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勃·迪倫詩中的「全新的詩意」

「馬莉中國詩人肖像畫展」於2016年12月4日，在北京大學圖書館隆重開幕。開幕式當日，在「後百年：新詩的歷史邏輯與未來展望」的主題演講中，葉匡政發表了題為《百年新詩的聲音危機》的演講。

「

諾獎頒獎理由是「為偉大的美國歌曲傳統帶來了全新的詩意表達方式」，但鮑勃·迪倫的這種「全新的詩意」是極難通過翻譯呈現出來，它與英語的聲音與音韻有關。你只有非常熟悉英語詩歌的歷史，才能真正體會他詩中的那種微妙而難以言傳的美，以及他的創新之處。

——葉匡政《百年新詩的聲音危機》

▎百年新詩的聲音危機

首先祝賀馬莉的中國詩人肖像畫展開幕。看她的畫，最直觀的感受是，她沒有把觀者硬生生地塞入她的畫中，而像是從畫布中，向你傾倒出一個詩人的內在世界。你看到他們的面容，也看到了他們的性情、精神與理想。詩人的精神，從來就是這個世界的現實之一。這是另外一種現實，任何悲傷、失敗與苦難，在詩人充滿良知的凝視中，都不會落空。所以對我來說，馬莉畫的不只是一群原生質的人，也是在為這個急速變化的時代，尋找恰當的形象與精神隱喻。

今年是新詩百年。一百年來，中國經歷的歷史苦難及不斷變幻的政治風雲，讓中國人覺得這一百年尤其漫長。但對我們寫作的詩歌，我們筆下的白話文，我們使用的漢語來說，一百年只是短短的一瞬。前幾天我去義烏，那是初唐四傑之一駱賓王的故鄉，初唐近百年，大多詩人承襲的仍是南朝的宮體詩，形式華麗但情感空洞，除了陳子昂和初唐四傑，值得一讀的詩人極少。可見，一百年對於詩歌與詩體的演進來說，確實非常短暫。

幾個月前，詩人楊黎做過一個「百年中國當代詩歌的百人訪談」，我回答了他的提問。

他第一個問題，問的是新詩的成功和問題分別是什麼？

我覺得中國新詩成功之處，是催生了一個寫新詩的龐大詩人群體，這些詩人通過對個體生命的感受與沉思，創造了不少優秀的詩歌作品，使新詩成為中國文學最重要的門類。尤其是朦朧詩後的現代詩，最大的貢獻，是讓現代漢語意識到自己才是世界的主人。語言不僅不是人的奴僕，還是主人。這種顛覆，當然意義重大，語言成為一盞自主的明燈，人成了被照亮者。

但正因為白話文和新詩的歷史太短，使寫新詩的詩人們，既高度活躍，又嚴重分裂，一百年過去了，對新詩標準的共識性認知仍是匱缺的。在當下新詩領域，有三個缺少，缺少可清晰辨識的新詩規範與共識，缺少經過充分論證的、得到大多數詩人認同的理論系統，更難以看到真正帶有權威性的研究範式和研究活動，一切處在一種高度無序的狀態。這些年我文章寫得多一些，與不少其他學科的人文社科學者打交道，發現他們對新詩的認同感就更少。據說現在加入各地舊體詩協會的人，已超過兩百萬人，但寫新詩的人估計也就十多萬人。

為什麼一百年過去了，仍有許多喜愛詩歌的國人，不大認同新詩？我覺得，他們是在用發展了幾千年的古漢語經驗，來衡量只有百年歷史的現代漢語詩歌，結論自然是絕望的。在我看來，這和古漢語有特別發達的音韻學有關。我們今天形成的文學觀，與印刷品的普及有關，即使對詩歌，也更多地注重文本的精神和思想深度及想像力的創新，對它所呈現的聲音之美，並不在意。但在中國古代，詩歌呈現的聲音與音韻之美，甚至比詩歌表達的含義更重要。語言的音韻之美，是評判文學好壞的重要標準之一。

中國文化從《詩經》後，就有一個傳統，認為文學與音樂是一對雙胞胎，也就是過去常說的「文樂一體」。《尚書》中說「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這裡的永，就是詠唱、吟詠的意思，可見詩也好，歌也好，「詠」都是一個核心。由於詩樂關係極為密切，這使得中國形成了一個與西方完全不同的聲音系統，包括對音樂與語言聲音的認知。在中國音樂中，「語言」之聲演化為音樂最基本的創作元素。

過去有句俗話，叫「絲不如竹、竹不如肉」，這裡的「絲」指的就是絃樂器，「竹」就是管樂器，認為它們的聲音都不如人的肉聲。所以在中國，音樂總是效仿人聲，而不是像西方那樣，人聲是效仿樂器的聲音。這一點，在傳統戲曲中表現得最明顯，因各地方言音調不同，戲曲到不同的地方，形成的聲腔和曲調也完全不同。音樂和曲調，是跟著人聲走的，所以才會有三百多個地方劇種。

漢字是表意文字，與表音文字不同，音韻構成複雜，有四個聲調，一些方言甚至有七、八個聲調之多。這種獨特的發聲方式，不僅形成了自己獨有的韻律，也使它呈現的音樂性與西方語言差別極大。漢字音韻的複雜，讓中國的音韻學特別發達，和訓詁一樣屬小學，是當年讀書人的必修課。目的呢，就是為了尋找漢字在文學和音樂中的聲音之美和規律，以便快捷地解決音樂與字音的關係。所以，元代有《中原音韻》、到明代有《洪武正韻》。在戲曲中，過去有「北宗中原，南宗洪武」的說法，指的就是兩本韻書。

只是隨著白話文的興起，音韻學幾乎成了一門絕學。即便研究音韻學，也多以古漢語為對象，對現代漢語的音韻體系的建立和音韻之美的發現，很難看到有效的建樹。但在中國文學傳統中，聲音曾被視為文學的生命，比起聲音來，文本的意思有時反而退居其次。這大概是因為，表意文字要呈現聲音之美難度更大，同時完成音與意的超越更難，所以備受重視。但由於古漢語使用的是單音詞，古代音韻學也被封存在現代漢語的經驗之外。關於漢字的一些音韻學常識，竟完全與現代人隔絕了。

如果我們今天回頭看「五四」的「白話文」運動，不能不說它對文學語言只完成了精神啟蒙，但同時它也有一個副作用，就是對漢語聲音的忽視和遮蔽。現代文學語言在聲音上是完全淩亂的，這從當代作家和詩人的創作中，就可以感受到。我過去常參加詩歌朗誦會，聽到的只是詩人的嗓音和他詩中的含義，真正能讓我感受到聲音之美的詩，少之又少。

瞿秋白過去有句話，說白話文「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不人不鬼」，我看還得加上一句，叫「無聲無息」。現代漢語的粗陋，體現之一，就是它對聲音的無知，這已成為60多年來，留給詩人最痛苦的文化遺產。這種語言的粗陋，不僅使現代文學遠離了聲音之美，也使現代文學成為一種反聲音的案頭文學。這是當代詩人遇到的一個最大的問題。今天所說的口語詩，仍是書面口語，與真正的口語關聯不同。如何發現聲音和語言的關係，不只是現代語言學一個難題，也成為詩人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魯迅曾說過「無聲的中國」，在我看來，今天的中國才是真正的無聲，因為文學中的聲音之美完全失傳了。

追根溯源，現代漢語對語言聲音規律的認知，還停留在無知無覺的階段，原因可能幾點：

1、歷史太短。

2、古音韻學被封存在現代漢語經驗之外。

3、國家對語言的過度規範與管制僵化，完全不尊重語言自身規律；語言和文字的規範雖然有利於人們的溝通，但須經過時間的曆練。語言規範是一件複雜的工作，它既要考慮到穩定和繼承，更需有充分的自由，允許它自我發展與變化。只有到新的語言要素，積累到一定歷史時間，才有淘汰舊要素和規範的必要。

4、方言在公共生活、公共傳媒和電影電視中的消失。方言的生動性，人人都有體會，小品你只有用方言說，才能讓你笑。方言可以說是語言創造的源頭，蘊藏了大量民間智慧，語言之美只能從生活中得到發現和創造。古人說方言，五湖四海的人在一起交流，自然會增進對各地方言的感知，這種感知會融入寫作中。然而，如今不同地域的人都用普通話交流，加上方言無法進人公共媒體，使普通話從方言中汲取的營養越來越少。這些原因，都使得當代很多詩人對漢語音韻的複雜性與規律，少有整體的感受與認知。普通話如果失去方言的滋養，就成了無源之水，它畢竟不是天然語言，而是人造語言。可以設想，假如明清時代，朝廷也有一紙禁令，要求所有戲曲全統一成華北官話，今天我們不可能看到如此之多的地方曲種了。這是語言學的簡單常識。所以我們看到，在中國漢語多元、進化的跡象幾近停滯。前幾年，我去中國音樂學院做過一個漫談音韻學的講座，下來後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師跟我說，中國音樂學院內幾乎都沒有能教音韻學的老師了，又何談其他領域？

今年鮑勃·迪倫獲諾獎，也說明諾獎評委想起了文學的這個偉大傳統——聲音。為什麼這麼說？西方文學源頭的荷馬史詩，出自遊吟詩人之手。荷馬史詩之所以偉大，不僅因它文本所表達的情節和意義，更因為它風格化的語言，被視為西方古典韻律學的偉大成就。如《伊利亞特》主要用的六音步長短短格，有極強的節奏感，它會出現固定的短語、飾詞，不斷的重複、迴旋，這不僅便於詩人記憶，也呈現出語言獨特的旋律之美。你讀鮑勃·迪倫的歌詞，雖是英語，但也有這個特徵，只不過它的節奏是現代的，屬他獨創的。

可以歌唱的詩歌，與純粹書面表達的詩歌，在語言上會有很大的不同。它往往不會像書面語詩歌那麼複雜，有那麼多的隱喻，表達更簡潔、直接，含義相對單純，語言更有節奏感。

諾獎頒獎理由是「為偉大的美國歌曲傳統帶來了全新的詩意表達方式」，但鮑勃·迪倫的這種「全新的詩意」是極難通過翻譯呈現出來，它與英語的聲音與音韻有關。你只有非常熟悉英語詩歌的歷史，才能真正體會他詩中的那種微妙而難以言傳的美，以及他的創新之處。

金斯堡在談到鮑勃·迪倫的《暴雨將至》時，曾說過「我被他的修辭鎮住了，這些詩詞簡直就像《聖經》箴言一樣，撼動人心。」但真正「鎮住」金斯堡的修辭，可能恰恰是它翻譯為漢語時，丟失的那一部分東西。由於聲音之美極為抽象，即便是金斯堡可能也難以表達出這種震撼。這正像我們讀唐詩宋詞，所感受到的音韻和聲音之美，既無法翻譯成英語，也難以向一個不懂漢語的人傳達，但這種美確實存在，我們也確實能感受到。我認為，鮑勃·迪倫詩中的「全新的詩意」，指的就是這樣一種無法言傳、屬於聲音和音韻的詩意，而不只是它文本所呈現出的意義。

詩歌要體現語言的聲音之美，原本是文學的一個常識，但現代文學的興起，使詩歌變得越來越注重傳達複雜的經驗，忽視了聲音之美。電子媒介的普及，正在讓人們回到一個像原始社會般口口相傳的「電子口語」時代，在今天「說」和「唱」，正變得比「寫」更普遍、更易傳播。人們正在重新感受，荷馬那個「口語」時代所經歷的一切，文學的觀念顯然也會跟著變化。這種時代現實，大概使諾獎評委們重新記起這個常識，選擇一個「當代荷馬」獲獎，在我看來也成了必然。於是，鮑勃·迪倫成為一百多年來首個獲席諾獎的吟唱詩人。

時代在重寫文學的定義。這使得諾獎評委們有勇氣把獎頒給鮑勃·迪倫——這樣一個從來不混文學圈與文學史的人。新詩百年，我覺得當代詩人們不妨把完成對現代漢語的聲音啟蒙，作為一個使命。一旦有了大量體現聲音之美的詩歌出現了，新詩的標準自會顯現出來，現代漢語的音韻學也會有發展。從某個角度說，我們還停留在現代漢語的「詩經階段」，因為我們使用的語言，比起成熟的古漢語來說，還處在新石器時代。所以新詩百年，對詩人來說，我覺得首當其衝的還不是精神的危機，而是聲音的危機。這是詩與散文構成文體分別的根本，分行不過是一種外在標誌。拋開詩意，新詩顯然需要更深地體現出與語言的聲音、音韻的關係。

祝願中國新詩的詩人們，在新詩百年之後，能真正發現和呈現漢語的聲音之美。

作者：葉匡政，詩人、學者、文化批評家。1969年出生，祖籍安徽太湖縣，合肥人，現居北京。1986年開始在各類文學雜誌發表詩作800多首，作品入選《中國第四代詩人詩選》《中間代詩全集》《朦朧詩二十五年》《中國當代詩歌經典》等60多種詩歌選本，著有詩集《城市書》、長詩《「571工程紀要」樣本》、文化評論集《格外談》《可以論》等。

題圖：Poet Ercilla y Zuniga，El Greco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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