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馬車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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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年輕
一定刻苦地向工農兵學習
爭取早日改造成一匹識途的好馬！
文| 從維熙
出版社|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書目| 歷史，從未這樣
本書筆法沉重，有的篇章寫史，不可避免涉及「反右」到「文革」的特殊年代。該節選章節中，主人公當年的身份奇特：一位司機（馬車夫）兼媒體人。
這匹馬是棕黃色的蒙古馬，與我童年騎過那匹八歲口的老黑馬，大相徑庭。1954年我由一個山區的野娃兒，已然進京成了一名黨報記者。到了1957年時，記者稱號之外，我又多了一個副牌——出版了三本書的青年作家。一個每天揮動筆桿的人，之所以與那匹蒙古馬有了關係，要感謝1957年那場人人皆知的「陽謀」運動。一場風暴來臨，大樹低頭，小樹彎腰，連我這棵文學小草，也被連根拔起，於是我在1959年冬天，成了搖著鞭子趕著大車、穿街過市的一個車把式。至於我是如何在這場運動中成為網中之魚的，筆者已無興趣回敘——那已然是老掉牙的故事了，但是趕著馬車橫穿鬧市的經歷，裡邊蘊藏著的中國歷史的經緯，至今反芻起來還有個嚼頭——那是我還沒有折進大牆電網，留在北京巿內改造的一段往事。
本來，最初我是趕小毛驢車的車把式。由於在建國門內大街一場車技表演，才由驢車夫升格為馬車把式的。那時京城的建國門內大街，沒有林立的高樓，沒有長虹織成的彩燈；汽車、馬車與自行車，還能結伴而行。但是這條大街有著其他街道所不具備的地緣政治：那兒是北京車站拐向天安門和中南海的必經信道，因而便留下了我生命年輪中的這個絕筆。1959年，正是我國大飢餓年代的開始，人還常常要勒緊褲腰，那豬們就更缺乏飼料餵養了，我奉頭人之命，趕著一輛毛驢車每天去東郊九龍山酒廠，拉回一車車的稀酒糟，回到永定門外的四路通勞動基地，以解決豬們的腹中之飢。
那天，也許是天意讓我難堪吧，我搖著鞭子經過建國門大街時，正好碰上了迎賓車隊，要從北京站開出來。至於車隊接的是哪一位外國政要，這不關我的事；與我有關聯的是，警察催我快把驢車拉走（車廂板上固定著一個大鐵桶，桶兒殘留著稀酒糟黃黃的漿液，形態極像糞車），以防有礙觀瞻。我本來就是被打入社會另冊的老右，急忙揮鞭趕驢，真是應了老輩子留下的那句「人倒霉，喝口涼水也塞牙」的古話了，當我揮動鞭子催驢疾行的時候，可能是驢兒用力過猛之故吧，它腰下的那根肚帶，「叭」地一聲折斷了。隨著這一聲響，車上那個用來裝稀酒糟的大筒，向車尾滑了過去——由於重量後傾，驢車上兩根長長的車轅，失控地打了天秤，像兩挺高射機槍似的指向了天空。老天！肚帶在哪兒斷了都行，為啥偏偏斷在了這個節骨眼的地段呢！毛驢車是要靠那條肚帶定位的，由於沒了肚帶的禁錮，車打了前秤不說，那頭毛驢，便自由自在地從車轅里鑽了出來。
「你這是咋搞的！」警察向我大聲訓斥，「車隊就快從北京站過來了。」
「肚帶斷了，咋走？」
「哎呀！哎呀！」那警察著急地看著手錶，圍著車身亂轉了一陣，不知如何是好。
時已深秋初冬，我被眼前的尷尬局面急出了一身熱汗。情急之際，我解下來腰裡紮緊皮襖的麻繩，用它與斷了的肚帶銜接了起來；那警察幫我按下去兩個朝天的車把，兩個人折騰了好一會兒，才算讓那頭毛驢重新複位——可是這一切都已然晚了，就在我倆剛剛重新套起酒糟車的時候，那迎賓車隊已然拐出了北京站口，向西風馳而去。好在車窗上大都掛著布簾，我不知那些貴賓們是否看見了這輛「糞車」，橫在大街之側；即使是從窗帘縫隙看見了，那些不諳中國國情的外國人，也會把我當成一個青年農民——無論他的想像力多麼富有，也不會想到趕車人，曾經是一個拿著筆桿在稿紙上塗鴉的青年作家。
這次驚魂事件發生之後，我便鳥槍換炮，從驢車把式搖身一變成為馬車把式了。活兒還是每天頂著星星起床，套上馬車到幾十里之外的九龍山去拉餵豬的酒糟。馬車要往返經過永定門——花市——虹橋——東單——建國門大街的鬧市，當我疲憊地回到四路通，已是黃昏時分。一天之內，與我為伍的就是那匹棕黃色的蒙古馬和它拉著的那掛大膠輪車。這匹馬可不像兒時的「老黑」那麼安分，它有咬人的習慣，飼養它的老溫，被它咬掉過上衣的兩個紐扣；我最初駕馭它的時候，它撕裂過我的衣袖。那是我準備套車去拉酒糟、給它載上籠頭的時候，它抗議的唯一方式，就是咬你一口，給你留下個記號。好在經過幾年的改造，我已經認知了一條真理：儘管你是懦弱的書生，這個時代要求你必須做一個四肢發達、大腦簡單的兩條腿動物；否則你就是堅持反動立場的右派，是死不悔改的「花崗岩」，因而它用牙撕我的袖口，並不使我心驚肉跳。有了建國門內大街的驚魂，我也可以算是修鍊出道了。我很體諒這匹兒馬的心態：我不要自由，可它想要自由。但是不戴籠頭是不行的，它咬了我沒關係，要是行車在街市上，咬了路人我還要為它承擔責任不說，而一旦出了這樣的問題，上綱上線就是「仇視人民，縱使野馬咬傷革命群眾」。我則沒有馬的勇敢，也沒有它的反抗，頭人讓我揮鞭趕車，我則拉低了棉帽的帽沿，穿上狗皮大氅；為了抵擋冬寒，腰裡再紮上一根麻繩勒緊身腰，儼然一幅農村裡標準車把式的肖像。當然最為重要的是，「車行千里路，人馬保平安」——我在兒時的北國田園，看見許多大車的車轅把上，都貼有這樣的吉祥祝福。
但是這匹蒙古馬，實在不體諒我那顆苦心，第一次趕它上路，它就跟我「爭取自由」了：那是我揮鞭走到花市南口，準備北拐奔向虹橋小街的時候，丁字路口上一個交通警察，正站在路心的交通台上忙於疏導著南來北往的車輛，儘管我此時早已跳下車轅，用手死死拉著馬韁，那匹不知人間方圓的馬，還是不會拐那90度的彎道，斜著向交通台闖了過去。我給它戴上籠頭，防止了它咬傷行人；但是我無力制服它的蠻力——它倒是從交通台一側走過去，但後邊的大車輪子，「嗵」地一聲撞在了交通台指揮台上，致使那塗著紅白道道的圓圓的木台上的交通警察，不得不急忙跳下了路心的木台，同時對我發出一聲怒吼：
「你——你——你是哪個公社的車把式？你這是想幹什麼！」
我張口結舌，無言以對。
「你是啞巴，我在問你話吶！」他顯然沒有經受過這種侵犯，一邊用手中指揮棒指點著我，另一隻手掏出一個小本本，對我再次吼叫道：「你不回答，我扣下你的大車，讓你們公社頭頭來取車！」
我更無法回答他的質詢了。我如果告訴這位交警，我不是公社社員而是個右派，那麼這匹蒙古馬闖下的禍事，就會升溫為階級仇恨。要知道在那個年代，一切事物都以階級劃線，那匹蒙古馬不是罪源，而是心懷異己的階級敵人。多虧當時給我配備了一個跟車人，他是當年「七月派」的老詩人晏明，此時他急忙打圓場說：「你別誤解他，他不是什麼公社的車把式；我們是北京日報勞動基地的人，這是他第一次趕馬車去拉稀酒糟。我們基地養著幾口豬，還靠那東西來餵養呢！真對不起，它初次趕馬車，就撞了交通指揮台！」晏明人長得文質彬彬，臉上戴著文化人的眼鏡，一席話又說得溫文爾雅，使人絕對不會感受到內藏虛言。
那位交警陰沉的臉上，開始出現了一絲陽光。他說：「在鬧市上趕馬車，不是鬧著玩的事兒，建議你們，明天換個能趕馬車的車把式。」
晏明連連稱是。我手忙腳亂地先幫助那位交警，把被撞出約有尺余的交通指揮台複位，然後拉起馬韁繼續趕路。這時我才發現，馬路兩旁站了不少圍觀看熱鬧的觀眾。我的心跳雖然平緩下來，但臉卻紅漲了起來：如果那交警和圍觀的行者，知道我是個公民之外的「另類」，該會是一種什麼結果？前輩文化人晏明，使用了「勞動基地」這個中性辭彙，可謂恰到好處，客觀上起到了掩飾起我的右派身份的作用；但又不失其原則，因為當時各個機關的「勞動基地」，都有下放幹部與右派在一起勞動。
我很感激晏明為我解圍，但也為他難過和尷尬——因為當初如果沒有他這個伯樂，我也許不會很快步入《北京日報》。1953年的秋天，我在《天津日報》「文藝周刊」上發表了一篇小說，晏明當時作為北京日報的文藝編輯，曾經從公共報牌上，揭下了這篇東西向報社推薦。副社長周遊來自延安魯藝，是個十分愛才的人，市委宣傳部一紙調令，我便來到了北京日報當編輯、記者。這則文壇佳話，雖然讓老詩人因為其伯樂行為而非常高興，但我卻是個扶不起來的文壇「阿斗」，青年作家的光環才閃亮了幾天，便從九霄雲天折到社會低谷——也真是一種命運的巧合，我頭一天趕馬車，他就被派來當我的跟車人。因而當馬車在鬧市穿行的時候，我覺得我愧對了發現我的伯樂，實因我不是一匹千里馬，而是一頭時代的瞎駒，真是被晏明和周遊錯愛了。這些心聲，我又苦於難以出口，因為這些表達，有拉攏革命幹部下水之嫌。他也常常緘口無語，以免感傷時說出些溫情的話——在那個人人自危的年代，任何一句溫情都是兔死狐悲的立場問題。
長途趕車，只能對馬兒揮鞭，傾聽馬蹄叩擊洋灰路面和馬兒因天冷而打著的響鼻的枯燥聲音，這是我行程中的最大痛苦。因為從我第一天趕車時起，晏明一直跟著我的馬車穿街過巷。實在忍無可忍之際，彼此說些今天天氣好壞、可能颳風或下雪之類無關緊要的話，以打發路上的苦寂。至今，我還記得晏明和我在馬車上的對話片斷：
「你穿的狗皮大氅，是哪兒弄來的？」
我答：「我母親從農村帶來的。」
「它很擋寒。」
「是的。」
……
「你也應當多穿點。」我說，「我有時還要在地上走走，你坐在車上一動不動特別容易著涼。」
「我穿著棉大衣呢，這是北野（晏明愛人）特意給我買的。」
「早看東南，晚看西北。」當天蒙蒙亮，我看見東南湧起了黑雲，「今天我們怕是要碰一雪天了。」
他說：「可別趕上下雪，路就難走了。」
其實大自然中的風花雪月，與文學有著十分親密的血緣關係，一個老詩人與一個青年作家，理應對雪天有著別樣的情懷；但是在當時的年代，一切感悟文學的細胞，都被那寒冷的季節凍僵了——我們在車上那些無聊的對話，就是一個佐證。有時，我感到我們比那匹馬更可憐，馬兒拉動的是一車稀稀的酒糟；而我們背負著的卻是一個失語的年代，每天像個兩條腿的『人馬』那般，背負著變了形態的蒼天與大地的重負。除此之外，我趕車還要百倍小心，衝撞交警指揮台的事兒，可一而不可二；再說車上還坐著個曾經當過伯樂的老詩人，任何一點疏忽，都可導致更大的危險。儘管我這個車把式已然全力以赴，但那匹蒙古馬絲毫不解我的苦衷。記得那是一個黃昏，我趕著馬車從九龍山回來，出了崇文門剛剛拐上狹窄的虹橋小街，一輛有軌電車響著叮咚叮咚的鈴聲，從馬車後邊駛了過來。其實馬車並沒有佔據電車車道，而是緩緩地走在馬路邊緣，可是那位電車司機不知出於什麼原因，讓鈴聲響個不止。那匹馬先是豎直了雙耳，後來便失控地驚了車——還沒容我從車轅上跳下來，那馬便瘋了般地狂跑起來。加上原來虹橋那條街，是傾斜的洋灰路面，這一跑就失去了控制。此時正是下班的高峰時刻，馬車兩旁的許多騎自行車的人，大呼小叫地向兩邊閃躲，有的連人帶車一塊倒在了馬路牙子上，有的高聲罵著趕車的我——而我在這一時刻，神經早已錯位，儘管兩手拉緊馬韁，還是無法讓那野馬放緩狂奔的四蹄。耳畔聽見晏明高喊「拉住馬的韁繩——拉住馬的韁繩——」我就是三頭六臂的蠻力，對那匹受驚了的馬兒來說，已然無濟於事了；何況我是一個搖筆桿的書生，只好「跳河一閉眼」，任由那匹馬發瘋了。
至今回想起這段往事，我還毛骨悚然。要不是那位電車司機在關鍵時刻停下了鈴聲，那天也許就是我和晏明的祭日。就是我倆不死，馬路上騎自行車的人，也要充當我們的替死鬼——因為那是一輛大平板車（上邊固定著一個裝稀酒糟的大鐵桶），佔據了馬路相當的寬度；而馬車又是一路下坡，如果馬不停蹄地狂奔下去，放倒幾個是鐵定的事兒。阿彌陀佛，那匹馬終因跑累而減慢了奔跑的速度。
「都怨那個電車司機！」晏明驚魂初定，擦著頭上的冷汗說，「前邊有馬車，他踩什麼鈴鐺？」
我已顧不上擦汗了，連連自責道：「怨我！怨我！我這個車把式太不稱職。」
「也真難為你了，你趕驢車還能湊合，這匹野馬……」是不是他意識到這話，對我的改造不利，因而說到一半就剎車了。
我身上被嚇出的冷汗，雖然還緊緊地貼在內衣上，聽了他同情的話語，心裡當真升起一股暖流。是啊！右派中的那個頭人，為什麼讓我天天與野馬一起穿街過市，是不是恨我不死？心裡雖然這麼想，嘴上說出來的卻是另一番話：「分配我這個活兒的×××，在五九年國慶摘了右帽，大概是急於想拉我一把，讓我加快知識分子工農化的進程吧！」我之所以這麼說，既是阿Q式的自舔傷口，又是為晏明尋找心理平衡——因為沒有必要讓曾經當過伯樂的晏明，再為我「不平則鳴」，那是會惹火燒身的。我的第六感告訴我，那個極會運用謀略的頭人，正在把我引向一個不可知的深淵；要知道這次驚馬在鬧市狂奔，遠比那次驢車打了天秤、馬車衝撞交通指揮台要危險得多！難道不是嗎？讓一個搖筆杆子的書生，天天干此營生，連個換班的都不安排，真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然，何以讓跟車的老詩人，發此悲天憫人的的感慨呢！
在我的人生閱歷中，虹橋馬驚一事，給我心靈刻下了一道常人沒有的悲楚印記。雖然它無形無影，但我一生難忘。之後，那匹蒙古種的兒馬蛋子，由於與我的接觸不斷增多，似乎知道了一點趕車人內心的悲苦，再沒有演繹出讓我心驚肉顫的故事。連跟車的晏明，都對此有所覺察。有一天難耐行程的寂寞時，晏明開口說：
「這匹馬，好像懂事多了。」
「大概是快結束兒馬蛋子時期了。小時候我家裡有匹黑馬，在兒馬時期，踢過我的爸爸一蹄子，給我爸爸腦門上留下一個月牙形的印記；等到它老了的時候，不僅不再撒野，還變得非常仁義。」我給他講了我童年騎馬過山看戲的往事。我之所以敢於傾吐陳年舊事，因為這故事中充滿童真的清純，裡邊沒有摻雜任何政治。
「是啊，馬也應該和人一樣，隨著年齡閱歷不斷增加，變得懂事起來。」
我立刻敏感起來：這是晏明的自白，還是在提示我？無論在實際年齡還是在文學的年齡的區分上，他都屬於我的前輩人；他是否在以老馬識途，在警示我還是一匹兒馬蛋子？不管是出於無心，還是有意對我進行提示，我都感到是對我命運走向的關注。因而，我也含蓄地向晏明表達了我的謝意。我說：「我還年輕，一定刻苦地向工農兵學習。爭取早日改造成一匹識途的好馬！」
在知識分子噤若寒蟬的年代，這已然是最高的表達形式了。1959年的冬天，是個奇寒的冬季，儘管一些「八哥」似的文化人，還在表演歌舞昇平式的頌歌大聯唱……記得有一天出車，我遭遇到了另一種尷尬：頭天是星期天，我回家休息時，街鄰出於好心塞給我一本《北京文藝》，第二天由於出車心急，竟然還揣在我的狗皮大氅的口袋子里。它搞得我在趕車時，心情七上八下。之所以如此，因為那本《北京文藝》上，有一篇老舍先生批判文藝界右派的文章。其文章之內，筆墨涉及了我的一篇小說（發表在《長春》上的《並不愉快的故事》），老舍說：「從維熙的小說，出於反動立場，意在破壞農業合作化運動，煽動農民鬧事……」平日我行車餓了，從兜里可以掏出事先準備好的饅頭充饑；那次出車由於口兜里裝有這本燙手的刊物，不吃也覺得飽了肚皮——因為它太解飢了，只要是搖鞭的手停下，揣進大氅口兜，便立刻像觸電那般縮了回來。
晏明好心地說：「你沒帶吃的？」
我說：「我不餓。」
「你要是沒帶乾糧，我分給你一點乾糧。」他在車上十分認真地說，「我看你總在掏兜，想必是忘帶乾糧了！」
我認真地拍拍鼔囊囊的口兜說：「我真的帶了，昨天休息，我母親特意給我烙的烙餅。」
我本來是為讓晏明相信我是帶了乾糧來的，哪知在拍口兜的時候，晏明看見了我口兜里還有一本書刊。出於長途行車的寂寞，他說他想看看那本刊物。無論從哪個角度講，我都沒有理由拒絕這位前輩人的要求；可是用理性來處理這件事，無論怎麼說我也不能讓他看到令他傷心的文字——因為是他揭榜薦賢，把我弄到報社來的，讓他看那些批判我的文字，無異於給他傷口撒鹽，只會增加他的痛苦和煩惱。因為那不是普通人對我的批判，是老舍先生在1959年《北京文學》十月號上對我的筆伐，文章中白紙黑字地印著如是的幾句話：「從維熙的反動小說《並不愉快的故事》，意在反對農業合作化，煽動讓農民鬧事……」這麼沉重的棍子打向了我，其政治重量可與孫悟空的金箍棒媲美了，不是給老詩人晏明心裡添堵嗎？我該怎麼辦呢？心裡斟酌了許久，最後還是以謊言欺騙了真誠，我說那本本里夾著我的思想檢查，為了使他不產生任何懷疑，我煞有其事地告訴他說：「國慶十年向黨交心時，我交了真心。比如，對『大躍進』我有過『殺雞取蛋』的反動看法，現在我正在用文字，進行自我批判哩！刊物里夾著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你要有興緻看，我掏給你。」
他說：「那就算了。」
不知晏明是否知道我的用心，但總算是搪塞了過去。這些，都給我冬日行車，帶來天寒之外的心冷。當然，令人心寒的事兒還不止這些，總在街巷趕車，難免要碰上熟人，我雖然早就以魯迅先生「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為生活藍本，但知識分子的虛榮和自尊，仍然常常咬噬著我的心。記得，有一次在拉稀酒糟的空閑時間，頭人要我去拉一車城磚砌豬圈（那時北京正在拆除殘破的舊城城牆），我一個人正在舊城城根往車上搬磚頭時，昔日在「北師」的一位女同學正好路過這裡，她叫梁佩瑜，昔日是學校文學組的成員，因而很快認出了我。至今我還難忘那次令人尷尬的會見，她伸出她的一隻細嫩的手，與我的手掌接觸的那一剎那間，因為我的那手上的老繭堅挺如峰之故，致使她吃驚地低下眼睛，看了看我那隻黑黑的手掌。我如同受了電擊一般，本能地縮回我的手掌，繼而背過我的身子。我想，這不是在學校文學組討論屠格涅夫《羅亭》《貴族之家》的年代了；儘管我和她之間，並沒有什麼同學之外的感情，但我在這個特定的場景下，還是想起了「保爾」和「冬尼婭」的相遇——覺得自己像是承受了很大的侮辱似的。她一定覺察到了什麼，連忙對我說些安頓我精神的話。她說今天是周末，要乘火車回天津，去永定門火車站這裡是必經之路，因而碰上了我。
我催她快走，省得誤了火車。她問我今後能不能再見，並詢問我的住處。我著實感謝她的熱情，但我的身份告知我不能貽害別人——她是一個人民教師，一旦與右派有了往來，是自掘墳墓。最後，她奔向了火車站，我搖著鞭子趕車回我的勞動老窩。在分別的那一瞬間，我分明發現了她的感傷，但這是那個年代的國人，都要恪守感情服從政治的潛規則。多少年後，我一直為我那次的冷麵表演而自疚，但在當時我自認為是「思想改造的成果」。我心裡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小心翼翼地趕著這輛馬車，期盼著通過如此嚴酷的勞動考試，儘快達到知識分子工農化的標準。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總是愛做夢的——特別是知識分子中的文人，出於職業本能的驅使，常常以孟浪的人文感情，面對鐵一樣面孔而又變幻無常的政治。加上我當年年輕，還沒走齣兒馬蛋子的圓周，根本想不到更大的人生危難在逼近我——當我與這匹驚魂之馬產生了相依相伴的感情，並準備當好一個好車把式時，我的夢破碎了——1960年1月17日的早晨，我被勒令到報社開會——隨著警車的一聲長嘯，我與那匹相依為命的蒙古馬，以及那輛走過北京東城、南城多條街道的大車，永遠地「拜拜」了。
我去的另一個生命驛站，通名叫「大牆」。（節選）
《讀書館》系博望志與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新民說合作欄目
作者從維熙，當代作家，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1978年重返文壇，曾任作家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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