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校的教授們離「先掙它一個億」的小目標有多遠？

作者：包雲崗

來源：科學網

面對陳魯豫的採訪，王健林無意中說出了他對年輕人的期待——設個小目標，先掙它一個億。一夜之間，「王健林的小目標」躥紅大江南北，成為眾人的口頭禪，卻少有人真的以此作為努力的目標。因為，這個小目標對於普羅大眾實在是太遙遠了。那麼，它對於大學裡的教授們距離又有多遠？

美國的教授富翁們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學術成就與成為富翁是兩個不可兼得的目標，所以大學教授們不是學術卓越卻一貧如洗，就是不務正業只顧賺錢。這種觀點也許在某個特定時代環境下是成立的，但從全世界範圍來看，則顯得有些武斷。

實際上，一些美國計算機領域的頂尖學者不僅學術成就卓越，個個都是美國科學院或工程院院士，而且都創辦了成功的企業，在推動計算機技術發展的同時，自己也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富翁，實現了王健林的小目標（參看下文表一）。

以普林斯頓大學計算機系教授李凱（Kai Li）為例，2001年學術休假期間，他在矽谷聯合創辦了Data Domain公司，研製了國際上首個數據冗餘刪除存儲產品，開闢了一個數十億美元的新市場。隨後，Data Domain於2007年在納斯達克上市，並在2009年被EMC以24億美元收購。李凱教授在2012年當選為美國工程院院士，他也經常被圈內戲稱為最富有的華人教授。

所以，美國的大學教授是一份充滿吸引力的職位，每年全美最優秀的博士畢業生第一擇業選擇往往是大學教職。這些職位競爭也是異常激烈，一般都是數百人競聘2個—3個職位，真可謂百里挑一。

表一. 美國大學計算機系統領域頂尖教授的創業成就

（資料來源：根據公開資料整理）

美國創業生態的起源

一些美國教授富翁的出現絕非偶然，除了這些教授們自身卓越的能力以外，很重要的因素是成熟的創業生態，它得益於美國政府的政策鼓勵。但是，這種生態形成的起源可能會出乎很多人意料。

上世紀七十年代，由於越南戰爭結束、國際石油危機等多種因素，美國出現了一次規模較大的經濟危機。為了振興經濟，美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希望能推動經濟轉型。這些措施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一方面是知識產權和專利優惠政策。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接受聯邦政府經費資助的美國大學，其所產出的專利等知識產權都歸聯邦政府所有，但這些科研成果市場轉化率極低。當時一項統計發現，聯邦政府持有的2.8萬項專利中，只有不到5%實現了商業化。在美國國會參議員Birch Bayh和Robert Dole的推動下，美國於1980年頒布了《拜杜法案》，允許大學保留由聯邦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所產出的專利所有權，這極大地提高了科研成果的技術轉化率，加快了科研成果的產業化步伐。

美國大學技術管理者協會（AUTM）在2014年的調查數據顯示，自1980年《拜杜法案》頒布以來，美國大學孵化近5000家創業公司，創造了380萬個新就業崗位。在聯邦政府政策的激勵下，過去20年美國大學申請授權了超過8萬件專利，這些專利許可創造了5200億美元的經濟價值，促進了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是通過養老金與稅收改革促進社會投資。1978年美國政府修正了《僱員退休收入保障法案》，允許養老金投資私募基金。隨後在1981年又推出了《經濟復甦稅收法案》，將資本收益稅從28%降低到20%，使得高風險投資更具吸引力。在這些政策的刺激下，風險資本呈現爆炸式增長。這些風險資本與《拜杜法案》所釋放出的知識產權相結合，引爆了美國的創業熱潮，1980年至1984年間成立了近6000家高科技創業公司，遠高於整個七十年代。

表2. 美國風險資本基金機構逐年走勢圖

（資料來源：Thomson Reuters， 2008 Investment Benchmarks Report： Venture Capital）

創業型大學

除了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美國的大學也在積極探索有效的科研成果轉化模式，制定各種措施鼓勵在校師生創業，努力成為創業型大學。

斯坦福大學是成功的創業型大學典範，過去幾十年採取一系列措施打造創業生態圈，包括建立科技園區（矽谷），成立技術許可辦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OTL），成立創業孵化器StartX，開設創業指導課程等。除了大家所熟知的矽谷，另外值得一提的措施是OTL。1970年，斯坦福大學成立了OTL，將教授們的發明專利許可給企業界，實現科研成果的商業化，同時OTL也幫助大學教授與企業建立合作研究，為大學教授和學生創業提供指導與服務。經過幾十年的實踐，斯坦福大學的OTL被證明是一種有效的成果轉化模式，僅2014—2015財年，OTL辦公室就通過695項技術的專利許可獲得了9500萬美元的收益，幫助教授們啟動了157項來自業界資助的科研項目。如今，很多美國大學都設立了各自的OTL辦公室。

這些措施在斯坦福大學旁邊形成了一個聚集了技術、資本、管理、法律等各類人才的創業生態圈，即是矽谷。

中國教授們的機遇

國家不斷出台新的政策，估計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員創業熱情會持續升溫，在即將到來的第二輪創業熱潮掀起時，筆者希望創業者更多地關注技術壁壘。

自進入2016年以來，筆者身邊已有多位中國科學院、清華與北大的同事與朋友相繼成立了創業公司，並獲得了千萬級風投。如，2016年3月中科院計算所陳天石、陳雲霽兄弟成立寒武紀科技公司時，清華大學汪玉副教授與學生姚頌成立了深鑒科技公司，5個月後，中科院計算所山世光研究員與其學生劉昕博士成立中科視拓公司。

這些創業公司都有一個相同的特點：課題組研究出一項好成果，然後在國際頂級會議期刊發表，得到國際學術同行認可。由此受到了風險投資基金的主動關注與接觸，於是成立創業公司。

比較有趣的現象是，這些創業公司的成立很多是風險投資在推動，是投資人在說服教授們下海創業。也許這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

上述美國聖母大學Richard Jensen與Michael Jones的另一項研究發現便是，當美國經濟不景氣時，有吸引力的項目減少，風險投資會更傾向於投資新技術，於是教授創業公司就會增加。上世紀七十年代經濟危機，在政府一系列政策激勵下到八十年代掀起一輪創業熱潮，大學教授扮演了創業先鋒角色。如，斯坦福大學教師Leonard Bosack與Sandy Lerner夫婦在1984年創辦了思科公司，現任斯坦福大學校長John Hennessy在1984年創辦了Mips公司等；2000年左右，網路泡沫破滅，納斯達克崩潰，「911事件」更是重創全民投資信心，但大學教授們依然堅守創業陣地，他們相信好技術是經得起考驗的，普林斯頓大學李凱教授正是這個時期（2001年）創辦了Data Domain，並很快獲得了風投。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教授們主導的創業也許是經濟復甦中很重要的成分。

中國的教授們正處在一個最好的創業時代，但同時也肩負著兩重挑戰——不僅需要探索新的發明技術，更需要參與探索中國創業生態的完善之路。

如今，國內科研院校的科研人員經常抱怨待遇比企業界低太多，甚至不及自己剛畢業學生的一半。事實上，計算機這個領域中真正成功的學者不應該是清貧的學者，因為計算機領域很多成果的研究會推動產業，從市場上獲得回報，計算機領域其實是一個最容易將智慧轉化為財富的行業。相信隨著創業生態的完善，這種局面必將改變，未來中國將會出現一批教授富翁，輕鬆實現王健林的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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