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與王石同行的登山達人，山是他生活中永遠的第三者

他把登山當作一場男人的戰爭。在他的價值坐標里，一場對大自然史詩般的宣戰，被界定為一個男人身體內的掙扎。

文 /張文政

編輯 /卜昌炯

張梁又要上路了。

在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他被淹沒在熙熙攘攘的面簽隊伍里。看起來，他跟周圍的人沒什麼區別，但他自己知道，他跟那些人不一樣。

隔著珠江，張梁望見江對岸被霧霾包圍的廣州塔和幾幢高樓，到處是灰濛濛一片，塔下是零星亮著的路燈。

這是他熟悉的世界，卻總覺得陌生。相反，那些已排進日程的雪山、大洋，倒更像是相知多年的老朋友，在遠方召喚他。

從2004年登頂8201米的卓奧友峰，到2015年登頂8091米的安納普爾納峰，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他已經征服了12座。從南北極地，到加勒比海、百慕大和大西洋，張梁享受這種在工作單位特批的假期到處闖的狀態，儘管在這些無人之境，沒有文明社會的繁華、光鮮與現代化，有的只是單調而無垠的顏色、疾速流轉的雲霧、陡峭的冰壁、巨大的冰裂縫。

偶爾，還能遇到過往探險者被風化的軀體——每年都有人從各國趕來，為勘探自然、獲得至高無上的榮譽、或視之為是對人性的考驗和磨練。壯觀的風景下，暗藏著極大的危險。

這天是2016年11月16日，52歲的張梁為幾天後的環球航海計劃來到廣州辦理簽證。在不適宜攀登高海拔雪山的季節——北半球的冬天，他決定隨帆船隊到地球另一端去航海。

起點設在地中海，張梁和船隊將從直布羅陀海峽出西班牙，穿越大西洋到達巴西里約，然後到南非好望角，最後進入印度洋北上回到中國香港，計劃用時近3個月。其間，張梁會去登南極洲的最高峰文森峰。「這些難度不大，只是概念。」張梁對《博客天下》說，聽起來這於他像是很稀鬆平常的一件事。

短期三五年內，張梁說自己會繼續在探險領域「玩兒」。高海拔攀登、環球航海、馬拉松、熱帶雨林漂流、水下深潛……這些是他定義的「大活動」，而這樣的大活動排滿了他明年的日程。

生與死

在銀行系統工作多年，張梁不缺錢，缺的只是讓生命泛起波瀾。自從2000年前後，他和知名企業家王石一起踏上登山之途，就再也沒有停下來。路上多變的氣候、複雜的地勢、滑墜和雪崩的危險，都沒有阻止他的腳步。

雖然已過知天命的年齡，他仍不斷在現代都市與古老雪山兩個世界間穿梭。身邊人對他說「梁哥，別爬了，年齡不小了」，他聽了心裡頭罵，「我去他的，我還是一個小夥子，你們怎麼能這樣想呢，什麼差不多就行了，是你們這幫人心態有問題」。他一向嚴峻的面孔露出不以為然的神情。

如果說一開始張梁還帶有不甘平凡的情愫，現在，每年的高海拔攀登已經成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雖然不再像早期那樣覺得新鮮、刺激，「登頂了也沒特別的感覺，不會太激動，只想照完相馬上下去，活著下去」，但不妨礙他換座山再來一次。

對張梁而言，高山是一門人生必修課，訓練他的體能和處變不驚的精神力量。他喜歡「跟自己較勁兒」，連看電影也要「審慎」選擇，傷感的不看，覺得會消磨意志。

登山十餘年，張梁真正開始面對並思索死亡始於6年前。那是2010年5月，張梁攀登有著「魔鬼峰」之稱、海拔8167米的道拉吉里峰，登頂後隊伍下撤時陷入慌亂，各自逃命，最終中國隊有3人遇難。

「好像跟個噩夢一樣，覺得怎麼昨天還在一起，今天就沒了。」接受媒體採訪，他無法完整回憶在山上的整個過程，「全部是七零八落的片斷。」但他始終記得一個畫面：遇難者之一的李斌在失去意識前向他大聲呼喊，說「梁哥，我們明年還一起爬雪山」。

「我說『好，堅持，堅強點，不要放棄』，那時我還想通過這種方式鼓勵他。」張梁回憶。

夏爾巴人嚮導人數配給出了岔子，加上經驗能力不足，全隊找不到下撤路線，各自分散自救，在高寒低氧環境下很快體力不支。「在那種惡劣環境下，你心裡再定，死亡還是在等候。」張梁感覺到身體的每一塊肌肉都在哆嗦，無法控制，最後在一個夏爾巴人攙扶下，才回到距離峰頂最近的3號營地（突擊營地）。

張梁說自己「死」過4次。除2010年在道拉吉里峰遇險外，2012年攀登馬卡魯峰「差點被幹掉」，2013年攀登干城章嘉峰，12人登頂，下撤途中死了5個，2014年攀登迦舒布魯木姆Ⅱ峰也是險象環生。

2013年5月20日，張梁在世界第三高峰海拔8586米的干城章嘉峰峰頂展示中國國旗

每次談到自己及他人經歷的這些死亡時，他有一種近乎殘酷的冷峻。「遇到這些事，他說『正常吧』，但以我對他的了解，他不是不真誠，也不是沒有感情，一方面可能有那種看開了的感覺，另一點是，張梁這個人本質上是很內斂的，感情的東西放在心裡，很深。」一位熟悉他的深圳媒體人告訴《博客天下》。

張梁的回應是：「即使到後來，我也不會有情感的波動。當你對高海拔攀登有了充分了解，就知道在死神面前人是多麼渺小，你不可能會再像平常一樣思考這些。你唯一要考慮的是在那種環境下儘可能保持清醒，並一定要意識到一切只能靠自己。高海拔攀登，你首先就應該確認自己有足夠強大的意志力。」

在山上張梁見過了太多，無論自然對生命的吞噬，還是被環境逼出的殘酷的人性真實。有的在山上受到一些刺激就慌亂、膽怯，「自己先把自己嚇死了」；有的碰到狀況，出於本能撇下其他人獨自逃命；有的無法理性評估客觀條件和身體狀況，遇險不敢果斷下撤，非要做「強弩之末」……他說這些都是極難用現實生活的尋常話語去如實描述和儲存的。

張梁也曾萌發過放棄的念頭。2014年，他第一次登安納普爾納峰，由於天氣忽然生變，在離頂峰僅300米的地方，張梁理智選擇放棄。沒想到下撤時再度出現意外，3個夏爾巴人發生滑墜，張梁當機立斷組織隊員把人救了回來，死神又一次與他們擦身而過。當天張梁對著錄像機，一度說出「我喜歡登山，但更熱愛生活。再見，安納普爾納，再見，雪山」的話。

但高海拔登山的「癮」，他戒不掉。一年後，他重新踏上征程。「我一定每時每刻都會是『在路上』的狀態，絕不會躺在床上等死……等真爬不動了、跑不動了，我可能開著房車週遊世界，就這樣，不回頭的，一定不回頭的，走到哪兒死到哪兒就算了。」

做自己

在登山界，有「14+2」的說法，即登頂全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山，外加徒步南北極。這是一些人的終極夢想。如今，張梁就差兩座雪山就全部完成了。另外，他還登頂了七大洲最高峰中的4座。

他把登山當作一場男人的戰爭。「我很享受這個能給生理、心理以及視覺帶來無與倫比的衝擊的過程……這樣的磨練讓我有了一種超然，有了豁達。」在他的價值坐標里，一場對大自然史詩般的宣戰，卻被界定為一個普通中國男人身體內的掙扎。

性格上的特質使張梁更自我、獨立，不光是因為他一米八幾的大個子，還有他粗獷的面龐和說話時透出的某種篤定，陌生人見他，會誤以為他曾當過兵。

「走遠一點，盡量離家遠一點，不想一輩子都待在石家莊。」抱著這種想法，1986年大學畢業後，張梁主動選擇分配到深圳的中國農業銀行，成了一名普通信貸員。傳統的存貸款業務，要每天步行數公里去見客戶，工作生活平平淡淡。頭一年過年回老家，他穿了一款白色純棉套裝，寬上衣、窄褲腳，還燙了一個時髦的髮型，「像那個時代的港台明星」——在登山之前，他通常以這種方式來釋放內心的衝動。

1999年到2000年，張梁開始慢慢涉足戶外運動。策源地是萬科周刊搞的一個遊山玩水的論壇，戶外愛好者在這裡相互熟識，張梁也在那時候結交了王石等同好。如今戶外運動在深圳如火如荼，可在當年，張梁、王石們踏入的是一片無人問津的荒郊野嶺，要「帶著砍刀」開路，到了山頂立馬掏出背包里的啤酒，喝上一整晚，第二天下山，常常如此。

起初攀登高海拔山峰，張梁自己籌措經費，好友王石也會支持，假期要用工齡假和周末拼湊起來爭取，上山心無旁騖，下了山回到單位依然像個普通職員面對客戶。後來登了幾年，張梁也不再需要上班打卡，但只要一回到單位，一切如昨，「我就是普通人啊」。唯一不同的是，他成了農行的形象代言人，「各個場合都會被用來宣傳」。

在十幾年的好友馬嘯眼中，張梁從沒變過，只是更加陽光了，成熟卻不世故，他給自己立下3個原則：大酒不喝，應酬酒不喝，只跟朋友喝。「官場上的那種我從來不參加。」

在朋友眼裡，張梁嗜酒，遇著性情中人會貪杯。與歌手汪峰在KTV碰杯，他說喜歡汪峰的歌；和哥們兒、《新周刊》社長孫冕在大理喝酒，「喝高了就開始朗誦詩歌」。

玩兒

現實中張梁和各種圈子打交道，在登山界小有名氣。他沒有經紀人，也很少接商業廣告，甚至不習慣攝影師為他精心安排的造型照。

「我不喜歡他們拍的那些照片，那不是我。他們非要拍得乾乾淨淨，我說那你還不如用一張登山那個狀態的，這樣才能讓人感受到這是什麼樣的一個人。現在西裝革履的，多難受啊，我特怕化妝，還要化妝拍。」

有不少經紀公司找到張梁，希望包裝他。曾經一個香港的經紀公司造訪，拿出一整套方案，「他們想（把我）包裝成國際的，而不是中國的」。張梁不喜歡，認為沒必要。他覺得那是爬完最後兩座8000米以上雪山和七大洲里剩下的3座最高峰之後的事，那時他將是世界上第二個、中國第一個完成「14+7+2」的人。

感覺一切只是時間問題。他不急，也不刻意，認為不過是玩兒而已，何必慌張。「我什麼都玩兒，我不屬於那種把登山看得太重的那種人。」他說。

近年，他看到國內有幾個玩命追逐「14+2」的人，覺得很難理解，「我非常不贊同這樣的一些行為，他們連工作也沒有，沒有其他的愛好，就把這個當做唯一的人生目標，他們就想靠這個一炮成名，目的性非常明顯。」

如果說登山意味著某種精神上的探索，是為了超脫世俗，那在張梁眼裡，把登頂14座高峰當作唯一人生目標的人似乎重新陷入了功利主義的泥沼。

張梁毫不留情諷刺的，還有那些想靠登山、跑馬拉松去炫耀的人，「花了好幾千塊錢去另一座城市跑一趟（馬拉松），跟我去筆架山跑一趟效果是一樣的，我就一個人、一瓶水，所以，中國人有時太浮躁了」。

張梁不買車、不買房、不炒股，覺得人死帶不走，都是負累。他討厭在酒桌上聽身邊人討論房價股價。「房價又漲了，他受不了，股票跌了，他也受不了，天天都是，在哪兒都是這樣。」他在國外看到還有人用著磚頭式的手機，感慨國人「精神上跟不上去，一切都是胡扯」。

他已經是一個24歲孩子的父親了。兒子現在日本留學，兩人很少交流，「他都要把我拉黑了」。某種程度上，兒子繼承了他的獨立和孤僻。兒子高考那天，張梁在山上，填報志願他也不問。到了大學，兒子和他當年一樣，不去上課，只一個人看書，覺得那些課程「聽了難受」，只做想做的事。

坐在樓下咖啡館的外面，張梁只向店員要了一杯白開水。前一晚喝的一場「大酒」讓他至今感到暈眩。他問採訪會不會進行到太晚，因為他打算傍晚用跑步來讓自己更清醒，還是筆架山，還是一個人、一瓶水。

文章首發於《博客天下》第2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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