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援華專家：中國同行每天開會 無時間科研

1961年8月，莫斯科機場，一個人手持護照，懷揣筆記，惶恐不安地盯著警察，怕他懷中記載與蘇聯政府有不同看法的秘密被發現。幾次心驚肉跳之後，載他飛往加拿大蒙特利爾的飛機終於翱翔天空。這個人就是斯大林獎金、功勛獎章和勞動紅旗獎章獲得者、出生在烏克蘭的蘇聯化學家米哈伊爾·阿·克羅契科。幾天之後，他向加拿大政府申請政治避難獲准。兩年後，他撰寫的《一位蘇聯科學家在中國》出版，追憶了他1958年、1960年兩度作為援華科學家在中國的經歷。

關於當年蘇聯專家在中國，據說有一個真實的故事。1957年「大鳴大放」期間，北京的一位工程師說蘇聯專家並非個個都是好人。當時中蘇正處於蜜月期，工程師自然因言獲罪，被打成「右派」，發配東北。1965年，中蘇關係全面惡化，工程師又說蘇聯專家中也有好人，再次因言獲罪，「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發配青海勞改（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3年，第3－4頁）。蘇聯專家是蘇聯應中國政府要求派華援助建設的高級專業人才，他們到中國來，不是為了遊山玩水，也不是來「夸夸其談」，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他們要把「所有的一切知識和技能告訴中國人」（沈志華書，第80頁）。但正如那位因言獲罪的工程師所言，蘇聯專家並非個個都是「好人」。有些人來到中國，居高臨下，趾高氣揚，自以為是上帝派來的使者。也並非個個都是具有真才實學的頂尖人才，一些根本沒有水平的所謂專家「敢來」中國，是因為他們以為中國科技水平極端低下，與中非某個國家相差無幾（第3，18－19頁）。

應邀來華到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指導工作的克羅契科，顯然既是要真心實意幫助中國的「好人」，又是高水平的專家。他從1930年起，就在蘇聯科學院普通化學研究室工作，主要從事理論化學和無機化學研究，是稀有元素專家，1948年獲得斯大林獎金。

克羅契科工作之外，首先關注的是中國的科學與科學家。他了解到中國的科學水平、實驗設備與蘇聯差距並不大，如中科院化學所絕大多數科研人員的業務水平「絕不次於那些在地方學院教書的蘇聯教授」，骨幹人員中至少有五六人與莫斯科大學博士學位者獲得者「不相上下」（第10頁）；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的高級成員和蘇聯冶金研究所的同行相比，「在業務上毫不遜色，只是人數上少一點」（第74頁）。他也知曉蘇聯政府並不真心實意將一流的專家派來中國，「除非指名道姓地要求」派誰來。於是，他建議中國科學家自己組建班子，用自己的相關人才從事研究，「積累有用的經驗，培養自己的人才」（第18頁）。但中國人似乎缺乏自信，總是向蘇聯尋求幫助，而且希望蘇聯專家「是某種魔術師，能在幾分鐘里解答他們提出的所有純粹科學或是應用科學中的各種問題」（第20頁）。

克羅契科對五花八門、大大小小的政治會議對中國科學家科研工作時間的侵佔非常不理解。在他的祖國，「政治會議至少是不允許在工作時間舉行，所以不至於威脅本職工作」。而在中國，因為政治會議，在工作時間內「幾乎完全不可能在一個人通常工作的地方找到他」。1958年上半年，克羅契科計劃在北京作十二次演講，「唯一的困難」就是不計其數的大小會議使演講不能正常進行。開始每周兩天開會，以後增加到三天，最後幾乎每天開會，「這樣中國科學家不得不在夜裡搞研究。我的演講只好延期，有時是無限期的延期」。對他印象最為深刻的也許是中國科學院黨組副書記杜潤生的訪蘇報告，「院內所有的人都得去聽」，「安裝在走廊里的大喇叭在大聲嚷嚷」，「杜同志的講話滔滔不絕，持續了整整一天，只在那雷打不動的午飯時間才安靜了一會兒」。克羅契科很納悶，「那傢伙還好意思稱自己是黨的書記，為了搞個破運動，竟能讓數千職工整天不幹活！」他也弄不明白，「為什麼他就不能把他的報告精簡成一個或兩個小時，或者在工作之餘再去報告，或是把他的報告列印出來再分發給大家」（第14-15頁）。

其實，1949年後，中國科學工作者的科研時間一直是個問題。1953年，中國科學院曾有報告上呈中央，要求減輕擔任領導職務科學家的行政負擔，以便他們「集中時間從事研究」。1956年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專門規定必須保證知識分子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時間。可惜，反右運動、大躍進接踵而至，規定形同虛設，科學工作者的科研時間反而更少了。

當然，當時的中國，由於社會活動和社會兼職是重要的政治待遇，即使像竺可楨、華羅庚這樣一些頂尖的科學家，一面抱怨社會兼職、參加的會議和社會活動太多，「苦不堪言」，一面又聲稱開會可以休息頭腦。其實他們各具苦衷，「如果不參加這些社會活動，沒有這些社會兼職，他們喪失的可能不只是從事科研的時間」（路振朝、王揚宗《中國科學家的科研時間問題》，《科學文化評論》2004年第2期）。

除了政治會議和社會活動外，還有各種各樣的運動乃至勞動鍛煉等等。科學家們被迫參加消滅麻雀的運動，雖然麻雀因吃害蟲很快被「平反昭雪」，但平反並不能使它們復生，「而那些害蟲仍然大吃大嚼中國的穀物」（第61頁）。

科學工作者們還有完成大字報的任務，每個人都有定量，化學所有文化的寫十張，體力勞動者寫五張，交通部平均每人一百張，而上海某人聲稱他寫了一千張。克羅契科筆下的大字報也很通靈，第一天，「門廳與過道鋪天蓋地似的到處都是」；第二天，「大字報的海洋上升到樓梯上」；第三天，「它又衝上了二樓」。「很明顯，走廊里的牆壁全都貼滿了大字報也不夠登載中國人要說的所有的話」，「一根晾衣繩橫掛在大廳中央，上面掛著的大字報就好像是等著晾乾的衣裳」。當他通過大字報的叢林，看到所長柳大綱正在閱讀這些「衣服」，「臉部表情凝重」。過了幾個星期，大字報高潮退去，五顏六色的花紙先從晾衣繩消失，過道牆壁上也無影無蹤。又過了幾天，「只剩下兩三塊黑板上用粉筆書寫的胡編亂造的內容和黨的正統說教仍在用散文、詩歌或漫畫的形式持續下去」（62－65頁）。

在克羅契科筆下，科學工作者下鄉參與十三陵水庫修建的場景也顯得非常有「意趣」：「北京的機關、團體、高等學校，都將其成員送到水庫工地幹上一兩個星期。」中共中央開完會後，全體成員也驅車去大壩勞動，「報紙又連篇累牘地描繪他們熱火朝天的幹勁。有的文章還說衛生部的女部長在工地上挨個地哀求這些大人物愛惜身體，別累壞了；有的還繪聲繪色地描寫毛用扁擔挑土，並配上照片」（第37頁）。

克羅契科也去了工地，與化學所的同事們「同甘共苦」。當他拿起鐵鍬開始幹活時，一群人過來圍觀，越聚越多。大喇叭開始廣播，某某蘇聯專家來勞動了，「接著又公布了我一大堆頭銜，讚揚我熱心幫助中國發展科學以及我對此所做的貢獻」。自然，因為他身體「金貴」，一到下午就離開了工地。他以為他「掄起鐵鍬鏟土」，「充其量只能起一點宣傳的作用」，除此以外，「我的到來至少能讓那數百位幹活的人有機會喘口氣」。他也肯定，水庫的修建完全不必要如此「興師動眾」，「只要兩三百個工人使用挖土機和卡車就能比那成千上萬的『熱情志願者』幹得又快又省錢」。因為這些義務勞動者得用車接送、安排食宿，而且時間長達數周。「不能因為幹了點象徵性的體力勞動而耽誤了本職工作」，完全的形式主義實在是貽害無窮（第38-39頁）。

對他所看到與經歷的運動，克羅契科也有更深層次的思考。他發現中國領導人通常是通過組織全體或部分民眾搞運動的方法來達到其目的。也就是說，每次運動都有領導人的深思熟慮，並不是簡單的「胡鬧」。當然，他也不會忘記把中國的運動與他的祖國曾經發生的同類事情進行對比分析。與蘇聯周期性出現的「政治清洗」一樣：運動組織者將同一單位的人召集起來，讓他們互相撕咬，「挑選出來的犧牲品被迫將他們的罪過來個竹筒倒豆子」。同事們發起一輪又一輪的批判，「這些同事似乎覺得自己對政權的忠誠是與他們提出問題的惡毒程度成正比例似的」。但是也有所不同，在蘇聯，有罪與否當時當地現場解決，而在中國往往要開好幾個會來「處置一個犧牲品」（第65－66頁）。

當時中國的科研規劃隨著黨的政策朝令夕改，極大地影響了科學研究的正常發展。克羅契科也注意到這一問題，化學所的研究計劃與項目，「飄忽不定，以致不到幾個月，就徹底轉向一次」（第16頁）。他自己提出的研究項目，在未與他商量的情況下被改得「驢唇不對馬嘴，面目全非」，他的建議亦「蹤跡難尋」，而且沒有人惋惜已花費的時間與精力，也不用研究那些規劃是否還有可資借鑒的東西。「毫不奇怪，既然合情合理的爭辯對這些專橫跋扈的黨官僚不起作用，被整怕了的科學家只好亦步亦趨，聞風而動。」當然，新的規劃命運與以前的一樣，因為過不了多久，「這些新規劃就被宣布為『不切實際的』」（第84－85頁）。

通過痛苦的思索，克羅契科認為妨礙中國科技進步有兩大原因，一是正如上面所言，「科研也像其他工作一樣，需要時間來顯示其效果」。蘇聯專家對他們的中國同行花那麼多時間去開那些毫無意義的會，而不是與他們一起為促進中國科學的發展而工作，「實在是十分惱火」。蘇聯專家的一致意見是：「中國人能趕上我們，甚至超過我們，只要他們按照他們中國人特有的方式幹下去，而不是成天去開那些愚不可及的會議。」

第二大原因是「領導對科學家的不信任」。對國民經濟建設「有用」，是修改與放棄已有科研規劃的理由，黨中央及其下屬各單位的黨組織都認為，「許多科研課題不切實際，沒有任何用處」。克羅契科苦口婆心勸說，「為了使化工技術在任何領域都能獲得進展，必須投入大量精力與時間用於純科學的探索，用於基礎研究。沒有這些，中國科學永遠也站立不起來，並且只能模仿他人或是拾取他人牙慧、余唾。」（第90-9頁）

克羅契科書中並非全是這些令人沮喪的問題，也溫情地描述了他碰到的一些中國科學家。柳大綱（1955年學部委員）性情溫和、充滿智慧，「看起來十分友好，滿臉笑容。但我覺得他的眼神中似乎有一絲憂鬱」（第7頁）。黃子卿（1955年學部委員）身材高大、粗壯，「圓圓的大腦袋上閃爍著一雙充滿睿智的眼睛」，說一口流利的英文和德文，接連不斷地抽煙，「充滿創造的激情，並有著數不清的科技研究計劃」（第11頁）。吳有訓（1948年中研院院士）「清瘦，行動敏捷」，是「一位很有才能的物理學家」；他不再搞研究，專門從事科學規劃，總是「為他的過去、現在與將來的錯誤，進行自我批判」（第24頁）。周仁（1948年中研院院士）是一位「偉大的學者和科學家」，「他的個人魅力是非凡的。具有極強的立竿見影的感染力」（第74頁）。吳學周（1948年中研院院士）「舉止優雅、和藹可親」，專門研究溶液光譜，不但從美國帶回了從事科研的經驗，還買回不少儀器。可是，「這些儀器全都保存在研究所的庫房裡，無人問津……上面積滿了塵土」。而他自己遵照黨的指示，變成了行政官員，「一刻不停地重複那句時髦的口號：政治統帥科學」（第83頁）。

因中蘇關係破裂，克羅契科被迫提前回國。他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良心，起草了一份有關中國科學以及如何發展中國科學的全面報告，把它作為禮物奉獻給中國。在報告中，他提出並試圖回答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中國人民天生就有能力從事科學工作，而且黨和政府多次聲稱全力支持科學事業，而中國科學事業卻依然處在如此悲慘的境地呢？」答案就是上文所提及的那些思考。他也反思來華的蘇聯科學家，認為他們大多不具備作為專家的資格，而且建議中國應邀請其他國家的科學家。

回國之前，他把禮物送給了杜潤生，「文中很可能有許多地方讓人不待見，但是我要真心誠意地說，這些東西全部來自我終生接受的科學訓練，來自終生從事的組織科研工作的經驗；而且寫出這一報告的唯一動機來自我對中國人民的崇敬與熱愛」。

來源：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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