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最成功的政治商人，其弟出賣劉備後仍能保全家族

序：說起中國古代的富商大賈，人們往往會想到呂不韋，他的政治投資使得自己躋身於秦國的權力中樞。漢武帝時期的豪商聶壹，此人是曹魏大將張遼的先祖，他曾經策劃和參與著名的馬邑之謀。

到了漢末三國，也出現了一個獨特的商人家族，那就是麋氏家族，其憑藉自身豐厚的家產為劉備集團的起家奠定了堅實基礎，也自然而然地同蜀漢政權結成了聯盟。而麋家三人麋竺、麋芳、麋夫人也不同程度的代表了漢末三國時期的幾類典型人物。

麋家世居東海朐縣（今江蘇連雲港），與普通的暴發戶不同，麋家世代經商，到了麋竺這一代家境已經是十分殷實，史載麋家「僮客萬人，貲產鉅億。」可謂是富甲一方。

此外，同普通的商人家族不一樣，麋家子弟擅於弓馬騎射，有著自己的私人武裝。在筆者看來，漢末三國軍閥混戰、盜賊橫行之時，麋家子弟之所以訓練騎射其目的是為了保障自己的財產和人身安全。

然而，麋家不僅能夠在亂世中生存下來，其家族更是載入了史冊，同為商人階層，麋家同其他的商人到底有何不同？我們或許可以從麋家的主要人物——麋竺身上找到答案。

麋竺：亦商亦儒

麋竺是麋家的當家人物，有著亦商亦儒的風範。麋竺為人慷慨、品行端正，根據《搜神記》的一則記載，麋竺從洛陽經商回家，途中遇見一個女子，女子懇求搭麋竺的順風車，麋竺沒有拒絕。一同走了數里之後，女子感激而去，臨行前她告訴麋竺，自己是天神要奉命去燒麋竺家，因為感謝麋竺的慷慨搭載，就將這一天機告訴麋竺，讓其及早準備。麋竺因此提前轉移了家中財物而沒有受到損失。

《三國演義》在這一情節上進行添油加醋，增加了麋竺與貌美女子同行而目不斜視、始終正襟危坐的情節。雖然《搜神記》的這一情節在今天看來不甚可信，但該記載和小說演繹都想從側面表達麋竺的品性，歷史記載希望說明的是麋竺為富且仁，身為富商卻不吝嗇，能夠樂於助人。而小說加工後則想突出麋竺為富且正，身為富人卻也有著正派的品行。

從歷史的官方記載來看，曹操曾經評價麋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烈」，《三國志麋竺傳》則評價麋竺「雍容敦雅」，可見麋竺身上也具有傳統儒家溫文爾雅的氣質，屬於亦商亦儒之人。

麋竺的政治投資

亦商亦儒的麋竺兼具商人的聰慧和儒士的遠見，是一個有政治眼光的人。麋竺早年就與地方的政治勢力進行聯合，擔任過徐州牧陶謙的別駕從事。後劉備入駐徐州，遭到呂布的打擊而妻離子散，差一點一蹶不振。關鍵時刻，麋竺對劉備進行了慷慨地政治投資，史載麋竺當時「進妹於先主為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劉備藉此得以東山再起。

麋竺的這一政治投資可謂成功，他看清了以下幾點：

首先，值此亂世，商人必須要依靠諸侯才能更好地生存，麋家雖然富可敵國，但得不到有實力諸侯認可，沒有政治上保障，始終有家敗人亡的危險。

其次，劉備目前實力較弱但卻很有發展潛力，對其進行投資短期雖然沒有成效，但劉備目前最需要的正是充足的財產和人力，因此此時投資日後必有回報。

最後，徐州雖然富庶，但地處要衝，不僅「郡界廣遠，舊多輕悍」，還是兵家必爭之地，久居徐州必然受到兵禍的牽連。

故此，麋竺傾盡家資協助劉備東山再起，並於此時至始至終跟隨劉備，不離不棄，甚至放棄了當時掌權的曹操授予的官職。最終，麋竺也確實得到了豐厚的回報。劉備入川後，麋竺被封為安漢將軍，位列所有劉備集團官僚前列，史載「班在軍師將軍之右」，「賞賜優寵，無與為比」，麋家因此達到極盛。

在麋氏家族取得穩固的地位後，麋竺仍然保持著謹慎，史載麋竺並不善於統帥軍隊，因此作為劉備集團的元老級人物，麋竺很少在政治、軍事方面露面，但麋竺也並不因為曾經在劉備窮困潦倒時支助過劉備而心生傲慢、染指蜀漢集團的軍政權力。

麋芳叛變後，麋竺十分羞愧和驚懼，向劉備面縛請罪，劉備寬慰麋竺：弟弟（麋芳）有罪與哥哥並無關係（麋竺）。麋竺由是羞愧難當，不久病逝。至此，麋家由盛轉衰。

麋竺的一系列舉動說明其具有很強的羞惡之心，他小心謹慎的作風致使麋家其他人不受到麋芳的牽連，可是他沒有料想到，自己的政治投資過程中會出現麋芳叛逃這一特殊情況。

但從另一個角度上看，劉備不牽連麋竺，不僅僅是因為麋竺和麋芳二人的品行不同，更重要的是麋家的勢力已為劉備所用，此時的在成都的麋家勢力對其造成不了多大的威脅。

雖然麋竺身故，但麋竺政治投資的正面效應還在延續，麋竺之子麋威，官至蜀漢的虎賁中郎將。麋竺之孫麋照，擔任蜀漢的虎騎監。麋家子孫在麋竺的政治投資下，都恪守麋竺謹慎的態度，最終官居高位、終日無事得以善終。

商人與政治的聯盟

縱觀麋竺的經歷，筆者認為他具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身份，但首當其衝的是商人。麋竺作為累世經商家族的後代，身上必然流淌的是商人的血液，其也具有商人階層獨特的智慧。但是僅僅將這種運用在經商致富上，遠不能再亂世中立足甚至不能在亂世中保全家身，故麋竺和前文提到的呂不韋和聶壹一樣，都在尋找機會同政治結成聯盟。

在筆者看來，商人與政治聯盟這是兩種動因造成的，首先是商人出於對自身人生和財產安全的保護，漢末商人群體受到中央政府、軍閥以及盜賊流寇時時侵擾，要使得自身安定，自己擁有武裝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得到統治者或是掌權者的認可，只有如此，家族的人員和財富才能得到根本上的保護。

其次，由於商人階層在古代不受重視，地位極其不穩定，商人為自身尋求政治出路，和諸侯進行聯合不僅有利可圖，還能夠藉此提升自己乃至家族的地位。

由此可見，麋竺代表的商人已經不是純粹的商人，是一種政治化的商人抑或說是商人與政治的聯盟。

不僅僅在漢末三國這樣一個特殊時期，如同文章一開始提到的呂不韋和聶壹，歷史的各個時期都有著類似之處。

只不過雖然同是政治投資，呂不韋依靠對皇親國戚的支助進行政治豪賭，力求進入權力中樞。聶壹試圖通過軍功換取自身的顯赫功績。

而麋竺和呂不韋、聶壹又不一樣，其希望於政治投資給家族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這也是三人所處的時代不同所造成的。

麋竺、聶壹、呂不韋實際上都是商人與政治聯盟的典型，但是三人的結局卻有所不同，聶壹失敗，最終家族沒落。

麋竺和呂不韋獲得了成功，但麋竺和呂不韋又不相同，呂不韋深入到了權力的核心，而麋竺最後僅僅是獲得了高級官階的名號而無實權。

雖然如此，筆者認為麋竺身後殊榮、子孫安定，算三人中結局最好的一位。而縱觀商人與政治的聯盟，商人往往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歷史大學堂官方團隊作品 文：陳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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