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精神科醫生最深的感受，過程比結果更欣慰！

【打造首個醫療原創新媒體，報道中國最頂尖醫療團隊，提供服務性最強就醫指南】尋訪中國頂尖醫療團隊 —— 本期人物：北京回龍觀醫院· 臨床二科—— 牛雅娟

題記 ：精神科的病人未必能百分之百痊癒，這對醫生來說，不免受挫，但同時，絕大多數的精神科醫生依舊保持著積極的底色。在抑鬱症病人開始微笑的剎那，在精神分裂症患者逐漸走向好轉的進程里，曾經的疲憊、辛苦、無措俱都煙消雲散，崩解於無形；始終縈繞的濃墨重彩的悲情被強大的成就感襲擊、交鋒、握手言和而後歸於平靜，遺留於心中一抹明亮。這有點像蝴蝶效應，牛雅娟說，好比蝴蝶只震動了一下翅膀，而內心已經波濤翻湧。

今年 10 月 20 號，回龍觀醫院新門診大樓開始投入使用，相比於之前的老門診樓，診室做了更明確細緻的劃分，牆體裝飾多用暖色調，各個拐彎處均作了圓角處理，這些細節雖然微小，亦不難窺探出建造者的用心。二樓候診的條凳上，乍看去，患者多數與正常人無異，如果不是專業的醫者，恐很難分辨他們在經受著哪些精神疾病的困擾。

乾淨，是這座樓體呈現的主要語言，由內而外，幾乎不染埃塵，與之相對比的可能就是出入於這座樓的病患，他們精神蒙塵，需要被極輕柔地撣去。承擔這份工作並不容易，在精神科工作了 20 余年的牛雅娟對此深有體會，其中所要求的細緻、耐心、專業以及無休止的重複試驗，勞心費力，可能還不討好。「但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必須面對的現實。」 惶惑之際，她總以此作擋箭牌，緩和自己。作為回龍觀醫院精神科臨床二科的主任，這些年來，她也遭遇困境，倦怠、疲憊、無力感一遍遍侵襲，但亦保持了自給自足反擊的能力，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攻守之間，是愈發強大的內心。

等待

二樓，抑鬱症門診。

這是最好的一間診室，朝南，幾乎一整面牆的窗戶。冬日的暖陽直射進來，牆壁上光影呈現規則的矩形分隔狀。霧霾散去，北京難得的好天氣。

病人少，牛雅娟已經等了半小時，下一個病人還沒到，其他門診的呼叫聲漸次響起，牛雅娟嘆了口氣，出於自尊或其他原因，抑鬱症病人多數並不願意到醫院看病。

近年來，抑鬱症的發病率已超出人們想像。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發布的報告，全球約有 4 億抑鬱症患者；而據不完全統計，2014 年中國抑鬱症患病率為 3.02%，約有 3900 萬患者，但真正接受抗抑鬱有效治療的比例不足 10%。「當前形勢下，抑鬱症的治療依然非常嚴峻。」 牛雅娟憂心忡忡。

說話間，門被沖開，闖進來一位小夥子，火急火燎。細問之下，原來是進錯了診室，牛雅娟苦笑，偶爾也難免會遇到這樣的事。

小夥子離去後，牛雅娟望著門口注視了兩秒鐘，轉過神來，看了看錶，繼續等。

這樣等待的狀態在她剛調整的出診時間裡是常態。但卻並非抑鬱症病人就診的常態，牛雅娟表示，雖然抑鬱症病人總體而言就診少，但每半日五六個總還是有的。

而現在即便沒有病人，她也依然在規定時間裡不離開。「萬一，一會兒就有病人呢。你走了，也許病人這次就白跑了。」 牛雅娟微微蹙眉，「再加上患有抑鬱症的病人多有病恥感，大多不願意選擇就醫，患者能來看病就是一個好的訊號，說明他們開始想要尋求幫助了。」

「現狀如此，我們這裡也不可能像綜合醫院的門診那樣熙熙攘攘。」 接著話鋒一轉，「真要是成了那個樣子，我們這個社會豈不都精神不正常了。」 她笑。

作為主管抑鬱症和酒依賴兩個病房的大主任，她每周三下午的酒依賴門診量反而更多一些。「十來個也是常有的事，」 牛雅娟說，「但還是免不了要等，因為有一些我的老病人，事先會跟我在網上或者微信上溝通好了，再來，但可能會因為臨時有事兒遲到。」 她攤手道。「其實，只要他們肯來，我不在乎等多長時間，怕的就是他們不來。無論是抑鬱症、精神分裂還是酒依賴，病人的依從性都不是很好，有時候就是督促著也可能會中斷治療，然後就消失了，再也找不到……」

「擔心病人出事兒，一是於他們自身而言，生病的狀態畢竟是傷害。二則，在社會上也終究是個隱患，有些躁狂型的病人發作起來，不一定會幹出什麼出格的事兒，肇事肇禍的也不是沒有。」 牛雅娟說著，眉頭擰得更厲害。

她頓了頓，不再繼續下去，從中午 12:30 開始的門診，到此刻接近下午 4:00，牛雅娟接連看了七個病人，每個病人的問診都在半小時左右，話說得多，她的嗓子已經提出抗議。好在，沒多久，那個約定好的病人來了。

牛雅娟很高興，喃喃道：「你終於還是來了，我也終於鬆了口氣。」 但這時，門診已經到了下班時間，管理的阿姨過來要收鑰匙。牛雅娟拖延了十五分鐘，談話中，她發覺病人的情況又有加重，在門診恐怕很難完整問出，遂決定帶她回自己辦公室，好好聊一聊。

據牛雅娟後來講，她們大約又聊了三個小時。「這可能就是我們與其他醫生不同的地方，長久而多次的交談，才能真正了解病人的想法，所謂共情、理解、接納並不是六個字那麼簡單。」

竭力

牛雅娟五官周正，中等身材，脫下白衣後，像鄰家阿姨，說話輕聲細語，她則自嘲，不敢高聲語呵，嗓子受不了！她患有慢性咽炎，現在也時常吃著咽炎片之類的葯，她認為這可能是自己多年從醫下來話說得太多的緣故，加上多年鼻炎，對氣味敏感，所以在穿過醫院正在裝修的病房樓時，她不得不戴著口罩。

每天早上八點交完班後，開始例行的查房，牛雅娟拿著鑰匙，開門、鎖門，能清晰聽到金屬的轉動摩擦聲。對於這裡的病人來說，第一聲是喜，有希望的氣息，他們偶爾會從這扇門裡迎來親人的笑臉和好吃的，也嚮往著門外的世界；第二聲則是憂，那界限分明昭示著他們還未健康，和正常人不一樣。

「門必須鎖好，防止狂躁的病人外走。」這幾乎是精神科醫生的共識。尤其是在節慶之日，管理強度會更上一個層級，這也是精神科醫生最忙最累的時候。

「很多病人其實是不想住院的，已經住進來的都是相當嚴重的了。」牛雅娟望向樓道的盡頭，那裡有一扇窗戶，關得緊嚴，外面的天光反不如屋裡的亮堂。

這時，一位中年女患者從後面斜刺里穿出，擦過牛雅娟，朝一位年輕進修大夫徑直走去。臨近跟前她的手突然伸了出去，將觸及之時，進修大夫往後一閃，女患者也被身邊的家屬及時制止。家屬俯身耳語：「手拿回來，乖，咱不能去碰人家哦！」

牛雅娟將進修大夫攬到身後，正視女患者，柔柔地說：「怎麼了，沒見過她嗎？」 女患者點頭。

見女患者對她的問話有回應，牛雅娟又進一步，接連詢問女患者最近的感覺、飲食、睡眠及服藥情況，並示意她自己陳述，家屬來做補充。女患者一會兒對答如流，一會兒顧左右而言他，話語間的流利、跳躍和無意識都處於不自控狀態。

牛雅娟獲取信息後，轉而問其家庭結構及親戚關係，持續了一刻鐘，患者開始失去耐心，想要離開。「為什麼著急走啊，回答完再走好不好？」 牛雅娟手上緩緩使勁和家屬一起控制住患者。

「你剛才是不是覺得那個大夫很漂亮？」

「嗯。」

「你告訴我，剛才你手伸出去是想做什麼呢？」

「她長得好看，我想摸摸她頭髮。」 患者遲疑了片刻，囁嚅著，說完低下了頭，也不再急於走開。

牛雅娟示意進修大夫過來，讓患者碰了碰她的頭髮，此時女患者的情緒明顯平復下來。嘴角流出一絲微笑。牛雅娟趁機追問：「你認識她嗎？」 女患者搖頭。

「在你眼裡，她是誰？」

「晶……晶晶……粳米米精……」 女患者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

「那我是誰？」

女患者看著牛雅娟，帶著口罩的一張臉，目光炯炯，她迷茫的眼神不停尋找，最後停落在牛雅娟的胸牌上，她趕緊伸出手來拽住，頭向前靠，幾乎趴在牛雅娟懷裡，一字一頓：「牛 —— 雅 —— 娟，主任醫師。」

牛雅娟結束談話，表示，諸如此類的交談，每天都會進行，精神科醫生要做的不僅是專業的治療，還有人文關懷，噓寒問暖也是必要的，有時候精神科的醫生看起來更像服務人員，好脾氣還有耐心。牛雅娟說到此，自己也不自覺地笑了。隨後她又安排人將老院長請來，再做一輪會診。

據牛雅娟介紹，這位女患者原本是一位教師，抑鬱症病史十幾年，反覆住院三次。但就現階段癥狀來看，懷疑其是雙相情感障礙並伴有精神病性癥狀。患者自住到四區病房，對她的各級查房次數是最多的，牛雅娟想了想，科主任和外請專家查房總有八九次吧，「太多了，從住到我們這兒來，就不停的在調整治療方案，小改、大改都有，其實目的就一個，就是想尋求一個最有效的治療方法，讓她儘快好起來。」

正洗手的牛雅娟望著鏡子里的自己，眉頭如山巒聚合。她解釋道：「來到這裡的病人我們都會竭盡全力救治，但結果也未必盡如人意。」繼而眼眉低垂，悠悠一嘆，「其實，這個問題我在入行之初就明白。」

但「劇情」在最後一次調葯後得到了反轉。

女患者幻聽、幻視的癥狀逐漸改善甚至消失，而且開始能獨立的做一些事情。不久就辦理了出院手續。牛雅娟打了個比方，在病態與痊癒之間有十里路，她已經走了八里了。「總體而言恢復的不錯，但這並不僅僅是最後一次調葯的效果，而是所有努力治療累加的結果。」

往事

曾被百姓稱為「瘋人院」的回龍觀醫院，一場雨過，涼意漸濃。空氣里蜇人的寒氣反而將故事襯托得有了些許溫度，講故事的人在夕陽的餘暉里光耀如塑像。

1990 年，牛雅娟從第三軍醫大學臨床醫學專業畢業，被分配至回龍觀醫院。初入精神科，牛雅娟坦言自己有過一段糾結，「剛進病房時，很害怕，與八九十個精神不正常的人共處一室，那種局促、緊張、不安的情緒一點點蔓延開來，甚至想逃走。」

但她自認也不是軟弱沒有勇氣之人，經過半年的訓練，她開始慢慢適應，並發現，接觸下來有些精神病患者並不像自己想像的那麼有危險性，他們幾乎是脆弱的，神經敏感，需要被保護。但是也免不了遭受攻擊，有一次，她就眼睜睜看著一位躁狂發作的病人生生把自己的眼鏡抓去揉作一團，極盡扭曲變形之能事。「還是挺恐怖的，因為你沒辦法嘛！」等她可以拿此事談笑風生以及打趣應該讓他們賠自己一副眼鏡的時候，已是十餘年後了。

除了職業本身帶來的恐懼，周圍人的偏見甚至歧視也給了她很大壓力。經常有同學問她：你是不是腦子進水了？你選擇一個高風險、低收入的高危職業到底圖什麼？

「是呀！我到底圖什麼？」 這個問題她思考了很久都沒有答案。牛雅娟表示，當時精神科對她來說是完全陌生的：「時而堅定，時而動搖，時而迷茫……」

1994 年，一起分配到這個單位的同學們紛紛選擇了轉行，而發生在她身邊的一件事卻讓她選擇了留下，她對自己承諾：「死心踏地地做一名精神科醫生。」

「記得那是一個秋天的下午，病房裡來了個小姑娘，才 16 歲，她躲在角落裡，整個身體蜷縮在一起。我試圖跟她聊天，可是越接近，她就越緊張，身體一直在顫抖。小姑娘患了抑鬱症，她入院前服過安眠藥自殺，幸虧被父母及時發現。當時我的心情非常凝重，一個花季少女來到這個世界才16年，什麼樣的病痛竟讓她對世界感到絕望，甚至不惜放棄生命。我忽然有一種使命感，我要盡我所能幫助她，保護她，我要做她的天使。」

「當我從病房裡走出來的時候，一對中年男女突然跪在我的面前，苦苦哀求我救救他們的女兒，我永遠忘不了她父母那期望的目光。那一刻，在我腦子裡盤旋了許久的困惑終於有了答案，我忽然明白了作為一名精神科醫生意味著什麼。我們可能並不能像外科醫生那樣把一個個病人從死亡線上拉回來，但我們拯救的是病人的靈魂。」 牛雅娟回憶，從那一天之後自己堅定了成為一名優秀精神科醫生的信念，每當看到患者臉上久違的微笑，看到每個家庭的團聚，她都能體會到那種職業的幸福感、成就感。

隨著講述的深入，她的雙眉和額頭不斷地變換著形狀，彷彿那情形依然清晰地如現眼前。

「跟以前比，現在情況好了很多，至少身邊的親戚朋友有了心理方面的問題會先向我諮詢，對精神疾病的看法也有了極大的改觀，有時候他們會叫我『心靈修復師』。每到這時候真是最快樂和滿足的，就覺得自己這麼多年來的堅持更加有了充分的理由。」牛雅娟雙手撫掌，愉快地深吸了口氣。

臨床工作持續到 2000 年，她被安排進回龍觀醫院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工作，擔任科研主任。主要負責課題的管理，同時跟隨費立鵬教授做首發精神分裂症的隨訪課題以及流行病學調查。其間，她系統地學習了心理治療，參加了中美認知行為治療高級督導培訓班，在連續 5 年的培訓後，獲得了美國認知協會頒發的結業證書。

在牛雅娟看來，那是一段自己受益匪淺的經歷。長期的深入鄉村進行田野調查以及費立鵬教授對科研的嚴苛要求，無不讓牛雅娟至今回想起來都感慨頗深。

「我們幾乎去遍了大半個中國，走家串戶，一遍遍的去敲門，一般一個人平均要找三趟才能做完調查，我們前前後後改了四版調查問卷。無時無刻不在工作狀態中……」 牛雅娟也沒覺得多辛苦，笑言，「工作就得有個工作的樣子嘛！而我們不僅是樣子更有里子。」 費立鵬教授嚴謹、刻板、甚至到強迫的科研態度也讓她心生欽佩，在心裡奉為榜樣，並對她此後的臨床、科研都帶來了巨大改變。「費力鵬教授對我影響最深的莫過於做事兒的態度，嚴謹、務實、較真。」 牛雅娟說。「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吧，比如，他會要求 PPT 的字型大小、字間距以達到一種完美的視覺效果，流行病調查時一定讓我們把全部走訪都錄音，他會隨機抽查。」

「以至於我現在也是強迫症，PPT 不僅是字型大小、字間距、連顏色、格式各種我都要嚴格搭配，我覺得我的 PPT 還是做得不錯的，每年的中層幹部述職會上都會被誇獎。」 笑聲中，有些自信和得意的意味。「我前兩天還見費老師了呢，想想跟著他做科研的那些日子，真是懷念啊！」

回歸

2008 年之後，牛雅娟重新回歸臨床。

「科研固然重要，但我首先還是一位臨床大夫。」牛雅娟說，「如果長期脫離臨床是沒辦法掌握到一手資料的，而回歸臨床之後也可以在業餘時間做科研。」

與此同時，除了牛雅娟身邊的小圈子，在外界，隨著大家對抑鬱症和精神科醫生的逐漸關注，一些大眾媒體也找上門來。

最初是在北京廣播電台《今夜私語時》解讀兩性心理，隨後範圍涉及到抑鬱症、物質依賴、酒依賴、吸毒等，形式也由電台向電視台、報紙及網路媒介延伸。

「我們必須藉助媒體發聲，一直以來，我們都過於默默無聞了。發展到這個階段，我們有理由也更加有底氣去發聲。讓『精神』的回歸精神。」牛雅娟依舊平和的語氣，但態度堅決。「也許我一個人的力量很渺小，但只要一點點的做下去，集腋成裘，力量也會不小。」

她講了另一個故事。

一位 62 歲的女患者，多年被抑鬱困擾，同時伴有嚴重的胃痛，反覆就診於綜合醫院消化科，做了各種檢查，均未發現明顯的問題。有醫生建議她去看心理門診，但她非常不解：胃痛又不是心理病，為啥要看心理科呢？後來，她還是來到了牛雅娟的門診，經檢查後被診斷為隱匿性抑鬱症。這種類型的抑鬱癥狀不太容易被發現，也容易被誤診。經過 4 周的抗抑鬱治療，患者的抑鬱情緒有了明顯改善。最令人驚喜的是，困擾她多年的胃痛居然好了。最後一次就診時，她送來一面錦旗，並感慨地說：「精神科真的很神奇，胃和情緒真的有關係，別人不信，我信了！」

牛雅娟有心，將自己參加的媒體採訪做了線性梳理，從 2012 年至今，逐年遞增，2015 年，達 11 次，這意味著她幾乎每個月都會出現在公眾視野里。對此，牛雅娟並不滿足，「我們還是要多做科普工作，要讓大家都了解我們能治哪些病，真正地認識到精神科醫生的作用。這條路還很長，我們不過是剛開了個頭」。

「現在我每個月都會寫點科普的文章，雖然，相比十年前，國人看待精神科醫生的眼光在改變，但遠沒有達到預期。也許，這個職業本身就會造成認知的偏見。這也從側面反映出我們的學科還不夠強大，不僅是科普，我們的科研、教學和臨床也要實實在在一步一個腳印地搞起來。」

在牛雅娟身上，肩負的不僅是一位精神科醫生的使命，還承擔著二科整個團隊的期許。作為二科的領頭人，她的某些決策甚至會影響到團隊未來所能達到的高度。作為領導者所應具備的胸懷、格局、氣度構成了她此際「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領導哲學。

牛雅娟表示，只有內外結合才能真正有效的促進精神科的發展。這些想法在她成為二科主任之後，慢慢朝著好的方向走去。作為抑鬱症病房和酒依賴病房的大主任，她的管理更多是先從小事抓起，讓規培的醫生提前十分鐘進病房進行獨自查房然後跟自己的老師彙報、討論、定方案。「就是要逼一逼他們，不經歷些事兒，他們很難會有大的成長。」 牛雅娟語重心長，至於有學生覺得她太嚴格，她也會心一笑：「嚴師出高徒嘛！」

牛雅娟也不總是嚴格，在團隊建設上甚至深諳「恩威並施」之道，業餘時間帶領科里的同事在奧森公園健步走，作為平日壓力的舒緩之法。她甚至記得住科里每個大夫的生日，親自張羅著給他們過生日。科里的同事雖對這個主任又敬又畏，總還是喜歡更多。一些輪轉的醫生表示，二科的氛圍好，他們即便輪轉去了別的科也還是念念不忘，如果二科有事兒，一招呼肯定有人來幫忙。這點也讓牛雅娟頗為自得，「其實，我們科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樣。」

身負科、教、研，牛雅娟不否認自己壓力很大。平日，除了正常的臨床科研，還有一些事務性工作要處理。以至於她不得不把工作帶回家，在最近的幾年裡，這種情況愈發增多。

有一次，她生病，正值申報北京市科委的課題「揚帆計劃」需要答辯，她就在家裡忙了幾個通宵把答辯的 PPT 完成。對此，家人感到無法理解：「簡直是不要命，病成那個樣子還熬夜工作……」 牛雅娟只淡淡說了句：「這是我負責的課題，我必須完成。」

之後她病癒，答辯也很順利。

在家休息了 20 多天的牛雅娟憋不住了，「不習慣，自我從醫以來就沒休息過這麼長時間，必須得回醫院上班」。事實上，在她卧病之際，科室里的大小事務一刻也沒離開過她的腦子，手機里同事們的病歷討論啊，各種事情都需要她做決斷，「沒辦法，就是操心的命唄！」

而讓她最操心的還是病人。

在牛雅娟看來，精神科的病人未必能百分百的痊癒，這對醫生來說，不免受挫，但同時，絕大多數的精神科醫生依舊保持著積極的底色，在抑鬱症病人開始微笑的剎那，在精神分裂症患者逐漸走向好轉的進程里，曾經的疲憊、辛苦、無措俱都煙消雲散，崩解於無形；始終縈繞的濃墨重彩的悲情被強大的成就感襲擊、交鋒、握手言和而後歸於平靜，遺留於心中一抹明亮。這有點像蝴蝶效應，牛雅娟說，好比蝴蝶只震動了一下翅膀，而我們的內心已經波濤翻湧。

她坦言，這個時候可能就是精神科醫生成就感最強的時候，不是來自於家屬的感謝，而是來自於病人逐漸好轉的過程，這期間，會更明白身而為醫的意義所在，在她看來，精神科醫生在治療過程里的付出、努力遠比結果所呈現的更加深重，往往，除了接受結果的殘酷，她也更在意過程的美好。

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她對精神科醫生本質屬性的認知和回歸。只是空談救死扶傷是無意義的，而切切實實的救治，或許並不能挽大廈於將傾，挽狂瀾於既倒，但至少自己努力了，就無憾。就像蝴蝶飛不過滄海，沒有誰忍心責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