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兆言：一個六十年代小學生的回憶

文 |葉兆言

1964年夏天，我已經七歲，就要上學了。此前的記憶一片模糊，像陳舊的黑白老影片，基本上別人怎麼說，隱隱地便覺得好像有這樣的鏡頭。都是些不完整的碎片，斷斷續續，連不成故事。我屬於那種比較遲鈍的孩子，個子很小，人很瘦。祖父嫌父親母親不會照顧孩子，營養不良，把我接到北京去養了一陣。為這事父親很得意，說在帝都這麼長時間，也沒見長個子，還是那麼小，還是那麼瘦。

記憶中，在北京睡過小沙發，把兩張小沙發拼起來，結果就尿床了。這個印象非常模糊，多年後，堂姐笑著說起此事，說祖父單位有個醫生會針灸，老人家去上班，把我帶去，讓那醫生為我扎針，說是可以治尿床。這印象也完全是別人說了，才覺得有那麼一點點，真正能記住的場景，是看見很多人在一本正經地做廣播體操。那時候，祖父在教育部上班，已經是個七十歲的老人，小孩子印象中，是個很老的老頭了。我看見很多人在做廣播體操，一個個木偶似的，這很好玩。

資料圖：文革時期的北京

記得在北京過年，伯母給壓歲錢，還給了我一個漂亮的小鐵盒子，裡面裝著很多糖果。下雪了，堂哥在四合院雪地上寫字，用樹棍寫我的名字，我追出去，跟著他在地上亂畫。也許是人小的緣故，覺得院子很大，雪很深，迴廊很長，無聊的時候可以一圈圈地跑著玩。好像也燃放了爆竹，我膽子小，只是看別人放。有一台電子管的黑白電視，正對著吃飯桌子，機身很大，屏幕很小，很少打開，好像只是在吃飯的時候看幾眼。

從北京回南京，坐火車還要擺渡。有很多年，我一直想不明白，為什麼人坐在火車上，一會兒往前一會兒往後，就渡過長江了。其實我對滾滾長江也沒什麼印象，感覺自己是看到了，又好像什麼也沒看到。亂鬨哄的，周圍人都下車了，大約是怕小孩子亂跑，我被留在車廂里。已記不清是誰把我帶回南京，甚至連我父母也想不起來，後來追問他們，他們也沒有任何印象，反正朦朦朧朧去了北京，又朦朦朧朧回來了。

回南京是為了要上小學，我父母當時正投身於轟轟烈烈的四清。按照父親的解釋，這已經可以算是文化大革命開始。所謂四清，是「在農村和少數城市工礦企業、學校等單位開展的一次社會主義性質的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的教育運動」。父親說，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人與人之間關係，基本上是我批判你，你批判他，他又批判另外一個人，沒完沒了地循環。誰都是批判者，誰又都是受害者。

資料圖：文革宣傳畫

因為父母都下鄉四清，我由保姆照應。可是報考學校，卻由鄰居的一位老大爺領去。為什麼會是他，會是一個這麼糟老頭子帶我去，始終是個謎。我父母也想不明白，我們家的保姆很漂亮，據說還有一個相好是大學生，為什麼不是她帶我去報考。那時候也沒什麼學區概念，已經有好壞之分，想讀哪一所小學，必須要象徵性地考一下。記得是問了幾道算術題，問了幾個方塊字，便被錄取了。在我們家附近有三所小學，從距離遠近看，我讀的那所小學居中，以現在的流行說法，屬於南京最好小學之一，周邊房子一定可以賣大價錢。

那所小學叫游府西街小學，有著一百多年的歷史。我讀書時，正式名字叫「白下區第一中心小學」，一所五年制實驗小學，其他小學都要讀六年，這所學校的最大好處是可以佔一年便宜。我所居住的家屬大院，許多孩子年齡相仿，與我同校同級一個也沒有，天天上學放學都一個人，感覺上很孤獨。路面有樹，一邊走，每遇到一棵樹，就用手去拍打一下。當時馬路上不要說汽車，連自行車都很少看見，小孩子上學都是自己去自己回，誰要是有人接送，絕對會讓同學笑掉大牙。像我這樣在家靠保姆照應的小孩，絕對不能讓人家知道你們家有保姆，否則就是資產階級，就是剝削階級。

小學一二年級學過什麼，一點印象也沒有。父親和母親各忙各的，父親總是在寫英雄人物，他是一名編劇，總是在不停地塑造高大全英雄。母親是劇團的頭牌花旦，總是在不停地扮演英雄人物，那種幾乎不食人間煙火的女一號。他們很少有心思過問我，那是暴風雨開始前的一種平靜，火山即將爆發，我的父母內心深處都非常緊張。父親是右派，寫劇本是戴罪立功，對就要到來的文化大革命已有預感。母親出身貧苦，時時被提醒不要驕傲，不要脫離群眾，不要有資產階級的名利思想，要鬥私批修，要不斷革命，她的緊張是一種困惑，不知道自己應該怎麼樣才對，才跟得上形勢。

資料圖：文革宣傳畫

我對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記憶，就是同學之間喊著玩的順口溜：

吳晗鄧拓廖沫沙，

屁股上面一個疤。

不知道外地小學生是不是也這樣，反正我們翻來覆去地念叨，一邊有腔有調地念，一邊拍手，女孩子跳牛皮筋，也是反覆用這麼一句。文化大革命對於國家是悲劇，對於我們這些小學生來說，卻是地地道道地喜劇開場。很快，就又有了新的順口溜。

同樣是順口溜，同樣是好玩，文化大革命正在走向深入。對於我們這些孩子來說，越深入越好玩，越亂越有意思。打倒這個打倒那個，看人遊街，看人抄家，看宣傳隊在街頭演出。到處都是戴著紅袖章的紅衛兵，也不知道為什麼，學校成了外地來串聯的紅衛兵接待處，我們不得不到另外一所叫「群立小學」的學校去上課。兩個學校的學生同時上學，安排不了，只好錯開來，都只上半天課。大家覺得很新鮮，換了一個新地方，一切都覺得新奇。過了一陣，大串聯的熱鬧結束，我們又回到自己學校，就跟遭過洗劫一樣，四處狼藉，門窗損壞了許多，電燈線都給剪了，說是紅衛兵沒錢，把電線剪了，剝出裡面的銅芯，再拿去收購站賣錢。

資料圖：串聯紅衛兵

父親和母親很快也出現問題，我們家也被抄了，他們雙雙進了牛棚。保姆走了，我寄居在那個當初領去報考小學的鄰居老大爺家裡。少年不識愁滋味，在有些文章中，我誇大了父母被批判帶來的苦惱，那年頭，挨批鬥的人很多，一輪接著一輪，有很多狗崽子，今天還在嘲笑別人，很可能明天別人就嘲笑你。因此大家都很朦朧，有時確實會有些歧視，但是也就那樣。很多事情彷彿註定，同學中天生有厲害的和沒用的，厲害的就算是父母被打倒，他照樣還敢欺負那些沒用的同學。我從來都是屬於沒用的學生，槍杆子里出政權，拳頭下定是非，厲害的同學在學校里仍然可以囂張，照樣是想打誰打誰，父母有問題沒什麼太大關係。

人人胸口都別著毛主席像章，人人頭上都戴著一頂綠軍帽。有一段時期，流行搶像章和軍帽，在商場或者街頭遊盪，突然會有個人竄上來，在你胸口使勁一抓，搶了就抱。有人專搶年輕漂亮的女孩子，現在想起來，不排除是趁機吃豆腐。搶主席像章算不上什麼犯罪，真被人逮住了，可以說自己是因為熱愛毛主席才這麼做。有一天在中央商場，就在我們眼前，一位女孩子的像章被搶了，是一個與她差不多的男孩，應該是個初中生，動作很快，一下子沒撈到，緊接著又是一下，很粗魯地一把抓住，得手以後，一溜煙地消失了。女學生遲疑了一會兒，顯然被抓得很疼，也有些害羞，站在那痛哭起來。

資料圖：文革宣傳畫

我們汲取教訓，自以為是地將毛主席像章反過來別，別在衣服裡面，要給別人看，就將衣扣解開，掀起一角，有些像地下黨對暗號，動作很神秘，也很誇張。當年有一頂真的軍帽，有一枚漂亮或特殊點的毛主席像章，絕對是很露臉很有面子。我們家屬大院一個小孩，不知從哪弄到一個碗口那麼大的像章，用一根細繩子拴住，掛在脖子上。許多孩子一起玩彈子，也就是那種在地上彈著玩的小玻璃球。金光燦爛的大像章晃來晃去，特別礙事，輪到他彈玻璃球，非得用另一個手捧著才行。我就小聲嘀咕了一句，說你騷包什麼呀，戴這麼一個大東西怎麼玩，他立刻翻臉，很驚恐地說：

「你你他媽反動，反動，說戴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像章……是騷包，說毛主席像章是東西！」

永遠都忘不了當時的恐慌，不僅是我，一起玩的小夥伴不約而同都有些緊張，這確實太反動。當然，過了一小會兒，只是過了一小會兒，就跟沒發生過一樣，我們又若無其事地玩起來。

2016年9月27日 河西

(原文略有刪改)

【作者簡介】

葉兆言|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著有《花煞》《燭光舞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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