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清華教授合力養大「知識分子」：揣著公益的心，嘗試走商業的路
公益化，還是商業化？對「知識分子」來說，這根本就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選題。
採訪 / 裘雪瓊 劉洋
文 / 裘雪瓊 編輯 / 劉洋
迄今為止，《屠呦呦實現中國科學諾獎零的突破詳見饒毅解讀》依然是微信公眾號《知識分子》後台閱讀數量最高的文章。
創立之初，「知識分子」採取了「高舉高打、橫空出世」的初創戰略。一開始，微信後台的粉絲還只有3萬。報道同年的諾貝爾獎，成為三位主編與編輯團隊的首場硬仗。10月5日傍晚，屠呦呦獲獎消息一傳來，饒毅主動「貢獻」他五年前發表的有關青蒿素研究的博客文章，並在半小時內寫好評論獲獎事件的開頭語。排版、審核、推送，虛擬網路空間中，編輯部打仗一般的搶時間狀態只持續了40分鐘。
當晚，這篇文章刷爆朋友圈，並被人民網、財新網等主流媒體全文轉載。三天後，微信端閱讀數超過80萬，新增訂閱者2萬多人。
諾獎系列報道告一段落，《知識分子》的訂閱者從3萬增長到8萬。這下，李曉明緊繃一個月的神經稍稍鬆了一下：原先，他擔心錯過微信發展的最佳時間點；現在，他堅信只要持續生產優質內容，「知識分子」仍能贏得讀者與影響力。
接著，《知識分子》借勢主編們的科學家網路和「今日頭條」、「財新」等主流媒體，發表一連串好文，實現了創業第一階段「創建品牌」的「開門紅」。
「把博客搬到微信上」
2015年7月22日，距離上線日期剛滿一年，《賽先生》每篇推文下方「關於我們」位置，饒毅、魯白與謝宇的名字被悄然換下。一個月後，《賽先生》出品人、上海百人文化傳媒公司法定代表人張賦宇發出聲明，證實三位創始人業已離開。
「分家」原因，網路上眾說紛紜，三位當事人卻始終不予回應。「分家」結果，是主編們帶領編輯部集體出走，卻帶不走累積了20多萬訂閱者的「賽先生」品牌——它已經被一家公司悄悄註冊了。
那本是一次興趣使然的新媒體試水。饒毅是神經科學領域成就斐然的科學家，也是科學網的VIP博主，幾乎每篇文章都點擊過萬。與多數埋頭讀文獻、做實驗的華人科學家不同，饒毅關心歷史、社會和人文議題，對寫文章總是興趣盎然。
饒毅
作為饒毅同住一屋兩年的研究生室友，魯白在神經發育領域建樹豐碩。科研之餘，他同樣對科學傳播情有獨鍾，每每聽聞或經歷有趣科學發現時，他總會萌生一種記錄自我體驗、與人分享快樂的衝動。於是，魯白在Facebook上寫，在科學網博客上寫，「每每就『開小差』做了一些」。
以社會科學研究而卓有聲望的謝宇，大學本科卻學工科，到美國首先獲得的是科學史學位，還寫過兩本有關科學史的書。他與饒毅的第一次接觸不算愉快。2003年，饒毅寫信抗議「亞洲科學家和中國科學家在美國科學界受到歧視」。謝宇出面反駁，認為這一觀點「還沒有得到充分驗證」。郵件一來一回，饒毅關切社會、富有個性的品質逐漸讓謝宇有了好感。等他回北大創立社會研究中心，兩人見面機會多了，關係也就更好了。
饒毅總是樂於參與社會活動，敢於發表個人意見。現在擔任清華大學副校長的施一公也曾認為饒毅不務正業，因為當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實驗室忙得焦頭爛額時，饒毅竟然一直在「寫一些與他實驗室課題無關的雜文」；不但寫，他竟然「把這些文章通過email群發給在美國的中國學者教授們閱讀」；不但讓這些教授們看自己寫的文章，他還邀請這些教授們聯名支持自己發起的科學計劃。
但在看到饒毅積极參与組建中科院神經所，為國內研究生編寫課程，還積極推動華裔科學家成為國際頂級學術期刊的主編和副主編後，施一公對饒毅的印象才慢慢改觀。2007年、2008年，隨著先後全職回國，兩人竟成了莫逆之交。
魯白和謝宇當然願意支持饒毅的事業，因為三人有一個共同的理念，那就是「要改善我國的科學，不僅需要改革體制，而且需要改進文化」。饒毅取了名字——《賽先生》，引自新文化運動兩面旗幟——民主（Democracy，德先生）和科學（Science，賽先生）中的後者。從此，微信公眾平台多了一個藍底黑字的方形Logo，毛筆體寫就的「賽先生」三字遒勁剛毅。謝宇強調「科學的精神不僅僅局限於自然科學，也有必要應用於社會科學」。魯白則在多種場合推崇「科學應該是一種生活方式」的理念。
謝宇
身為主編，他們不僅親自動筆，而且發動各領域的科學家同行前來投稿。饒毅的一位學生聽說，自己的老師經常到處催稿。憑藉多篇有分量的科學事件報道，《賽先生》在科學界很快建立名聲。
就像一塊巨大磁體，三位科學家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者的科學媒體人、年輕科研者，包括「知識分子」產品總監郝俊，時任科學網常務副總編輯的李曉明都在其中。
六年前，李曉明和饒毅因一次採訪相識。那天，饒毅穿著大紅毛衣——日後代表「知識分子」出席講座活動時也常穿——在北大辦公室里圍繞科技制度改革侃侃而談，一下子打破李曉明心中「嚴肅」、「高高在上」的預設印象。接觸多了，李曉明驚訝於這位「大科學家」的隨和熱心，只要是感興趣的議題和用心做功課的記者，饒毅都會儘可能幫忙聯繫其他受訪者。
研究生畢業後，李曉明在科技報道里浸泡了12年，報紙、雜誌、網站都干過。移動新媒體的巨大潛力，促使這個幾近不惑之年的媒體老兵，在2014年11月成為《賽先生》第二號全職員工。
辦完入職手續，李曉明才發覺跳入「好大一坑」：公司註冊在上海，財務和製版人員在雲南，編輯部在北京，整個架構「非常混亂」；而所謂編輯部，一號員工撤退後只剩自己一人。李曉明很快學會操作微信後台，獨力組織稿件、排版推送，好在《賽先生》凝聚一些編譯作者，有些稿件就委託他們創作。
苦熬一個月，李曉明等來第一位新同事。此後兩三個月，陸續入職新人，核心團隊慢慢組建起來，運營工作也漸入佳境。與之相對，科學家主編與出品人的關係滋生裂隙，對科普媒體是否商業化、該如何商業化的迥異理解，以及對雙方各自身份的不同界定，令彼此漸行漸遠。
14個月過去了，《博客天下》記者重提此事，謝宇稱其「非常不愉快」，魯白直言「當時很氣憤」。稍早前接受一家財經媒體採訪時，饒毅乾脆以「第一個公號」代指《賽先生》，並將「出走」歸結於自己最開始對做公眾號「完全不懂」，「完全沒有想到事情的複雜性」。
他們決定重新做一個公眾號——這一次，他們完成了從「好玩、興趣」，當作「發展新時代的科學文化」的嚴肅事業的轉變。
尋找CEO
這份嚴肅事業即「知識分子」。公司化運作僅一年多，它從單一的微信公眾號發展為一個全網發行文字、音頻、視頻內容的自媒體。諸多投資人眼中，「知識分子」是商業前景廣闊的內容IP，但三位科學家更願意將其視為一次「社會實踐」。
10月的一個周末，魯白在清華大學醫學科學院三樓的辦公室接受了《博客天下》採訪。這是一間正對著實驗室的辦公室，面積不大，布局緊湊，進門兩側分別是書架和沙發，盡頭的長方形桌子上擺著兩台電腦顯示屏。
魯白打開一份31頁的PPT,用了20多分鐘講解了「知識分子」的定位、戰略、發展階段及他的主要工作。在來到清華之前，魯白曾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神經發育研究室主任、中國葛蘭素史克研發部副總裁，他確實距離商業更近。
「關於是否商業化一開始是有爭論的。我們想，要不做成一個非營利性質的公益組織。」魯白說他們幾個一開始都是科學家思維，他們想把編輯部放在一個公益基金會內，市場部分交給基金會的下屬公司，最後拿出部分收入反哺編輯部。
但查了政策才發現，相關的申辦手續非常麻煩，真格基金創始人徐小平的一句話加速了「用市場的商業的方式」這一共識的達成。「他說假如你們要做公益，我當然支持。但要是不做成一個公司的話，組織的可持續發展會有問題，找到好的人才會有問題」，魯白轉述說。
「分家」事件後，包括科學出版社、財新傳媒在內的機構都通過各種方式聯繫三位科學家，希望能「聊一聊」。徐小平和真格基金不是最早的，卻是速度最快的。八月中旬，徐小平跑到北大和三位科學家坐在一起吃飯。他說，《賽先生》那件事兒「別在意」，羅振宇的「羅輯思維」一開始也有類似的不愉快事件。他願意拿出300萬元的啟動基金，「我做投資，有的是可以賺錢，有的是為了某種情懷。這件事，就算沒有回本也與給你們一起干」。
從《賽先生》轉過來的幾位編輯只會做內容，必須物色一個擅長經營的人搭建事業框架。在徐小平家裡，饒毅、魯白一條條拎出他們理想中的CEO候選人應該滿足的條件——有媒體從業經驗，管理過公司，有情懷，願意與科學家充分交流。
紀中展是他們見的第三個人。紀中展不了解《賽先生》，卻很知道饒毅。其實，只要稍微關注中國的科學，就很難不知道饒毅。2011年落選中科院院士後，饒毅第一時間表態將永不參選；饒毅還寫了很多科學史文章，他向公眾介紹包括張紹昌、屠呦呦研究青蒿素治療瘧疾，張廷棟利用砒霜治療白血病的歷史——上述舉動在中國科學界中都非常罕見。
「徐小平老師找到我，問我願不願意參與這件事，做CEO。我當然願意。一個人一輩子，有這麼一次和三位科學家並肩做事的機會不多的。」紀中展留著光頭，笑眯眯的，講話語速偏快。他的上一個身份是《創業家》副總裁，很受牛文文重用，主管的媒體業務有七八千萬營收。做了「知識分子」CEO後，他大事小事都要操心，花錢額度是幾十塊，多的時候幾千塊。
「知識分子」CEO紀中展，每周給科學家們同步工作郵件，遇到重要問題就跑去大學面對面商量。
圖 / 尹夕遠
第一次見面在北大東門邊上的博雅國際酒店。徐小平攢局，饒毅和魯白騎著自行車過來，還有紀中展和當時創業黑馬副總裁羅小渠。飯桌上，紀中展說了自己的情況，也說他願意ALL IN「知識分子」。
一頓飯吃下來，魯白對紀中展的印象很好，「還有一點他沒有說，是我自己了解到的。就是他自己拿錢做一些公益的事情，我就看出來，這個人是有情懷的，是要幹事情的，而不是拿這個事情來賺錢。」
「稀里糊塗地去做，沒有任何口頭或書面協議……但後來發現，我們賣力、無限投入，成了別人的僱工。」這是饒毅從《賽先生》得到的最大教訓，「科學家能做主」成為二次實踐不可挑戰的底線。
實幹的精神領袖
磨合一年又兩個月，公司形成一個「3+1」的管理體系，紀中展負責公司的整體經營，三位科學家是「知識分子」的精神領袖，把握內容，確定大方向。
公司初創，事情繁雜，紀中展也會把經營中遇到的問題，正在進行的工作發郵件給三位老師請教與同步。遇上重要事情，他會跑到大學和幾位科學家面對面商量；饒毅對找上門來的合作夥伴、投資機構也總是說，「你們去找中展吧」。等一些合作或者投資談判進行到最後一輪了，魯白才會到場，「把把關」。
雖然科學家不領工資，在「知識分子」的小院里也沒有辦公室，但他們仍然是「知識分子」的靈魂。
上下班、等待實驗結果或閱讀文獻時，饒毅只要發現好話題就會丟到編輯群里，並引薦各種科學家資源。到晚上十點左右，他會仔細閱讀第二天要發的文章，提出修改意見，反覆斟酌標題。他不關心閱讀量，但《知識分子》大部分超十萬點擊數的文章，來自他的選題。
饒毅還時常以筆為矛，批評中國科研與教育體制。2004年，他和魯白、鄒承魯為《自然》雜誌增刊合寫文章，建議中國科技部只管政策不管經費。到了2010年，他又與施一公在《科學》雜誌發表社論批評國內科研經費分配方式。長期以來，他投射在大眾腦海中的形象都是，為人直截了當，言辭直率犀利。
最近一次在10月12日，饒毅公開了他和中科院院士邵峰聯名致信河北科技大學校長的內容，「建議河北科技大學按照國際慣例成立由校內和校外相關專家組成的委員會,認真仔細核實韓春雨的研究成果。」幾個月前，正是因為饒毅的推薦和《知識分子》的報道，韓春雨在基因編輯上的工作才廣為人知。
不論是之前的「那個公號」，還是如今的《知識分子》，刊發的文章有時很尖銳。2015年2月，「透明計算」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發明一等獎時，國內計算機界一片嘩然。饒毅沒有從技術入手，而是指導編輯部通過採訪資深科學家來探討評獎機制存在的問題。「一發出去大家還是印象很深，科技部都坐不住了」，李曉明對這件事印象深刻。
在「知識分子」，饒毅的某些文章會被編輯部以「不合時宜」的考慮「扣」下來。他不可能總是平靜地接受，平素不大管內容生產的魯白這時就扮演「警察」來「救火」，「他的立場往往比較尖銳，會造成一定風險，如果風險足夠大，我和編輯部會站在一邊，謹慎對待。」
有時，魯白和編輯部也會變通。2015年3月份，他收到舉報，說香港大學某位院士發表的16篇論文涉嫌作假。《知識分子》把相關材料送到刊發這些文章的專業雜誌社，「意思是我們已經看出來作假了，現在請你們看」，等雜誌社出面交涉、撤下論文，再發表報道整個經過的文章。
魯白花心思最多的，是所謂的「O2O」,即線上線下的互動。他們開創了一個「科學＋X」系列活動，一個用科學「＋」上一切的體驗式跨界演講或對談公開課。「科學＋教育」，「科學＋音樂」，「科學＋藝術」……線下活動都免費，魯白希望通過活動吸引該領域專業人士關注「知識分子」，即「影響有影響力的人」。
清華大學教授、「知識分子」主編魯白把主要精力放在「科學+X」系列活動上
圖 / 邢鐵軍
當天，798藝術園區一個容納百來號人的劇場，政協副主席韓啟德來了，羅瑞卿女兒羅點點來了，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來了，整場活動「規格很高，效果非常好」。魯白問黃潔夫，生前預囑是不是有可能形成一個政策？黃潔夫回答，有什麼不可以？台下前排正好坐著衛生部的某位主管司長，魯白立馬把話筒遞給他，「把他挑起來，讓他當場表態」。這樣的主持形式不但不呆板，反而透著一股子銳利。
《思考者》偏重文史哲，前段時間推送了一篇研究微信紅包的報告，那是謝宇指導北大本科生撰寫的。通過統計分析，他們發現用戶搶到的金額可能並非隨機分配,而與用戶註冊時間有一定關聯。
不商業的商業化
2016年3月底，「知識分子」完成Pre-A輪投資，原先在家辦公的20多名員工終於搬進東四十四條僻靜胡同的一棟二層小院。朱漆門，幽暗甬道，雕樑畫棟，午後陽光穿透正中央的玻璃天井。很難想到一個新媒體公司坐落在如此古色古香的環境中。
一樓北面辦公室是產品部，南面市場部辦公的屋子由車庫改造而來。沒有台式電腦，員工們都自帶筆記本電腦，全神貫注地敲敲打打。東側是一間狹長的廚房，每天中午有一個阿姨來做飯，有六七個洗得乾乾淨淨的塑料飯盒擱在窗邊。二樓北面的編輯部經常空著，編輯們經常在外採訪，通過網路溝通協作。
憑藉全網分發的內容版權收入，「知識分子」還不足以養活團隊。但當商業合作邀請紛至沓來時，他們自動忽略，堅持兩「不」一「專」——不做廣告不發軟文，不做平台不做渠道，只專心做優質內容，「不是說今天不做，是一直都不做」，至少在《知識分子》主號上——這是紀中展和科學家從一開始就定下的。
轉眼到了7月初，「知識分子」產品團隊最終決定做一款面向低齡兒童的科學音頻付費產品。這一落地想法既踩准了付費節目的風口，也恰好符合「知識分子」實現科學教育基礎化的願景。
這就是耗時兩個月打磨的、以「又丑又萌」的生物界「網紅」果蠅為代言人的「科學隊長」，第一季推出4檔節目，每檔節目全年52期，每次6至8分鐘。「『科學隊長』在科學圈裡挺新鮮的，很多年輕科學家願意參與進來」，據「知識分子」產品總監郝俊和「科學隊長」製作人金慧玲介紹，錄音之前，他們請來中央廣播電台的專業播音員會給科學家們逐句做示範，錄後又找後期音效公司配上片頭、音樂，力求製作精良。
每檔節目99元，四檔合訂299元。相比內容付費服務通行的199元，「科學隊長」的性價比相當高。定價前，紀中展特意做了測算，即便按照最低工資1700元的標準，四五線城市的家庭依然能承受99元/年的支出。
郝俊發現，老家那些剛「升級」為父母的同學朋友，平素並不是「知識分子」文章的讀者，但這次都主動在朋友圈轉發「科學隊長」的購買鏈接。目前，僅在微信端，「科學隊長」每檔節目訂閱量均超過4000，相當於一百多萬的收入。
科學家們沒有深度參與「科學隊長」。在他們印象里，在讀書功用化風氣影響下，中國家長往往願意為對考試有用的消費買單，鮮少關注其他教育產品。但他們願意配合這條可能實現的商業反哺科學傳播的路徑，集體為「科學隊長」錄製宣傳視頻，饒毅還第一次嘗試在285個微信群和「鬥魚」上直播。
2016年9月27日，「知識分子」主編饒毅圍繞「中國科學教育」這一話題在鬥魚直播平台上與大家分享互動
公益化，還是商業化？對「知識分子」來說，這根本就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選題。
2016年11月，「科學記者獎學金」項目啟動，「知識分子」請科學家給媒體記者講課，學費和食宿全免。「報道科學的記者很少，我們就想為國內科學報道事業做些貢獻。」紀中展說，這件事他和科學家們早想做了，因為「知識分子」的「小目標」從來就不是「獨角獸」，「如果能把中國具備科學素養的公民比例從6.2%往上提一提，這樣就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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