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被貶官非但不醜，還很光榮，因貶官而成名的人比比皆是

宋朝被貶官非但不醜，還很光榮，因貶官而成名的人比比皆是

文/晏建懷

宋朝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對於許多因直言而遭到貶謫的官員，儘管生活境遇一落千丈，但在士大夫中間的聲譽卻常常與日俱增，他們因貶官而成名，有的甚至「一貶成名」。

范仲淹就曾經因為貶謫而名揚士林。事情是這樣的。宋仁宗繼位時，年僅十三歲，少不更事，由劉太后垂簾聽政。天聖八年（1030年），宋仁宗已經年逾二十，可以親政了，劉太后卻絲毫沒有還政於宋仁宗的意思。當時，范仲淹只是秘閣校理，身微言輕，但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上書《乞太后還政奏》，請劉太后「卷收大權，還上真主」，讓「春秋已盛」的仁宗親政。這簡直是以下犯上，與最高權威叫板，因此觸怒了劉太后，被貶為河中府（今山西永濟市）通判。范仲淹貶官後，同僚士大夫們非但沒有對他另眼相待，反而成群結隊到城門口為他餞行，讚揚他說：「此行極光。」

明道二年（1033年），親政後的宋仁宗希望有所作為，提拔了一批劉太后「垂簾聽政」時受到壓制的官員，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他被召還，提拔為右司諫。然而，范仲淹並沒有因為宋仁宗提拔了自己而裝聾作啞，做皇帝身邊的老好人，當宋仁宗因為寵幸尚氏、楊氏二妃，準備廢黜郭皇后時，范仲淹馬上上書說郭皇后不可廢，甚至多次與御史中丞孔道輔一起，率領所有諫官到垂拱殿門，要求皇帝接見，讓他們訴說皇后不可廢的理由。宋仁宗非常惱怒，不僅沒有接見他們，反而把范仲淹被貶去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士大夫們又結伴為他餞行，讚歎說：「此行愈光。」

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時任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當時，呂夷簡任首相，培植親信，拉攏朝官，以維護宰相的個人權威。范仲淹最恨用人不公，便把一些要員的晉陞情況繪製成《百官圖》，呈宋仁宗閱，並指著上面開列的百官晉陞順序說：「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為公，如是為私，意在丞相」。呂夷簡知道後，氣得七竅生煙，反在仁宗面前狀告范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范仲淹因此落職饒州（今江西鄱陽）。士大夫們又為他餞行於郊外，盛讚說：「此行尤光。」范仲淹越是因言獲罪，士大夫們越是對他欽佩，貶得越遠，名氣越大。

宋仁宗時代因直諫而成名的大臣，還有一個「真御史」唐介。

宋仁宗皇佑年間（1049—1054年），唐介出任殿中侍御史。御史是個言官，可以糾百官之失。宋代言官還握有一項特權，可以「風聞彈事」，哪怕是對於沒有真憑實據的事情，也可以進行彈劾。皇佑三年，唐介「風聞」宰相文彥博巴結宋仁宗寵幸的張貴妃，便以「陰結貴妃，專權任私」為由，彈劾文彥博。唐介上書彈劾的同時，還在朝會上，向宋仁宗當面「揭發」文彥博，說他當年任成都知府期間，曾贈送「蜀錦」賄賂張貴妃，斷言文彥博提拔為宰相是「走夫人路線」的結果。眾目睽睽之下，唐介曆數宋仁宗最信任的宰相文彥博的不是，這既是彈劾文彥博，又是指責皇帝用人不當，尤其是一句「因貴妃而得執政」，讓宋仁宗這位平日里輕易不發火的皇帝非常氣惱，他憤憤地說：「上疏談論大事是唐介作為御史的職責，但說文彥博靠巴結嬪妃當上宰相，這是什麼話呢？！」並威脅要貶唐介的官。唐介絲毫不怯，針鋒相對地說：「臣忠義憤激，鼎鑊不避，何懼貶官？」於是，唐介被貶為英州（今廣東英德市）別駕。

唐介「鼎鑊不避」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士大夫們。唐介遠謫之際，他們紛紛寫詩送行，讚譽之聲，不絕於耳，其中有兩首詩最為著名，不僅轟動士林，而且廣為流傳。一是太常博士梅堯臣，當時，他與歐陽修齊名，並稱為「歐梅」。在唐介遭到貶謫之時，他感憤之下，洋洋洒洒寫了一首五百四十字的長詩《書竄》，不但在詩中聲援唐介，而且把文彥博結交貴妃的行徑，大大譴責了一番，其言語之直白，態度之鮮明，當時詩作中少見。二是天章閣待制李師中的《送唐子方之貶所》（唐介，字子方），詩曰：「孤忠自許眾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為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成為了士大夫爭相傳閱的佳作。尤其一句：「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給予了唐介極高的評價，唐介因此獲得了「真御史」的雅號，非但沒有因貶謫毀譽，反而聲名鵲起。

宋朝士大夫有擔當，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以向皇帝提意見為己任，以彈劾權臣為己任，倘若因此而受到貶謫，反覺榮光，也迅速成為朝野讚譽追慕的對象，兩宋三百年間因貶官而成名的人比比皆是，陳上述二人外，還有歐陽修、包拯、司馬光、蘇東坡、胡銓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