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生即護心：弘一與豐子愷

文史 11-09

編者按

豐子愷先生是上海中國畫院的首任院長，他學貫中西，提倡「仁人愛人」的為學思想，在文學、美術、宗教、音樂及翻譯等諸多領域均有所成，是新文化運動的啟蒙者之一，也是一位對現今社會影響廣泛的文化學者。暨上海中國畫院「文心爍爍—豐子愷·程十發藝術特展」開幕之際，今天的微信推文特別精選了一篇關於豐子愷與其恩師弘一法師的交往軼事，從側面來一展豐子愷一生的「護心」之旅——

精選

護生即護心：弘一與豐子愷

豐子愷

（1898~1975）

護生即護心：弘一與豐子愷

原名豐潤，又名仁，字子凱，後改作子愷，浙江桐鄉人。我國現代著名畫家、文學家、翻譯家、美術教育家。早年師從李叔同學習繪畫、音樂，深受其佛學思想影響。五四後，開始漫畫創作。早期漫畫作品多取用現實題材，帶有「溫情的諷刺」，後期常作古詩新畫，特別喜愛選取兒童題材。他的漫畫風格簡易樸實、意境雋永含蓄，是中國現代漫畫的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上海分會副主席、上海市文聯副主席、上海中國畫院院長、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等職，代表作有《護生畫集》、《緣緣堂隨筆》等。

師生之緣

1914年，年輕的豐子愷考入了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在這裡，豐子愷遇到了對其一生有著重大影響的老師李叔同。

李叔同

（1880~1942）

護生即護心：弘一與豐子愷

又名李岸，字息霜，浙江平湖人。我國近現代著名音樂家、美術教育家、書法家、戲劇活動家，是中國話劇的早期開拓者之一。早年曾留學日本，歸國後任浙江省立師範學校教師、《太平洋報》編輯等職；後剃度為僧，法名演音，號弘一，晚號晚晴老人，被人尊稱為弘一法師。他的藝術理念與佛學思想均對後世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

李叔同是「二十文章驚海內」的大師，在詩詞、繪畫、篆刻、音樂、文學、戲劇等各方面都非常有造詣。在豐子愷的描述里，「他博學多能，其國文比國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歷史比歷史先生更高，其常識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書法金石的專家，中國話劇的鼻祖。」而就為人的品格而言，「他（李叔同）當教師不為名利，為當教師而當教師，用全副精力去當教師。」當時，年輕的豐子愷為李叔同的非凡才華所深深折服，崇拜得五體投地。他一心一意地跟隨老師學習，受其熏陶，也最喜愛文學和藝術，甚至後來曠廢了許多其他功課也樂此不疲。

李叔同不僅給予了豐子愷藝術上的啟蒙，也在為人處世上為他作了良范。從此，豐子愷矢志以李叔同為榜樣，要做「一個十分像人的人」。

護生即護心：弘一與豐子愷

李叔同唯一一件留存於國內的油畫作品：《半裸女像》

護生即護心：弘一與豐子愷

弘一法師李叔同（中）與弟子豐子愷（右）、劉質平合影於杭州（攝於1918年）

1918年8月19日，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法號「弘一」，皈依佛門。豐子愷對老師崇敬至極，也試圖割斷塵緣，出家追隨老師。弘一法師告誡他，出家也有煩惱，大可不必。豐子愷才只好作罷。這張照片即是當時李叔同與弟子們的合影。

「緣緣堂」的由來

1927年秋，弘一法師雲遊至上海，投宿在學生豐子愷時位於江灣永義里的家中。相處短短月余，每日聽老師講經釋道，豐子愷再難抑向佛之心，遂再次請求拜入弘一門下，皈依佛門；這次弘一答應了豐子愷的請求，讓他做起了居士。

一天，豐子愷突發雅興，想請老師給自己的書齋取個名字，並取來紙筆請弘一題寫。弘一聽後並未急著動筆，而是讓豐子愷去裁出一張張小紙片，囑其將自己喜歡的字寫到這一張張紙片上。豐子愷不明就裡，但還是依老師之言寫了不少字。隨後，弘一讓豐子愷把寫上字的所有紙片都團成一個個小紙球，目的是讓豐子愷自己去從小紙球中抓鬮。豐子愷覺得十分有趣，就抓了兩個小紙球。巧合的是，展開一看竟然寫的都是「緣」字。豐子愷見此，自感與佛有緣，內心很是激動；而弘一則微微一笑，欣然提筆寫下了「緣緣堂」三個字，豐子愷的齋名就由此確定了。

護生即護心：弘一與豐子愷

浙江桐鄉石門豐子愷故居「緣緣堂」一角

「緣緣堂」不僅是豐子愷的現實家園，更是他寄託與恩師之間情緣的精神家園。他不僅幾次撰文描述緣緣堂，還將自己的散文以緣緣堂的名義結集出版，廣為人知的有：《緣緣堂隨筆》、《緣緣堂再筆》、《緣緣堂續筆》等。經修繕後的「緣緣堂」如今為豐子愷故居紀念館。

弘一法師題寫的這幅「緣緣堂」匾額是豐子愷最鍾愛之物。此後，只要豐子愷遷居到哪裡，橫匾便跟著掛到哪裡。在豐子愷的繪畫用紙和書信用紙上都印上了「緣緣堂畫箋」和「緣緣堂信箋」等字樣，足見他對這個齋名的情有獨鍾。

不幸的是，1937年11月，「緣緣堂」毀於侵華日寇的戰火，時流亡在江西萍鄉的豐子愷得悉後，奮筆寫下了《還我緣緣堂》、《告緣緣堂在天之靈》、《辭緣緣堂》等數篇文章，怒斥日軍的暴行。直到抗戰勝利，豐子愷返回故鄉，憑弔「緣緣堂」舊址，並畫下一幅殘垣斷壁的漫畫，上題「昔年歡宴處，樹高已三丈」，流露出內心對「緣緣堂」和對恩師的深深懷念。

護生即護心：弘一與豐子愷

豐子愷吊念「緣緣堂」舊址所作漫畫

一世之約

就在弘一法師與豐子愷這段短暫的相聚時光里，弘一首次提出想與豐子愷合作一本由豐子愷作畫、他自己配詩的《護生畫集》，目的是為了「以藝術作方便，人道為宗趣」，規勸世人應戒殺護生，慈悲為懷。二人一拍即合，很快豐子愷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護生畫集》的構思創作中。

起初，畫冊模仿「二十四孝圖」的形式，畫了二十四幅。準備出版時，有人提議應當增加畫作的幅數。時近1930年，豐子愷想到弘一法師五十壽誕在即，意欲畫成50幅再出版，以此作為獻給恩師的壽禮。豐子愷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弘一，得到了弘一的贊成。就這樣，豐子愷繼續畫了下去，畫滿整整50幅，並請來國學大家馬一浮為畫冊作序。

1929年，第一冊《護生畫集》正式出版了。

護生即護心：弘一與豐子愷

《護生畫集》的內容淺顯易懂，用簡練的詩句和生動的畫面來勸誡人們要關愛生靈，不可傷及其他生命。這是弘一與豐子愷對佛法戒殺之律的最直觀感受，也在向世人宣揚著「護生即護心」，倡導世間應當保有仁愛、維護和平。第一冊畫集甫一問世，即受到當時社會的廣泛歡迎，人們爭相購買以至常常供不應求；印刷廠不得不加緊趕製，畫冊前後共印製發行了二十餘萬冊。

1937年，抗戰爆發，豐子愷無奈舉家遷徙避難。一路顛沛，先後駐足桂林、重慶等地，以教書謀生。戰火紛飛的動蕩年代，豐子愷仍不忘恩師教誨，克服重重艱難，又畫了60幅作品集成《續護生畫集》，寄給了遠在泉州開元寺的弘一法師，以作敬祝弘一六十歲的賀禮。看到續集繪成後，弘一十分欣慰，即復函豐子愷，希望他能將這件事長期地做下去。他在給豐子愷的信中寫道：「朽人七十歲時，請仁者作護生畫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歲時，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歲時，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歲時，作第六集，共百幅。護生畫功德於此圓滿。」

讀完弘一的來信，豐子愷為恩師如此地看重而深深感動。但時值戰亂，他顛沛失所，前途生死難卜，能不能實現這一美好願望，豐子愷實是沒有太大把握的。於是，對於老師的重託，豐子愷在回信中恭謹寫道：「世壽所許，定當遵囑。」

護生即護心：弘一與豐子愷

上世紀三十年代，豐子愷一家在烏鎮時留影

傷逝中的寄懷

1942年秋，弘一法師病重，身體已極虛弱。他自知來日無多，但心裡始終放不下《護生畫集》的事，於是寫信給幾位至友，希望他們能鼎力協助豐子愷。信中道：「務乞仁者垂念朽人殷誠之願力，而儘力輔助，必期其（豐子愷）能圓滿成就，感激無量……」

不久，弘一在福建泉州圓寂。當時豐子愷正避難遵義，噩耗傳來，豐子愷內心悲痛欲絕，但他並沒有哭，而是在窗下靜默了很久，然後說：「我敬愛弘一法師，希望他在這世間久住；但我確定弘一法師必有離去的一日……我時時刻刻防他離去，同時時刻刻防我自己一樣。」回到重慶後，豐子愷為弘一繪製了百餘幅遺像，分送給各地信善；又撰寫《為青年說弘一法師》一文，繼承法師的遺衣，宣揚佛法，以銘紀念。

護生即護心：弘一與豐子愷

豐子愷繪弘一法師造像

1949年解放前夕，豐子愷專程來到泉州，拜謁了弘一法師的圓寂之地。睹物思人，豐子愷想起了曾經追隨恩師的段段過往，不禁感慨萬千；又想到弘一的七十冥壽即到來，於是豐子愷決定立即開始繪製《護生畫集》第三集。

為專心作畫，豐子愷謝絕了一切往來，遷居到廈門，一住就是三個月。他不分日夜地閉關作畫，終於在法師壽誕來臨前完成了《護生畫集》第三集的全部七十幅畫稿，此時離弘一法師圓寂已有七個年頭。為了能和之前兩集畫冊的形式相同，豐子愷專程將畫稿送往香港，請精通佛學的葉恭綽配寫詩文。最終畫集得以出版了。從那時起，與老師定下的盟約就成為了豐子愷一生最大的精神支柱，他時時刻刻惦念恩師的囑託，下定決心要將之完成到底。

護生即護心：弘一與豐子愷

豐子愷在家中作畫（攝於20世紀六十年代）

隱忍與堅守

新中國成立後，豐子愷回到上海，出任上海中國畫院的第一任院長。繁忙的公務之餘，他開始了《護生畫集》第四集的創作。

受當時政治制度的影響，社會上已有一些人把佛教思想當作是封建迷信來看待，因此畫集已不可能在國內出版發行，甚至連繪製工作也很難展開。豐子愷只得偷偷選材作畫，再將完成後的畫稿陸續寄給在新加坡的弘一生前好友廣洽法師處，托其在海外募集資金出版。

護生即護心：弘一與豐子愷

豐子愷與廣洽法師在日月樓寓所內整理準備出版的畫稿

護生即護心：弘一與豐子愷

豐子愷在上海的寓所前留影

上海繁華的陝西南路與淮海中路交界處，有成排西班牙式聯排別墅，名為「長樂邨」。豐子愷在上海的舊居就坐落於此。從1954年搬來，直至1975年去世，豐子愷在此地居住了整整二十一個年頭。因二樓陽台有東南、西南兩天窗，晨看日出，暮觀月懸，豐子愷為之取名「日月樓」，而「日月樓」也見證了《護生畫集》最終的完成。

1965年，豐子愷似乎預感到浩劫將至，遂提早就將本應在1970年出版的《護生畫集》第五集的全部90幅畫稿完成，也同樣是在新加坡出版。

果不其然，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豐子愷被列為「上海市級十大重點批鬥對象」，被剝奪了一切寫作和作畫的自由。而《護生畫集》也被列為「反動書刊」而禁止傳播。無休止的批鬥和勞動改造逐漸耗空了豐子愷的身體，病魔悄悄向他襲來。但此時的豐子愷已將個人的一切都拋在了腦後，心中只為與老師定下的盟約，只差這最後一集便可功德圓滿。

豐子愷怕自己的身體堅持不到「文革」結束，也無法等到1980年弘一法師的百歲冥壽再去畫。於是，他白天到「牛棚」受折磨，夜晚就拖著病體在家中的閣樓上冒險作畫。當時豐子愷的肺病已十分嚴重，但為了守護與老師的約定，他咬著牙拼了命地堅持；每次受批鬥回來，也顧不上與家人訴說苦悶，只是要了黃酒來喝，喝完繼續埋頭作畫......終於，在1973年提前了七年將第六集完成。

他預感大限將至，擔心自己不能看到畫集的出版，就在每一幅畫上都標明了頁碼，防止出版時弄錯順序。豐子愷想讓朱幼蘭居士書寫詩文，又怕連累他，就對他說：「繪《護生畫集》是擔著很大風險的，為報師恩，為踐前約，也就再所不計了……此集題詞，本想煩你，因為風險太大了，還是後來再說吧。」朱幼蘭深為豐子愷的精神感動，當即表示願意承擔風險，並在極保密的情況下配好了每一頁的詩文。

護生即護心：弘一與豐子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