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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傅璇琮先生


懷念傅璇琮先生


傅璇琮


1988年9月,我自蜀中負笈京華。行前,家父同窗摯友、四川大學中文系張清源教授囑咐我,她與傅璇琮先生的夫人徐敏霞先生是北大研究生時的同學,讓到京後代致問候,我明白這實際上是長輩有意為晚學創造求教學界前輩的機會。於是當年秋冬之際,我第一次去中華書局見到了傅先生,不大的辦公室雜亂無章地堆滿書籍,當時的傅先生不過五十來歲,瘦弱但精神,幾乎沒有多餘的話,便問我打算做些什麼研究,我也不知道當時胡亂說了些什麼,只記得不管說什麼,他的回答總是好的好的、是的是的。低調、隨和、謙遜,一如我當時對中華書局這個大名鼎鼎的出版社的印象:地處喧騰的王府井大街,一進入它的大門,似乎便隔斷了紅塵,簡樸的陳設與幽邃的氣氛讓人怦然心動。


轉眼到了1991年夏天博士論文答辯的環節,啟功先生幾次與我斟酌答辯委員人選,最後圈定了校外三位:傅先生、馮其庸先生和袁行霈先生,校內兩位:鄧魁英先生和張俊先生,並請傅先生擔任答辯主席。後來知道答辯的這一天也是傅先生值得紀念的一天,因為在答辯會的間歇,他說他頭一天接到了中華書局總編輯的任命。


博士畢業之際聯繫就業單位,我所以選擇中華書局因素頗多,但必定與第一次去拜見傅先生時中華書局留在腦海里的印象有極大關係。文學室主任許逸民先生通知我,最好請導師寫一封推薦信,更利於我的求職。啟先生的信豎行,抬頭是「璇琮、逸民同志賜鑒」,二位先生的名字是並排書寫的。後來啟先生在給我的信中也提到,「在傅許二公身邊,工作即是學習」。後來我一直沒問過進中華書局的細節,但我想身為中華書局總編輯的傅先生,一定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供職中華書局近九年的時光,最早一次與傅先生的工作接觸,是大約1992年春夏之際,隨傅、許二先生和文學編輯室副主任徐俊兄一同去南開大學,與羅宗強先生談他的文學思想史系列的編纂與出版。傅、羅二先生年齡相若,既為同行,更是摯友。當時教授的生活條件與今天別如天壤,羅先生說他正等著校內留學生離校,好買一輛二手自行車。因此,當他要請我們一行吃飯時,傅先生執意不肯,我們有意轉請,他們更不好意思,結果只能是我們獨赴狗不理。當從校門口喊了兩輛三輪車離開,車已經騎出十幾米,羅先生讓他的學生張毅追上來,往兩輛車的車夫手裡各塞進一張票子。

第二年我從文學編輯室轉到國務院(後改「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辦公室,傅先生本有中華書局總編輯的重任在身,但作為新一屆古籍小組秘書長,受小組組長匡亞明匡老之託,直接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各項工作,我受到傅先生的耳提面命就更僕難數了。要我現在來總結當年對傅先生的印象,那就是工作內容上一以學術為旨歸,工作風格上可謂靄如春風,從來沒有一絲領導的架子。



懷念傅璇琮先生


傅先生八十大壽時的留影



傅先生平時言語不多,交談內容幾乎不牽涉工作之外。但有一天他來到我的辦公室,也不說話,只笑吟吟地遞給我一個用報紙包裹的東西,打開一看,是一個大鏤花玻璃盤,原來,傅先生知道我快要結婚了,這是送給我的賀禮!我竟一時語噎。外表上看起來粹然儒者的傅先生,內心也是充滿人情味的!

1996年末,匡老以九十一歲高齡去世。次年中,匡老一手創刊,張岱年先生主編,問世不過四年卻已頗具影響的《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雜誌,等不到年底即被新聞出版署叫停,連交了一整年刊費的訂戶的利益都無暇顧及,卻沒有一個人向我們解釋過原因。我手頭沒了具體工作,一時反倒覺得輕鬆。就這樣過了一年多,1999年初夏的一天,突然接到電話,電話那頭是清華大學中文系的藍棣之教授,說系裡正在考慮我的調入問題,希望暑假後先去上課。我與藍教授素昧平生,與清華中文系也從無交往,一時間以為他找錯了人,詢問之下,才知道是傅先生推薦的我,藍教授也詫異於傅先生竟然沒有把這件事告訴當事人!後來傅先生才告訴我,因為一年多來古籍辦的工作沒法正常開展,他早就在考慮辦公室里年輕人的出路問題了!傅先生對後學的提攜是天下共知的,他被稱為當今的韓荊州,豈虛言哉!


我於1999年底正式調入清華大學中文系,見到傅先生的機會自然驟減了,但傅先生和很多老輩學者一樣,有一副特彆強健的筆頭,他將平時口頭未曾表達的所思與所作訴諸筆墨,用不著雕琢,隨手寫來便是至文。有時,信夾在印有他新發表的文章的雜誌或複印件里寄來,我於是能知道他新近又發表了什麼文章,又給什麼新著寫了序言,知道他最近在思考什麼學術問題,有時從字裡行間也不免感知到他的一些思想情緒。他退休了,一度有些失落,這種失落與世俗的權力貪戀毫不相干,而是緣於對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一種悵觸。


2007年間,我承乏作中文系主任,當時的清華中文系和學校其他一些文科專業相似,規模小,缺大師,系務會同仁普遍感到,除了積極引進優秀學者外,名家的引導對學科發展十分重要。幾經商量,人選都議而難決。當我提出傅先生,大家才猛然間覺得找到了理想的人選。傅先生不僅名頭大,與清華的關係和對清華中文系的支持也由來甚久。他和夫人徐敏霞女士1951年考入清華中文系,兩年後因院系調整轉到北大中文系,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清華復建中文系,有意聘請他擔任系主任,但他甫任中華書局副總編輯,事遂不行,只應命兼職教授。現在傅先生業已退休,或許有機可乘。我們將此想法報告給分管文科工作的謝維和副校長,得到他的積極支持和大力推動,很快學校就決定全職引進傅先生,並成立古典文獻研究中心,聘請他為主任。2008年5月,研究中心舉行成立儀式,馮其庸、徐蘋芳、田餘慶、李學勤等學界名宿與會,校長顧秉林、副校長謝維和與會,顧校長在會上對傅先生的加盟寄予厚望,並作了重視基礎文科的講話,對正在加速發展的清華文科必定是有積極意義的。


在清華的八年,也是傅先生生命的最後八年。傅先生家住六里橋中華書局宿舍,與學校之間很有一段距離。從開始我們就跟傅先生反覆強調,他來校的次數和時間視其方便,學校全無要求,但傅先生在最初的三四年間,每周三、周五上午必到校,如遇天氣不好,則順延一天。後來有所減少,也不少於每周一次。他總是大清早即到校,偏偏我是夜貓子,常常在早晨七點來鐘被他從辦公室打來的電話叫醒。最後兩年,傅先生逐漸不良於行,但也一直堅持到需要院收發室或系辦工作人員攙扶著上樓為止。


傅先生在清華期間招收了兩名博士生和一名博士後,為研究生開設過專題課,外系以及外校的同學都來旁聽。研究方面則做了幾件大事。一是古典文獻研究中心與寧波市鄞州區委宣傳部合作成立王應麟研究基地,傅先生主持《王應麟著作集》的編纂工作,由中華書局陸續出版。鄞州王應麟是南宋大儒,治學面廣,著述豐富,學術史地位相當重要,卻直到七百多年後才有精審的全集整理本問世。二是仿元人辛文房《唐才子傳》及他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主編《唐才子傳校箋》例,主編並出版《宋才子傳校箋》厚厚四冊。此書不僅是宋代作家生平研究的重要成果,在撰著體例上也既有繼承又有創新,從一定角度上講,是一部自我作古的學術著作。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重啟並完成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他與顧廷龍顧老共同主編一千八百巨冊《續修四庫全書》時即動議而久未能付諸實施的《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從2009年10月在清華大學召開「續修四庫全書提要編纂學術研討會」始,到辭世之日止,傅先生在最後的六七年中,念茲在茲的就是這一樁事。舉凡制訂凡例、規劃作者、審訂稿件、督促出版,傅先生無不親力親為。在當今的學術環境下從事這種集體撰著而且是提要類撰著,真是吃力不討好,何況《續修》收書五千六百餘種,廣涉四部,學科繁多,邀約作者的難度是不言而喻的。傅先生是國內外學術界享有盛名的學者,又居中華書局掌門職位多年,對學術界情況了如指掌,不少學者尤其是知名學者都與他熟稔,得他幫助與提攜的不在少數,是傅先生的親點乃至親邀使他們無法推脫。完全可以說,沒有傅先生,這項工作至少不能在這個時間段開展,也不能在不算太長的六七年中完成。這六七年間,我目睹了傅先生用什麼樣的態度和怎樣的方式工作。就我個人而言,不僅以有機會在他身邊協助完成這一有意義的學術工作感到榮幸,過程中獲得的治學態度和人生觀的感悟,亦將堅定我在自己認定的人生道路上前行。


傅先生生前只看見了他晚年精力所系的《續修提要》史部和集部的出版,這令人既感欣慰,又深為悵惋。他剛開始仍然像史、集二部一樣,親審經、子二部的樣稿和初稿,後來因身體原因無法逐條審讀,直到纏綿於病榻,還反覆向我表達他的不安。


傅先生之與清華,還有有趣味的一件事。現而今「清華簡」舉世著名,其豐富的史料價值通過李學勤先生及其團隊的研究正在不斷呈現出來。而其得以入藏清華大學的機緣,正源於與傅先生有關的一場餐聚。那是在2008年6月初,時任校黨委書記陳希宴請剛到校不久的傅先生夫婦,並請另兩對夫婦——楊振寧先生夫婦和李學勤先生夫婦作陪。李先生與傅先生是清華時期的同學,席間,李先生向陳書記首次提及這批後來被稱作清華簡的簡冊,陳書記問價值如何,李先生的回答極簡而極有效,說這是一批連司馬遷都沒有見過的東西,就是這句話打動了陳書記,由此拉開了引進這批竹簡的序幕,後來又因這批清華簡,順理成章地有了後來千家高校趨之若騖的「2011協同創新中心」的花落清華。


人們都愛說世間上的事是偶然中有必然,但我總以為必然是在某個時空的必然,假設沒有某種偶然因緣的湊泊,錯過了屬於某種必然的特定時空,可能的必然未必就能落實為已然。所以,我個人寧願將這一次餐敘引致的清華簡的必然,當成是傅先生給予清華大學的一個大bonus。

傅先生是一個極為純粹的學者,有著傳統文人的修養和品格。除了學術,他似乎沒有別的愛好。記得中華書局組織去房山春遊,人人都在跋山涉水,只有他在一塊唐碑前駐足,後來對身邊的人說,這塊碑應該告訴陳尚君,他不是正在編《全唐文補編》嗎?這是我第一次知道陳尚君兄在干這件事。


2012年11月,正逢傅先生欣開九秩,多年來晨夕奔波,熱忱參與和支持各種學術活動的他,堅辭四方學人和包括清華大學在內的各類機構舉行慶壽活動的要求,只由中華書局組織了一場不過十來人參加的座談會。在他執教的清華大學,則是由中文系古代文學專業的幾位學生代表來到古典文獻研究中心,送上一束鮮花和一冊影集,影集里摭拾的是他四年多來續緣清華的部分場景,從學術會議的講話,到研究基地的揭牌;從與同系師生的聚會,到逸夫館邊林蔭道上的漫步。影集前綴有兩行題詞:「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清華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專業師生敬賀。」



懷念傅璇琮先生


影集題詞



傅先生善著書而不善言辭,一如古代的司馬長卿和現代的王靜安。有一次在杭州開會,浙江圖書館古籍部的谷輝之女史正隨吳熊和先生讀博士,會議閑暇,她對傅先生說,您跟我們說說怎麼做學問吧。不承想這成了讓滿肚子學問的傅先生頗費躊躇的一個問題。他認真地想了好一會,才說是這樣的,我用中華書局五百字的大稿紙一撕兩半,遇到有用的材料就抄下來。看著周圍伸長脖子等著取經的人疑惑的眼神,傅先生補充道,就這些了。這讓我剎那間想起了王國維,每當有人請教他問題,得到最多的回答就是「弗曉得」、「弗的確」。什麼叫「君子盛德,容貌容不足」,這就是啊!我開玩笑說,傅先生,照您這麼一說,我們都沒辦法做學問了,為什麼?弄不到中華書局的大稿紙啊!一句話把大家說得笑起來了。


傅先生平生儉樸,熟悉他的人不會忘記,他外出時拎的都是哪次會議發的文件包,輕便而不經使,好在他參加的會議多,磨到破爛發毛的程度總有的可換,顏色不同,樣式各異,簡易則一也。在清華八年的頭五六年間,他都是乘公共汽車來上班,中間需要在人民大學中轉一次。我提出各種方案,如找一輛專車接送他,找學生陪護他,他都堅決謝絕。謝副校長很嚴肅地對我說,一定不能讓老先生趕車來上班,沒有經費我來解決,出了問題你要負責,我也只能心裡叫屈。後來自覺腿腳不便了,遂改打的,卻只打到人大東門,理由是從家裡去公交車站需要行走,但從人大東門乘公共汽車到清華西門,再搭校園小公共到新齋門口,就無有不便了。


有人會說,傅先生這輩吃慣苦的人,節儉成習的大有人在。但能做出下面的事的,就不一定大有人在了。那就是每次擠公共汽車上下班的傅先生,卻時常讓他的博士生和博士後用他的科研經費去購買學業所需的書籍!親歷此事的學生非止一人,非止一次,故我所言班班可考,確鑿無可懷疑。傅先生小女兒文青後來告訴我,在病床上,父親還叮囑家人,擬送哪位學生多少錢,因為他們還是學生,或者剛剛入職,正是需要花費的時候!


傅先生去世了,那是一個四十年不遇的滴水成冰的祁寒之日,2016年1月23日下午三時許。其時學校已入寒假,我頭一天剛抵蘭州岳丈家探親。傅先生愛吃甜食,本來我已經買好了一包甜點,準備離京前一天去醫院看望,恰巧照料傅先生病中事務的中華書局出版部主任張宇兄當天清晨來電,說他馬上就要去醫院處理事情,得知我也準備去探視,便說人多了不方便,改天吧。我告他明天有出京之行,他說那就春節以後吧,沒事,傅先生現在挺好的。次日上午我在機場給徐俊先生電話報告行蹤,徐先生說傅先生現在是挺好的,你放心去過寒假吧。又說也正準備給你打電話呢,清華校辦剛來電話,說校領導這兩天想來看望傅先生,這讓我們怎麼過意得去啊。


當時誰能想到,從此就再無見傅先生之日了!


23日上午十點左右,傅先生的學生盧燕新從遙遠的美國告知傅先生病危。我與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傅先生大女兒旭清通電話,他們都在趕往醫院的路上。要命的是,幾乎就在電話剛掛的同時,鈴聲又響,家姐報告八十七歲的老母親平地跌跤,正由120急救車送往醫院。那一刻,我真覺得天似乎都要塌了。


我不得不趕回家中看護老母,不得不錯過向傅先生作最後告別的機會。一個月後,母親的傷情幸有好轉,我回到北京,打開傅先生薄塵輕蒙的辦公室,久久佇立,心緒黯然。我又再次來到傅先生家中,所見只有逼仄的客廳牆上傅先生的遺像,微笑著看向世間。白布鋪就的案子上擺放著鮮花和奠饌,我也看見了那包由我妻子呈獻的甜點。我向傅先生鞠了三個躬,為了怕傅師母難過,強忍住淚水,沒讓它流下來。直到此時,我彷彿才真確地知道,寒齋清晨的床頭再也不能響起傅先生電話的鈴聲了,從1988年初次拜見算起,結緣二十八載的傅先生,真的離我遠去了。


傅先生辭世當晚,我草草擬就一副輓聯發在微信上,平仄之不講、措詞之不工是明顯的,但好在因情造文,確屬心聲,也就由它這樣吧:


是老師是領導是同事廿八年提命情誼難忘,


為出版為學術為人文數十種著述聲譽永播。(文/劉石)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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