學」關係，屬於「科學史」的重要內容；很少有人知道，有很多學者專門研究宗教與科學的關係。
如果說，很多人強硬地主張不從事某項具體科研工作，就無法談論科學，那麼如果想要談論宗教，是不是就需要了解一些宗教常識和知識？而談論科學與宗教的關係之時，更需要在兩方面都有所了解。
儘管我個人並無宗教信仰，但我經常面對的一個問題：如何認識《聖經》以及其它宗教經典中所記載的神跡相悖於我們日常的常識？對此，我們經常見到的無非是這兩種截然對立的立場：
1. 認為神跡是「虛構」的，是古人認為不足，甚至故意偽造的。
2. 認為神跡是「真實」的，可以用「自然科學」解釋的。
這兩種立場我都不支持。前者經常「簡單地」把宗教歸結為某種思維落後的產物，甚至是一場陰謀論；後者則容易誕生在「科學-宗教」之間強行搭橋的「神棍」。
我認為，這兩種立場都只不過是想引用「科學」作為自己的後盾，而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實質——關鍵並不是「神跡」是否可以用自然科學解釋，關鍵是「神跡」是否影響了自然科學的認識方式。
就我觀察，某些激烈批判宗教的人，往往有著這樣的擔心和恐懼：與其說他們認為自然規律是不可變化的，不如說他們往往認為宗教信徒通通是盲目的，漠視自然的規律。
這樣的擔心或許是有道理的，畢竟在現實生活中，我也見過一些盲信者和迷信者生病了拒絕正常的醫療治療，附會解釋科學現象——在科學的山頂上，佛教/道教/各種宗教的大師已經等在那裡了云云。
但是，如果帶著這樣的觀念來閱讀歷史記載，也會在其中發現大量無法解釋的現象：如果宗教信徒都無視正常的自然規律，就無法解釋為什麼中世紀的教會建立了一大批大學，並且取得了很多實際成果——凡是讀過我在專欄中關於伽利略、哥白尼和牛頓的拙作，都會明白這些工作背後都離不開教會人士的支持。
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禮拜堂
所以說，如今的學術界歷史研究早就已經向我們表明，傳統的「宗教-科學」衝突論並不是那麼準確。如果說某某「科學家」的信仰小故事經常都是編造的，比如愛因斯坦或者達爾文的信仰，那麼「對哥白尼的迫害」以及「哥倫布的無知」，同樣也只是一些文學作品的想像。在史實上，這些久經傳說的小故事統統都是站不住腳的。
那麼，「科學-宗教」的正確打開方式到底是什麼呢？不如先讓我們去看看在真實的歷史中，宗教是如何看待「自然研究」的。
基督教確實有反對「希臘哲學」的言論。學習過一定西方歷史的人都會知道這樣一個著名的片段，那便是基督教的一位教父德爾圖良（Tertullian）曾經說過：
quid ergo Athenis et Hierosolymis? quid academiae et ecclesiae? quid haereticis et christianis?
那麼，雅典與耶路撒冷何干？學院派與教會何干？異端與基督徒何干？（筆者自譯）
大概是因為「希臘」在啟蒙時期總是被當作「理性和科學」的象徵，故而這段話經常被引申為基督教反對科學的證據。實則這是一個誤解，不說別的，德爾圖良本人就是接受了良好希臘哲學教育的人，他並沒有全盤拋棄希臘哲學——他也承認很多希臘哲學的權威，他是在用哲學去批判哲學。
另外，他旨在表達的也並非「反對科學和理性」，而是認為「拯救」與「知識」並無直接的關係。如果讓我極為通俗地解釋這句話，那便是在「做個好人」與「做個教授」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
基督教的神學家們對於希臘哲學的態度也並不全是批判性的。譬如，希坡的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就花了大量時間學習希臘哲學。他寫過一本《就字面而言，關於創世記的文章》（De Genesi Ad Litteram），試圖在書中調和《聖經·創世紀》與當時流行的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以論證二者的一致性。
我們並不能運用「支持-反對」這樣的辭彙來準確描述宗教之於自然科學的態度，更恰當的辭彙應當是「冷漠-熱情」——很多人並不知道，歐洲中世紀的基督教綱領是「信仰與理性」（Fides et Ratio）——理性之於信仰是不可或缺的。
在具體方案上，奧古斯丁繼承希臘哲學傳統提出過這樣一個概念：自然之書（Codex Naturae）。這個概念一直為後世所繼承，即上帝有兩本書：一本是自然之書，一本是《聖經》。
上帝在「自然之書」中寫的是恆常的自然內容（Natura），而在《聖經》之中就更多地記載了「超自然」的內容（Supra Natura）。這樣區分的意義在於，上帝並不總是去干擾正常的自然運作，「超自然」的他只是間或地打破自然。
如今在中國名望正熱的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亦有過這樣一個觀點：宗教與現代科學之間其實誰也無法有效駁斥對方——科學一開始便預設了「超自然」不存在，而神學則認為世界的來源本身就是「超自然」。
然而無論如何，我們仍然必須承認的是，中世紀教會對自然知識的研究並沒有停下腳步，而是在不斷前進中——「大學」也正是在這種基礎上建立的，並且形成了「七藝」（邏輯、語法、修辭、數學、幾何、天文和音樂）和三個晉級學科（醫學、法學和神學）的教學傳統。
為什麼要學這麼多東西？這是因為中世紀的神學家們認為，求索知識（Scientia）便是人的天性。
▍三、各種「過度簡化」帶來的後果
我們在生活中，經常會使用一些簡化的「標籤」——這些標籤一方面有助於我們快速把握事物某些特徵，但一方面這些標籤又把事物「有選擇」的呈現給我們。
當我們給哥白尼、布魯諾和伽利略都打上「日心說的支持者」的標籤，一方面表明了他們的立場，另一方面我們卻忽略了他們之間的顯著差異，好像他們都是一類人。實際上，哥白尼是從數學工具的角度出發，伽利略是從實際觀測的角度出發，而布魯諾則從宗教象徵主義出發。
前二者可以算是一類天文學研究團體，布魯諾則很難被歸入其中。
當使用「占星術」一類的標籤的時候，我們現代頭腦中肯定反映的是與「天文學」截然不同的「迷信和神話」。然而，反對占星術的看法就一定是「科學」么？奧古斯丁和很多基督教神學家都反對過占星術，其核心觀點實際上也頗為現代：星體不能決定人類的命運，決定人的命運只有他自己。然而，這種批判不是從「現代科學」角度出發，而更多地是神學和自由意志的角度。
可是，一些神學家（比如聖維克多的雨果[Hugo of St. Vector]）、托勒密以及開普勒卻都認為，至少在「天-人」之間存在某種對應關係。
當我們給牛頓打上「科學家」的標籤的時候，讚美他的《自然哲學中的數學原理》，卻經常不自覺地忽視了他的鍊金術/化學上的成就。
那麼，他們之中誰更「科學」？
實際上，很多人不但喜歡貼標籤，更喜歡將標籤彼此對立起來，給標籤再打上標籤。比如，給「科學家」打上「先知的英雄」的標籤，給宗教人士打上「無知的惡棍」的標籤。於是，我們有了一系列歷史上不那麼準確，但是很戲劇性的小故事。
譬如，古代女哲學家希帕提婭（Hypatia）的悲劇？
在一個比較戲劇化的故事版本中，在亞歷山大城主教西里爾（Cyril）的唆使下，年輕的她死於一群仇恨知識和科學的暴民手中。
然而在歷史上，她卻是在晚年死於一場暴動，而且是一場波及全國上下的政治暴動。她的死狀確實凄慘，但並非為「知識和科學」而獻出生命。雖然相對基督教而言，她是一名異教徒，但也有相當一部分基督徒貴族朋友。可能恰恰是群好友的政治立場，導致她最終的慘死。
另外，有些問題屬於科學團體內部的爭論，也很容易被歸為宗教和科學之斗。這種觀點過於粗糙，並且會使我們將宗教團體默認為是鐵板一塊，盲目地將整個宗教團體的立場判斷為「反科學」。
又或者，讓我們來看看托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與薩繆爾·威伯福斯（Samuel Wiberforce）主教之間的那場著名的辯論？
在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版本中，主教被形容成陰險小人，他要求赫胥黎回答：這個聲稱人與猴子有血緣關係的人，究竟祖父還是祖母是從猴子變得的？
然後，赫胥黎起身高聲答道：「相比一個用自己的才華來混淆科學真理的人，我更願意和一個猩猩有血緣關係。」
可是有意思的是，同樣根據這個版本的故事，赫胥黎這時候心裡默念的卻是：
「上帝已經把他送到了我手裡！」 （The Lord hath delivered him into my hands！ ）
這對於那些「標籤」愛好者而言來說，可就尷尬了……
赫胥黎教授在英國皇家學院演說時吸引了不少來自中國的晚清學者
當然，在推廣進化論的工作上，赫胥黎確實可以算作是「英雄」，但他的辯論對手塞繆爾·威伯福斯主教卻被不恰當地放到了無知的「惡棍」位置上。實際上，這位主教對進化論有相當深刻的研究，他所代表的並不是簡單的宗教立場，而是當時反對進化論的學者們的共識——這跟宗教立場無關。而且在會場上，主教也確實指出了當時不成熟的進化論理論所存在的一些缺陷。
另外，我們會忽略同時參與這場會議且發言的還有一位神職人員弗雷德里克·譚朴（Frederick Temple），此君的立場則是支持進化論的，而他後來成了英國教會的領袖坎特伯雷大主教，推廣了英國教會內的進化論學習。
這時候，我們又如何用這些簡單的標籤判斷這複雜的狀況？誰是好人，誰是惡人？誰是先知，誰是無知？貼標籤總是容易的，然而這並不是了解真相的方法。
【作者簡介】
聶建松|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宗教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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