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在那個朝代當官最舒坦，那非乾隆朝莫屬！

在清朝最不缺的就是貪官污吏，這幫人存在的最大意義就是挖封建主義的牆角，他們讓朝廷的行政成本居高不下，朝廷撥下來的錢，大部分都進入了自己的口袋，至於剩下多少錢用於百姓那得看他們的心情。

能讓官員們如此放肆的原因就是：犯罪成本太低。簡單來說就是，與腐敗官員的總數比起來，被發現和懲處者不到百分之一。腐敗收益高而風險低，加上懶惰成風，這便是清朝官場的怪現象。

這種現象到了乾隆晚年更是離譜，對於出現的一些貪污官員，乾隆經常拖著不懲辦，或者以「不為已甚」為由，加以寬縱。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內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連續被革職、革任10多次而後卻仍然留任原職者。

在專制政治中，皇帝是整個國家的神經中樞，官僚體系的精神狀態就是皇帝一個人精神狀態的放大。同一個統治者的心境變化，也可以使國家面貌發生根本變化。皇帝的勤奮進取，經過官僚系統的層層傳導，最後抵達社會可能只剩一成。皇帝的鬆懈懶惰，則會被官僚系統層層放大，抵達到基層時會擴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喜歡清靜，不願生事，地方大員們更樂於高枕無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之後，懶惰之風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乾隆皇帝對大量的奏摺感到頭疼，而官員們對於案牘之勞更是避之不及。一旦遇到公事，則層層推諉。

坐堂審案，處理民間糾紛是地方官的重要職責。乾隆晚年的官員們終年以坐堂審事為苦，千方百計推託不理。老百姓告狀，地方官不開庭審理，一托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就越級上訪，上司詢問，地方官也懶得答覆。還有的官員恨百姓越級上訪，給自己添麻煩，就想法設法打擊上訪者。

清代官員考成制度中，對許多政事均有明確處理期限。到了乾隆晚年，官員辦事逾期之事越來越普遍，因此受到處分居然成為官員受處分的主要原因之一。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北江陵縣發生了一件搶劫案。一群農村流氓搶劫了附近的富有寡婦家，寡婦認出了搶劫者，事後當即報官。此案證據確鑿，事事清楚，很容易處理。

可是當時的縣令湯廷芳雖然派人抓到了兩個嫌犯，卻懶得審理，只將嫌犯取保了事。後面相繼接任的四任縣令在10年內均不追究，後經事主控告，臬司嚴催，還是沒有結案。乾隆皇帝聽說後，大為惱火。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直隸建昌縣發生土匪馬十等人搶劫一案，事發後整整兩年，地方官還是沒有結案，說是頭緒複雜，一時審不明白。乾隆皇帝聽說後大發雷霆，命將犯人押到山東行在，親自審理，不到一個月就揪出了正犯。

外省如此，京師風氣也相同。踢球扯皮之風盛行，一件小事，往往數月經年處理不了。

除了懶，政風懈怠的另一個表現是軟。皇帝既然寬仁為尚，不願殺人，官員中老好人自然越來越多。他們在處理案件時，對一切審擬案件有意寬減。更有甚者，連搶盜重案也多遷就，致凶頑不知懲創。夾在各方當事人之中的地方官，只想和稀泥。

乾隆晚年，人口壓力越來越大，社會矛盾和危機越積越深。而官僚體系百務廢弛，國家陷入半癱瘓狀態，給矛盾危機提供了迅速發展的機會，其中最明顯的表現就是遊民的大量出現和形成組織。

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起，各省流民大量進入四川，四川各地出現了流民組織。湖北武昌則出現了盤踞山區，專門靠搶劫為生的家族。山西的社會治安也相當不穩定，百姓尚氣好鬥，嗜酒佩刀，因事相爭，動輒揮刃。

南方沿海海盜越來越猖獗。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海盜在距廈門5公里的地方縱橫無忌，行劫兵船。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海盜又登島縱火搶劫。

從乾隆末年至嘉慶初年，白蓮教成功地團結到廣大種不上地吃不上飯的農民朋友隨之起事。

清政府為鎮壓白蓮教起義，花費軍費近兩億兩，幾乎耗盡了康乾盛世所積累的家底。大規模的社會動蕩前奏已經緩緩奏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