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张士贵怎么得罪了薛仁贵，竟被丑化千年

在《薛仁贵传奇》中，唐太宗李世民做了一个梦，梦中李世民被辽人追击，正当危难之间，一身披白袍的小将突然出现，救了他一命。醒来后，李世民让军师徐茂公解梦。徐茂公说，这位白袍小将是未来的国家栋梁。于是，李世民安排张士贵在山西以招兵方式寻找「应梦贤臣」。

唐高祖李渊的堂侄是为李道宗，也就是《薛仁贵传奇》中的皇爷，与徐茂公等瓦岗寨系关系不佳，害怕「应梦贤臣」会威胁自己的地位，毕竟这梦是徐茂公解的。于是，李道宗让岳丈张士贵在找到薛仁贵后对其「近则拉拢，远则宰之」。

后来，薛仁贵三次投军都因张士贵的阻拦而失败，直到程咬金（即程知节）的帮助下才当了火头军（相当于炊事兵）。在张士贵等人的几番阻挠下，薛仁贵在军中受尽屈辱。东征渤辽叛军时，薛仁贵带领火头军先锋开路，所向无敌，屡建奇功，但其功劳均被张士贵记在其女婿何宗宪名下。

凤凰山之围中，薛仁贵救出李世民，并乘胜追击铁世文，三箭定军山，最终让铁世文死于龙门阵下，歼灭叛军。张士贵在陷害薛仁贵的事情败露后欲杀人灭口，但薛仁贵仍得以逃脱，并在徐茂公、程咬金等人帮助下，最终见到了李世民。真相大白之后，张士贵起兵造反，兵围长安，但战败被杀。

然而，这都是虚构的，甚至可以说是诽谤抹黑。实际上，张士贵不仅没有陷害过薛仁贵，而且还是薛仁贵的伯乐。薛仁贵在他的提拔下渐渐成长为大唐名将，而他也被封为虢国公，死后陪葬昭陵。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皇陵，据《小方壶斋舆地从钞》记载，昭陵陪葬「诸王七、嫔妃八、公主二十二、丞郎三品五十有三、功臣大将军以下六十有四。」长孙无忌、程咬金、魏征、房玄龄、李靖、尉迟恭（尉迟敬德）、马周等人都陪葬于昭陵，当然其中也有张士贵。假如真像《薛仁贵传奇》中所言，张士贵最后甚至起兵反叛，还把长安城给围了，怎么可能有资格与程咬金等功臣一样，享有陪葬昭陵的资质？

《旧唐书》与《新唐书》均有关于张士贵的记述，但字数较少，仅一百余字，或许这也是张士贵能被黑的原因之一吧。根据史书记载，张士贵本名忽峍，善于骑射，臂力惊人。隋末聚众为盗，号为「忽峍贼」，后追随高祖李渊，任右光禄大夫，战功卓著。张士贵随从伐东都洛阳，被任命为虢州刺史。李渊对他很是满意，甚至想让他着华丽之服饰去游街彰显雄姿。

张士贵同样深得李世民信任，曾在李世民的统领下击败勾结突厥的刘武周，并跟随李世民征战中原，在击破王世充、窦建德等人上功勋卓著，被当做李世民的嫡系心腹，玄武门事变后被委任为玄武门长上，成为禁军首领。

贞观七年，西南叛乱，李世民命张士贵前去平反，士贵得胜而归。李世民听闻士贵事先士卒，冒着敌人的箭矢冲锋，为报国家而生死不顾，很是感叹「虽古名将，和一家也！」

贞观十八年，太宗下诏调集粮草，招募军士，准备东征高丽（旧唐书卷八十三为高丽而非高句丽）。薛仁贵就是在这时候到张士贵军营投军，成为士贵部属。第二年三月，太宗亲征高丽，张士贵以辽东道行军总管之名随太宗东征。

此次东征，唐军无果而归，但在安市大捷中张士贵担当先锋，率领精锐部队冲锋陷阵，太宗李世民亲临观战。张士贵部将薛仁贵身披白袍，手持方天戟杀入敌阵的形象深得李世民欢喜。后来李世民对薛仁贵说：「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东征归来后，薛仁贵一直跟随张士贵守卫玄武门。高宗永徽四年，张士贵离开军队，入朝为官，薛仁贵接替其守卫玄武门重任。所以，这里并没有什么「应梦贤臣」的故事，更没有张士贵欺压薛仁贵，抢夺其军功的故事了。

《薛仁贵传奇》是根据中国古代民间故事和清代如莲居士的《薛仁贵征东》改编而来。据考证，目前可知最早关于薛仁贵演述的讲史评话是《薛仁贵征辽事略》，其作者不知何人，当然这是民间评书的常态。

根据著名文献专家赵万里的《薛仁贵征辽事略?后记》整理，张士贵的反面形象最早出现在南宋时期。东北女真族的金国灭掉辽国之后南下进攻宋朝，完颜宗望长驱直入，并包围了北宋都城开封。此时，北宋内部主战主和派开始分裂，以张邦昌为代表的主和派主张割地求和，而李纲等人则力主保卫东京。靖康二年，开封陷落，徽宗、钦宗及后宫、宗室百官等三千余人被金人俘虏。

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商丘）登基，建立南宋政权。时，朝廷内部又出现主战主和派，而老臣们多站在主和派，青年将领则主战。此时，民间借古讽今的话本作者们就把唐朝老臣张士贵比喻腐朽老臣，而薛仁贵则是朝中主战的青年将领，为突出薛仁贵形象，张士贵也就被往死里贬低。

在金国统治地域内，金太宗为缓解汉人的反抗，安排刘彦宗承制授官，从汉人士大夫中科举选士以填充官僚体制。张士贵的十六世孙张国祯也参加了金朝的开科取士，并考中进士，担任著作郎、集贤院学士等职，金朝皇帝的诏令也多出自其手。这对金朝统治区内的北宋遗民来说，张国祯作为名将之后做出侍奉金朝的事情是不可容忍的。于是，一些人便开始编造故事来诽谤污蔑当朝权贵，张士贵不免中枪，被一黑再黑。

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明清换代之际。清朝入关后，对汉人的文化思想施行怀柔与高压并行政策。一方面继续推行科举制度，招揽汉人入朝为官；另一方面又大兴文字狱。故而文人志士们只得通过话本小说，戏曲演绎来借古喻今。《说唐全传》便是在此时形成的，《说唐》继承了《隋唐演义》的创作方法，其中内容多有不可考证及凭空捏造之事，长期以来被学者文人们蔑视，斥之为「粗犷鄙俚，实不足道」。如莲居士也在给《说唐》写的序言中表示自己曾读过此书，后来他写的《薛仁贵征东》也有参考。

然而，话本戏曲小说在民间的影响远比正史大，张士贵奸臣形象已经深入民间，持续了一千多年。新旧唐书对张士贵的记载也仅有百余字，并不充分，给一些人留下了想象空间，很难有更多史料为其平反。

终于，1972年，陕西文物考古队发掘出张士贵的墓志铭，由唐朝宰相上官仪撰写的铭文给了张士贵公正而又极高的评价。

「立言无玷，树德务滋，逸气掩于关中，神契通于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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