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淡寧:中國的賢能政治與民主政治並不矛盾
貝淡寧關於賢能政治的演講
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崛起與國際地位的提升,「中國模式」成為了一個討論的熱點。清華大學哲學系與蘇世民書院的貝淡寧(Daniel A·Bell)教授在其新著《賢能政治》中將中國的政治模式歸納為「賢能政治」,即通過政治尚賢制選拔高層領導人。那麼政治尚賢制有怎樣的特點,與民主制度又有怎樣的關係?11月3日下午,貝淡寧教授在清華大學時代論壇就相關話題發表了演講,由清華大學的汪暉教授擔任評議。
貝淡寧:中國的政治模式如何結合賢能政治與民主政治?
賢能政治作為衡量政治進步的判斷標準
講座首先由貝淡寧闡述自己關於賢能政治的見解,他認為民主選舉制並非衡量政治進步的唯一標準,其本身也並不完美,完全可以用賢能政治的標準來評判什麼是政治進步和政治退步。因此首先要討論民主到底有哪些問題,才能進一步討論賢能政治。
11月3日清華大學時代論壇
貝淡寧指出,民主選舉制的問題首先在於選民本身存在問題,即使在西方國家,許多選民素質並不高,缺乏關於社會政治經濟等基本問題的理解與最基本的政治判斷力,左右選民投票的未必是候選人的方針政策。而且大部分選民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場投票,產生的領導人僅代表投票人的利益,不對後人或者其他國家負責,難免會產生政策上的短視。
貝淡寧認為,雖然今天仍然應該有普世價值的存在,但是怎麼選拔領導人未必有統一的答案。推選政治領導人的恰當方式取決於國家規模、政治文化、歷史和國情。中國在三十年多年的政治世界中形成了以賢能政治作為選拔領導人的手段,同樣也可以成為一種判斷的標準。
在貝淡寧看來,是否採用賢能政治首先取決於國家的規模,不能將小國的政治經驗簡單照搬到中國這樣的大國上。在小型社群中,民眾由於彼此熟悉因而能夠判斷領導者的能力和道德,所以民主選舉制適合小國或底層政府。而民眾難以判斷高層政府(市級及以上)領導人的德行,也就無法做出更好的抉擇。因此對於高層政府需要以賢能政治的方式選拔和晉陞具備卓越素質的領導人。
同時制度選擇也和國家的歷史文化有關。中國的政治理想與西方完全不同,《禮記》講「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儒家一直認為理想的國家需要由最優秀的人才來管理,這種政治理想在帝制時期的中國以科舉的形式運行,並且也影響到今天的政治改革——更加強調教育、考試和基層政府中的政治歷練。同時這種政治理想得到了民間的廣泛認同,民眾仍然以賢能政治的標準來判定領導的好壞。而且我們現在身處一個飛速變化的社會,賢能政治能夠選拔高水平領導,以應對不可預測的全球性衝擊。
智力水平、社交能力和美德是賢能政治對領導人的要求
貝淡寧強調,賢能政治對於領導人有了更高的要求,而衡量標準取決於具體語境。一位商業領袖未必會是一位好的政治領導人;戰時稱職的領導人,和平時期未必稱職;適合做小社區或村鎮的領導人,未必適合做大國領導人。貝淡寧認為智力水平、社交能力和美德這三種品質對於高層領導人最為重要。
汪暉、貝淡寧、章永樂
首先政治領導人需要理解複雜論爭的能力,並對經濟、歷史、國際關係、環境科學等各方面知識都應有良好的掌握,而考試是過濾掉缺乏基本知識的人的有效方式。考試是公平而且機會均等的,在貝淡寧看來與投票有相同的意義。不過具備高智商的學者未必能成為優秀的政治領導人,他們需要與大量不同的人群進行溝通交流,所以高情商同樣重要。貝淡寧認為可以通過候選人在基層期間的績效評估情商。同時,他認為情商往往隨著年齡積累而提升,中國政府的高層領導人需要經過相當長時間的歷練,這一點貝淡寧認為是中國模式的優勢。最後他指出女性往往比同年齡的男性有更高的情商,但中國的女性參政比例有待提高。
與民主選舉制不同,腐敗問題對賢能政治傷害尤明顯,直接威脅到政權的合法性。因此他認為賢能政治的領導人最重要的品質是美德。在評估方式上,由於同事往往對彼此了解最為深入,互動最為充分,所以同事之間的推選最為重要。此外也需要通過完善法制、高薪養廉、更加獨立的監督和進一步分離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等方式預防腐敗。同時也需要儒家的道德教育,培養官員的慎獨意識。
民主制如何與賢能政治相結合?
貝淡寧坦言任何一種政治體制都存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民主和賢能政治本身並不矛盾,提倡賢能政治並非反對民主制,完全可以藉助民主制以完善賢能政治。他主張採取一種民主在基層,賢能選拔在高層的垂直模式。賢能政治應該兼含基層政府民主選舉、非選舉形式的政治參與協商等方式,創造民眾參與政治的機會,但並不包含高層領導人的競爭性選舉。再具體的實踐上,完全可以在不同地區展開實驗。對實驗結果的判斷不應該過分太政治化,需要由獨立的學者決定。
圓桌論壇
最後貝淡寧認為相對於民主選舉制中國模式可能只適合規模較大的國家,而且賢能政治在操作上較為複雜,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實現。但他相信,如果中國模式可以減少理想和現實的差距,那麼別的國家一定會主動學習。
講座評議
汪暉:社會主義體制的垮台掩蓋了自由民主制的危機
汪暉認為,貝淡寧的書和他的講演出現在一個很特殊的時機。東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是在19、20世紀形成的,但是今天大國政治制度都出現了普遍的危機。這一危機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波浪潮是1989至1992年蘇東劇變蘇聯解體,第二波是今天歐洲福利國家衰落和美國為代表的自由民主制的危機。蘇聯的社會主義體制內中雖有很多歷史要素,但它基本上是一個20世紀的創造。這個制度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曝露出全面的危機並因此垮台。但蘇聯的失敗掩蓋了之前西方政治制度此起彼伏的危機。
貝淡寧
接著他回溯歷史,指出從19世紀末開始,一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新政治之前,幾代中國人都在觀察如何效法西方政治制度。事實上,從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一直到孫中山,他們對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有思考和批評,並沒有對某種西方政治制度產生信仰。他們思考的出發點始終結合近代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章太炎也在他的《代議然否論》等文章中對19世紀晚期西方的代議民主制提出了尖銳的批判,其中相當一部分批評,放在今天也是有效的。這種形式上的民主,「名曰國會,實為奸府」,並不能真的保障人民的利益。然而社會主義體制的衰弱和垮台一定程度上掩蓋了自由民主制的危機,這種危機在今天不斷地凸顯出來。因此今天真正要研究的是為什麼現代政治制度出現了重大的危機。
汪暉認為,今天無論是韓國還是日本、美國,出現的問題都是這一輪政治經濟危機的產物。這種政治危機的深度超出了政治的範疇。在他看來今天所有的政治制度的危機最核心的部分,是政治制度跟社會形態之間的脫節,整個政治形式的運轉似乎都出現了問題。在這個時刻,貝淡寧從過去的經驗裡面去發掘尚賢政治的理念,思考政治形態上的危機,並探索新的政治的可能性的意義就非常重要。
汪暉也對貝淡寧的觀點進行了補充,他認為現代的賢能政治和現代的民主政治有一個共同點,即對血緣貴族制和特權制度的否定,是在公民概念和平等政治的基礎上討論選賢任能。賢能政治跟現代民主制都是一種平等主義理念的政治,在反對等級制和特權制的意義上二者有一致性。因此汪暉強調需要區分社會分工和等級。現代社會的複雜性使得社會分工成為必需,但分工是建立在政治平等基礎上的,並不意味著有上下級的等級差異。對於如何選拔選賢能,他認為考試只能做一方面的參照,考試如果成為一套過分穩定的系統也會出現問題,需要不斷完善。問題不僅僅在於高層和基層都需要一種更加靈活的、注重每個個體的賢能選拔模式,同時也需要用一種制度的方式保證優秀的人才能夠被選拔出來放在合適的崗位上,這也是政治制度面對的非常重要的挑戰。最後他指出,面對今天這樣一個跨區域高流動性的社會,用什麼樣的方式來選拔人才,這是當下政治制度必須要思考的重要課題。(文/柳鵬飛)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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