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羅蒂在十多年前就預測到了「川普式」人物的當選！

言

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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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哲學家羅蒂在其《築就我們的國家：20世紀美國左派思想》一書中，在梳理分析美國左派思想的基礎上，準確預測了今日美國的現狀，以及「川普式」人物的上台。讓人不得不驚嘆於羅蒂精到的分析和敏銳的洞察力。但小編並不同意鐵腕人物等同於希特勒的觀點。

」

《築就我們的國家：20世紀美國左派思想》源於羅蒂1997年所作的「麥西美國文明史系列講座」。書中的羅蒂自始至終慷慨激昂、充滿自信，他旨在激勵美國左派知識分子積极參与國內事條，重新點燃他們心中的熱情，從而恢復美國文化生活的平衡。

羅蒂追述20世紀60年代以前老左派的思想成就，評點60年代至今文化左派的功過得失，他指出，為了「築就我們的國家」，追求美國的建國理想，知識分子應做出更為腳踏實地的努力。

預言 —

這時就會出現社會危機。郊區之外的選民會認為，這個制度已經失敗，並開始四處尋找一個鐵腕人物來投票支持他——這個人會信誓旦旦地向他們保證，一旦他當選，自命不凡的官僚、詭詐的律師、收入過高的證券商和後現代主義的教授們將不再是熱點人物。

一旦這樣一個鐵腕人物就職，無人能預測出會發生什麼事情。1932年，人們紛紛預測如果興登堡(Hindenburg)任命希特勒為總理會發生什麼事情，大多數預言都盲目樂觀。

預言 二

左派對這個可能會出現的世界有兩種反應。第一種是堅持認為國與國之間的不平等現象需要緩和，尤其是，北半球必須與南半球分享其財富。第二種是堅持認為一個民主的民族國的首要責任是救助本國的劣勢人群。這兩種反應明顯對立。特別是，前者建議老牌民主國家開放國界，而後者則建議關閉國界。[1]

學院左派自然而然地持有第一種態度，因為他們一直關心國際問題。工會成員和徘徊在失業邊緣的人自然而然地持有第二種態度，後者最容易被拉進右翼分子的民粹主義運動。工會成員看到美國的工廠一家一家的倒閉，卻在斯洛維尼亞、泰國或墨西哥重新開張。他們必然會認為國際自由貿易的結果是，經理們和股票持有者發跡了，發展中國家的工人生活水平提高了，美國工人的生活水平卻大幅度下降了。即使他們認為美國左派知識分子與經理和股票持有者的立場相同，認為他們有著共同的階級利益，也毫不奇怪，因為我們的知識分子大多數是學院派，至少在短期內與全球化的影響絕緣。更糟的是，我們常常表現得更關注發展中國家的工人而不是本國公民的命運。

[1] 在1996年10月3—4日於哥倫比亞大學召開的「勞工問題宣講會」上這兩種態度之間的衝突充分暴露出來。Orlando Patterson,研究奴隸制問題的傑出的歷史學家，認為為了保護美國工人，政府遲早要關閉美國與墨西哥的邊界。一些人大聲詰問他，「第三世界的工人怎麼辦?」黑人學者一般不會受到以白人左派為主的聽眾的譏笑，但這一次例外。我認為Patterson提出的問題可能會給21世紀美國左派造成最深層的裂痕。我希望能夠想出一些好辦法來擺脫這個困境，但很遺憾，我無計可施。

預言三

很可能，美國黑人、棕色人種和同性戀在過去的40年里贏得的所有權益將喪失殆盡。拿婦女打趣和蔑視婦女的現象將重新抬頭。「黑鬼」和「猶太佬」這兩個詞將重新出現在工作場所。學院左派號召學生抵制的所有施虐行為將捲土重來。以前，那些沒受過多少教育的美國人對大學畢業生十分不滿，因為大學生們對他們的待人接物方式指手劃腳，現在他們終於找到了發泄的機會。

但施虐行為的再現並不會削弱自私行為的影響。我想像出來的這個鐵腕人物掌權以後，會很快與國際超級富人階層講和，就象希特勒與德國實業家講和一樣。他會喚醒對海灣戰爭的輝煌記憶，鼓動軍事冒險，求得短期繁榮。他對這個國家和整個世界都是一場災難。人們會納悶，既然這一切完全可以避免，當初為什麼幾乎沒有人阻止他上台。他們會問，美國左派在哪裡?為什麼只有布坎南這樣的右翼分子在向工人宣講全球化的後果?為什麼左派就不能疏導一下剛剛失去一切的人日益高漲的怒火呢?

理

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1931年10月4日出生於紐約——2007年6月8日逝世於加州帕羅奧多，享年75歲）

羅蒂是當代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思想家，也是美國新實用主義哲學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影響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第一，他利用英美分析哲學所擅長的嚴格方法和精密論說，詳細分析了當代諸多分析哲學和歷史主義思潮，結合歐陸哲學的解構思想，發展出一套獨特的新實用主義的思路和話語。

第二，他擅長以宏觀的歷史視野，向人們顯示，新實用主義的信仰對於我們的行為有什麼影響。

文化左派

羅蒂

本世紀頭三分之二的時間裡，美國改良左派成就顯赫。但其成就的直接受益人中大多數是白人男性。婦女贏得選舉權後，男性改革者遺忘了她們40年。直到60年代初，職業介紹所和學院休息室里的男性左派還象鄉村俱樂部里的男性右翼分子一樣，經常輕蔑地拿婦女打趣，並且用粗暴蔑視的語氣談論同性戀。白人主宰的左派對非裔美國人的處境深感痛惜，但並沒有著手改變這種現狀。民主黨需要南方的堅定支持(Solid South)，因此，富蘭克林·羅斯福不願意因為幫助黑人而疏遠南方的白人選民。魯瑟兄弟等工會領導人非常希望整合各地工會，因此他們不可能在消除老百姓的種族偏見方面有大的作為。直到20世紀50年代，美國黑人接手處理自己的問題時，黑人的待遇才逐漸好起來。

這個時期的大多數左派改革者完全沒有意識到，西南部的棕色美國人和南方偏遠地區(Deep South)的非裔美國人處境相似，正在遭受私刑、隔離和羞辱。60年代以前的左派中幾乎無人想到抗議這種憎恨人類的行為，所以馬蒂森(F.O.Matthiessen)和貝阿德·拉斯廷等左派人士只能閉門空談。依照今天左派的觀點，60年代以前的左派或許象其他美國人一樣對被壓迫群體的需求漠然不理。

但事實並非如此。改良左派認為，強者欺壓弱者的普遍現象和種族歧視的特殊現象，很可能是經濟地位不平等的副產品，認為美國黑人和其它群體受到的虐待屈辱，是未改良的資本主義經濟造成的普遍自私心態的又一個例證，認為富人有意煽動針對這些群體的偏見，這樣窮人的憤怒就不會沖著經濟上的壓迫者發泄了。隨著經濟不平等和生活無保障現象的減少，偏見自然會逐漸消失。

反思一下就會看到，消除自私心理就會消除施虐心理的信念似乎誤入歧途。幸好，60年代的美國左派開始認識到經濟決定論過於簡單化了，認識到施虐心理有比生活無保障更為深層的根源。用弗洛伊德的觀點來看，即使每個人都富有了，還是會有人想創造出一個假想的弱勢階級，這樣他才能從羞辱這個階級的個體成，員中獲得快感。

在某些領域，人們不再用馬克思的理論來闡述問題，弗洛伊德成了社會理論的新源泉。這樣，左派的批判矛頭就從自私心理轉向了施虐心理。60年代新左派的後繼人在學院內創建了文化左派。該左派的許多成員專門研究他們所謂的「差異政治學」、「身份政治學」或「認同政治學」 。文化左派想得更多的是屈辱而不是金錢，是深層隱性的性心理動機而不是膚淺外現的貪婪。

知識分子逐漸對工會失去了興趣，部分原因是他們對工會成員沒能在1972年支持喬治·麥戈文(George McGovern)擊敗理查德·尼克松十分不滿。他們的注意力就此發生了上述的轉移。與此同時，學院左派的興趣中心也從60年代以前的社會科學系轉到文學系。哲學研究——主要是法德的天啟哲學——取代了政治經濟學研究而成為參加左派運動的必要準備。

在這些變革中誕生的文化左派與60年代以前的改良左派的殘餘勢力沒有多大關係。老左派的殘餘勢力主要包括工會律師、工會組織者、議會職員，不希望共和黨人取消福利政策的基層官僚、新聞記者、福利救濟工作者和基金會人員。這些人關注里根執政時期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的工作動向，關注全民醫療保健可實施方案的細節，關注啟蒙計劃(Head Start program)和日托方案的預算限制，關注福利項目轉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管理的問題。而改良左派的殘餘勢力則主要關注亟需制定並通過的新法令，他們不想改變文化傳統。

改良左派的殘餘勢力和學院左派的差別在於，前者閱讀托馬斯·蓋根(Thomas Geoghegan)的《你站在哪一邊?》(Which Side Are You On?)之類的書，該書對工會的衰落過程給予了精彩的解釋，而後者閱讀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的《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該書同樣精彩，但闡述得過於抽象，不可能衍生出任何具體的政治方案。讀了蓋根以後，你會知道該做什麼，一些事情該怎麼做，而讀了詹姆遜以後，你幾乎事事都有見解，但就是不知道該做什麼，怎樣去做。

學院里的文化左派贊同這些殘餘的改良主義者的所作所為，但其態度冷淡，高高在上。不過，它保留了一個60年代後期得以鞏固的信念。它認為，只改變法律還不夠，我們必須改變現行的制度。改良措施不夠徹底，效果也不好。既然自由主義政治的辭彙表收到了可疑的先決條件的影響，左派的首要任務就是孔子所說的正名。60年代所說的「給制度命名」比完善法律更為重要。

文化左派有時將「制度」等同於「晚期資本主義」，但他們沒有認真思考用什麼來代替市場經濟，沒有認真思考如何將政治自由和經濟上的中央集權結合起來，沒有認真思考美國人是否課稅太低，沒有認真思考這個國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成為福利國家，沒有認真思考美國是否應該退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當右翼分子宣稱社會主義已經失敗而資本主義是唯一的選擇時，文化左派幾乎無言以對。因為它不願意談論錢的問題。它的主要敵人不是一套經濟方案，而是一種思想形式或思維方式。據推測，這種思維方式是自私心理和施虐心理的根源。這種思維方式時而被稱作「冷戰意識形態」 ，時而被稱作「技術理性」 ，時而被稱作「男性中心主義」(文化左派每年都能提出新名詞)。它是西方工業國家的宗法制資本主義機構培育出來的一種思想形式，其惡劣影響在美國表現得淋漓盡致。

學院左派認為，為了顛覆這種思維方式，我們必須教會美國人識別他者。為此，左派人士力圖將婦女史、黑人史、同性戀研究、拉美裔美國人研究和移民研究等學科匯總。斯特凡·科利尼(Stefan Collini)評述說，與英國不同的是，在美國「文化研究」成了「受害者研究」的代名詞。科利尼的措辭招致了不滿，但他提出了一個正確而重要的觀點：對複雜多樣的人類生活形式的好奇心導致了文化人類學的興起，學院左派的方案並非是這種好奇心的產物，而是體現了對美國自我完善之所需的洞察。60年代以來，在美國學術界的新動向背後，主要動機是希望為遭受屈辱的人提供幫助——想方設法使施虐心理失去社會根基，從而救助社會原本默許的各種施虐行為的受害者。

老左派從上至下的改良方案試圖幫助遭受貧窮失業或「隱性階級傷害」(理查德·森尼特語)之屈辱的人們，而60年代以後，左派的從上至下的社會方案針對的是遭受屈辱的人們，這種屈辱並非因為他們的經濟地位低下。沒有人提議搞失業問題研究、無家可歸問題研究或活動住屋集中地研究，因為失業者、無家可歸者和活動住屋居民不是相關意義上的「他者」 。要成為這種意義上的他者，你就必須忍受無法消除的恥辱，而且你不只是經濟上的自私行為的受害者，也是社會默許的施虐行為的受害者。[1]

文化左派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原創學術研究集中於各個新領域，都達到了預期的目標：減少了社會上的施虐現象。本世紀頭三分之二的時間裡，隨意羞辱別人還很普遍。而現在，特別是在大學畢業生中間，這種做法已經很少見了。受過教育的男性談論婦女的語氣和受過教育的白人談論黑人的語氣與60年代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同性戀還在遭受圍攻和威脅，但已經比石牆事件以前安全多了。右翼嘲弄地稱之為「政治上正確」的態度使美國社會比3030年前文明了許多。[2]60年代以來，除了最高法院的幾個決定以外，我們國家的法律沒有多大改善。但是我們的待人方式變化太大了。

變化主要歸功於廣大教師，他們竭盡全力讓學生們了解前幾代人對同胞施加的羞辱。他們在高中文學課上給學生布置閱讀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心愛的人》(Beloved)，而不是喬治·艾略特的《織工馬南》。他們在新生作文課上給學生布置閱讀青少年同性戀的自殺故事。這樣，學生們就很難產生父輩們容易有的施虐心理。各大學在人員聘用和晉陞上照顧婦女，鼓勵寫文章揭露壓制婦女的現象，幫助改善了整個美國社會男性和女性之間的關係。在美國，婦女仍然很容易遭受羞辱，但已經不象30年前那樣頻繁了。

在過去的30年里，美國學術界為克服施虐心理而付出的努力，相當於過去的70年里為克服自私心理而付出的努力。教師們鼓勵學生做到「政治上正確」(新保守分子的譏諷用語)，我們的國家因此而進步了許多。美國學院左派大可引以為榮。而那些保守的批評者應該感到莫大的恥辱，因為他們沒有提出任何方案，來消除施虐心理和自私心理。

這些批評者所譴責的大學政治化恰恰表達了對惡行的憎惡，這種憎惡在1948年曾驅使布拉格查爾斯大學的師生拒斥共產主義者，曾驅使南非各大學的師生抵制種族隔離法。所有真正政治化了的大學一直是社會抗議活動的中心。如果美國的大學失去了其中心地位，也就失去了自尊和世界學術界對它的尊重。值得懷疑的是，現在大學裡的這些批評者，也就是所說的「保守知識分子」是否真正政治化了。人們一般認為，知識分子不僅對社會公平問題很敏感，也能致力於解決此類問題。但即便是目前的保守分子中最有學問、最有思想的那部分人，也都在諷刺提出這些社會問題的人。對如何在不提高富人稅收的前提下救助貧民窟的孩子，對掙最低工資的人怎樣支付足夠的房租等問題，他們自己避而不談，似乎這些話題品位低下。

然而，我所講述的60年代後的文化左派的成功史也有其失敗的一面。就在社會默許的施虐行為穩步減少的同一時期，經濟不平等和生活無保障的現象日趨嚴重。似乎美國左派無法同時處理好兩個問題，似乎它要集中解決金錢問題，就只能忽視羞辱問題，反之亦然。

無法同時做好兩件事情的一個表現是，左派只能任由帕特里克·布坎南這樣靠謾罵來蠱惑人心的政客在政治上利用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白人無產者資產階級化的過程始於二戰，越戰時繼續，而在左派轉身他顧之時卻停止了。形勢發生了逆轉。美國正將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化，最終可能導致一場翻天覆地的平民暴動，這正合布坎南的心意。

1973年以前，人們以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養活家庭，這樣，妻子就可以選擇留在家裡帶小孩；而1973年以後，這簡直就是異想天開。現在的問題是，都是全日制工作的普通夫婦每年是否能拿回家三萬多美元。以生產和非管理層工人的目前平均工資每小時7.5美元計算，夫妻二人每個人要一年工作2000小時，才可能掙這麼多錢。但一年三萬美元還不足以拿到房屋的產權或找一個體面的日托託兒所。在一個既不重視公共交通又不重視全民健康保險的國家裡，這筆收入只能使一個四口之家勉強糊口。靠這筆收入度日的家庭，憂心忡忡，整天擔心工資下降和貶值，擔心哪怕是短期的疾病，因為這也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3]

現在有72％的美國人認為，「這個國家的解僱和失業現象說不定會持續到什麼時候。」[4]他們這樣想是有充分根據的。美國的生活無保障問題將繼續惡化，除非有意外的轉機。人們確實很容易把事情想像得很嚴重，因為他們看到，勞動力市場日漸加速的全球化趨勢已經使相當多的美國家庭失去了生活保障。

全球化之於20世紀末的美國猶如工業化之於19世紀末的美國。1910-1965年間，左派提出了一些社會方案，部分地解決了杜威和克羅利所面臨的問題——如何防止工資奴隸現象粉碎平等的夢想。但是，杜威和克羅利從未預見到的新問題出現了：歐洲、日本和北美工人享有的工資水平和社會福利與最近全球勞動力市場極不相稱。迄今為止，連一個或許能解決問題的可行性方案都沒有起草出來。

全球化產生了世界一體化的經濟。任何一個國家為防止剝削本國工人而採取的舉措可能只會導致他們的失業。世界經濟將很快控制在全球性的上流社會手中，他們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勞動者的關係，都不會比1900年的美國大資本家與移民勞工的關係更密切。美國大學越來越依賴海外的贊助，美國政黨越來越依賴海外的賄賂，美國經濟越來越依賴國庫券的海外發行量。這些現象都是目前趨勢的具體表現。

這種可怕的經濟世界主義的副產品是令人欣喜的文化世界主義。精力充沛的年輕企業家們佔據了越洋噴氣式飛機的頭等艙，而後面的機艙里則坐著象我一樣大腹便便的教授們，呼嘯著飛往世界旅遊勝地去參加多學科會議。[5]但是只有最富有的25％的美國人才能討論新興的文化世界主義。經濟世界主義預示著，在未來另外75％的美國人會發現他們的生活水平不斷下降。我們的國家最終可能會出現社會等級制度。這個美國將由邁克爾·林德(Michael Lind)在《下一個美國》(The Next American Nation)中所說的「高層階級」來統治。「高層階級」是指受過高等教育、打扮闊綽、位於社會頂層的那25％的美國人。1979年，來自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最高的那四分之一美國家庭的孩子得到大學學位的可能性比來自底層那四分之一家庭的孩子高四倍；現在則高出十倍。[6]這個社會趨勢非常可怕。

大約在1980年左右，挺過大蕭條時期並搬進郊區的那些人的孩子決定拉起身後的「弔橋」。他們認為，社會流動對父輩那一代是必要的，但不應該延續到下一代。這些郊區居民似乎不覺得歸屬於一個世襲等級有什麼不對。他們還主張「功成身退」，這是羅伯特·賴克在《國家的作用》(The Work of Nations)一書中的用語。

20世紀70年代，美國中產階級的理想主義陷入困境。在卡特總統和柯林頓總統的領導下，民主黨遠離工會，不再提重新分配，進入了所謂「中心」這個貧瘠的真空，就此擺脫了困境。這個黨沒有了充滿活力的左翼，沒有了知識分子認同的左翼，沒有了工會依賴的左翼。彷彿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成了任何一個美國政客，更不要說現任總統，避之惟恐不及的可怕話題。政客們擔心談論這個話題會失去郊區富人的選票，他們才是唯一靠得住、能去投票站的選民。所以兩個主要政黨之間的選擇降格為在玩世不恭的謊言和噤若寒蟬之間的選擇。

如果世襲等級順利發展下去，如果全球化的壓力不只在美國，在所有老牌民主國家裡都製造出了等級，我們最後將生活在一個奧威爾式的世界裡。這個世界可能沒有類似於老大的超級國家獨裁者，沒有任何類似於英社黨(Ingsoc，出自喬治·奧威爾《1984》，該書以倫敦為背景，統治英國的就是英社黨，統治的方式是極權政體——編者注)的官方信仰，但會有類似於核心黨(Inner Party)的團體——國際化的、世界性的超級富人階層。所有重要決策都由他們做出。類似於奧威爾的外圍黨(Outer Party)的團體將由世界範圍內受過教育、生活舒適的專業人員組成，也就是林德所說的「高層階級」，象你我這樣的人。

我們這類人的任務是，確保核心黨做出的決策得以順利高效地執行，這樣才能使我們這個階級富有和幸福。這完全符合國際超級富人階層的利益。因為在每個民族國，他們都需要一些人充當政治階級。為了平息無產者的不滿，超級富人階層佯稱國家政治總有一天會有所改觀。既然經濟決策是他們的特權，他們就鼓勵左右兩翼的政客專門解決文化問題。[7]其目的是把無產者的注意力轉移到別處——使底層那75％的美國人和底層那95％的世界人口糾纏於種族和宗教衝突中，使他們為性道德而爭論不休。如果媒體製造出來的偽事件，包括偶爾爆發的短期血腥戰爭，能夠使無產者忘記自己的絕望，超級富人階層就沒有什麼後顧之憂了。

左派對這個可能會出現的世界有兩種反應。第一種是堅持認為國與國之間的不平等現象需要緩和，尤其是，北半球必須與南半球分享其財富。第二種是堅持認為一個民主的民族國的首要責任是救助本國的劣勢人群。這兩種反應明顯對立。特別是，前者建議老牌民主國家開放國界，而後者則建議關閉國界。[8]

學院左派自然而然地持有第一種態度，因為他們一直關心國際問題。工會成員和徘徊在失業邊緣的人自然而然地持有第二種態度，後者最容易被拉進右翼分子的民粹主義運動。工會成員看到美國的工廠一家一家的倒閉，卻在斯洛維尼亞、泰國或墨西哥重新開張。他們必然會認為國際自由貿易的結果是，經理們和股票持有者發跡了，發展中國家的工人生活水平提高了，美國工人的生活水平卻大幅度下降了。即使他們認為美國左派知識分子與經理和股票持有者的立場相同，認為他們有著共同的階級利益，也毫不奇怪，因為我們的知識分子大多數是學院派，至少在短期內與全球化的影響絕緣。更糟的是，我們常常表現得更關注發展中國家的工人而不是本國公民的命運。

許多社會經濟政策問題的專家警告說，老牌工業化民主國家正步入魏瑪時期，民粹主義運動很可能會推翻憲政政府。譬如，愛德華·勒特韋克(Edward Luttwak)暗示，法西斯主義可能是美國的未來。他的書《受到威脅的美國夢》(The Endangered American Dream)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工會成員和沒有組織起來的非技術熟練工人遲早會意識到他們的政府根本沒有採取任何措施防止工資下降或工作機會外流。與此同時，他們可能會意識到，郊區的白領工人不會願意多交稅來為他人提供社會福利，因為他們非常擔心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

這時就會出現社會危機。郊區之外的選民會認為，這個制度已經失敗，並開始四處尋找一個鐵腕人物來投票支持他——這個人會信誓旦旦地向他們保證，一旦他當選，自命不凡的官僚、詭詐的律師、收入過高的證券商和後現代主義的教授們將不再是熱點人物。類似於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的小說《這種事不可能發生在這裡》(It Can』t Happen Here) 情節的電影劇本，就會從頭至尾上演出來。一旦這樣一個鐵腕人物就職，無人能預測出會發生什麼事情。1932年，人們紛紛預測如果興登堡(Hindenburg)任命希特勒為總理會發生什麼事情，大多數預言都盲目樂觀。

很可能，美國黑人、棕色人種和同性戀在過去的40年里贏得的所有權益將喪失殆盡。拿婦女打趣和蔑視婦女的現象將重新抬頭。「黑鬼」和「猶太佬」這兩個詞將重新出現在工作場所。學院左派號召學生抵制的所有施虐行為將捲土重來。以前，那些沒受過多少教育的美國人對大學畢業生十分不滿，因為大學生們對他們的待人接物方式指手劃腳，現在他們終於找到了發泄的機會。

但施虐行為的再現並不會削弱自私行為的影響。我想像出來的這個鐵腕人物掌權以後，會很快與國際超級富人階層講和，就象希特勒與德國實業家講和一樣。他會喚醒對海灣戰爭的輝煌記憶，鼓動軍事冒險，求得短期繁榮。他對這個國家和整個世界都是一場災難。人們會納悶，既然這一切完全可以避免當初為什麼幾乎沒有人阻止他上台。他們會問，美國左派在哪裡?為什麼只有布坎南這樣的右翼分子在向工人宣講全球化的後果?為什麼左派就不能疏導一下剛剛失去一切的人日益高漲的怒火呢?

經常有人說，20世紀末我們美國人已經沒有了左派。既然無人否認我所說的文化左派的存在，人們也就順理成章地認為，這個左派沒有能力參與國家政治。我們無法要求這個左派應付全球化的各種後果。為了應對這些後果，現在的文化左派必須自我改造，與改良主義老左派的殘餘力量建立聯繫，尤其要和工會接觸。它需要大談特談錢的問題，甚至不惜少談些屈辱。

就轉變方式我想提兩個建議。第一，左派應該暫停理論研究。它應該努力戒除將問題哲學化的習慣。第二，左派應該努力調動我們剩餘的民族自豪感。它應該讓公眾考慮如何才能將林肯和惠特曼心目中的美國塑造出來。

為了支持我的第一個建議，請允許我引用杜威在《哲學的改造》(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中說過的一段話。他對當時在「個人主義對社群主義」的標題下進行的毫無結果的論戰人為不滿。杜威認為，認真對待這種兩分法的所有討論

都有一個共同缺陷。它們都遵從概括性的概念，涵蓋了諸多具體情境。我們需要的是關於這群或那群個人的見解，關於這個或那個具體的人的見解，關於這個或那個專門機構或社會方案的見解。傳統的邏輯討論以概念意義和它們之間的辨證關係來代替這種探究調查的邏輯。

杜威對這種抽象化的社會政治理論研究感到憤慨是有道理的。但他錯誤地認為，上升到這個層次是典型的右翼策略，這種策略是「維護現有秩序的理論工具」 。[9]事實上，這種做法在左派里更為常見。當代學院左派似乎認為，你的理論越抽象，就越能顛覆現有的秩序。你的概念工具越有氣勢、越新奇，你的批判就越激進。

當今天的一位學院左派聲稱某個論題「理論化程度不夠」時，你完全可以認為他或她是想引進語言哲學，或拉康式的心理分析，或者經濟決定論的某個新馬克思主義的版本。左派理論家認為，將政治主體消解為差異主體性的遊戲，或將政治進取心消解為對拉康所說的不可能獲得的慾望對象的追逐，有助於顛覆現有秩序。他們說，這種顛覆是通過「將熟悉的概念問題化」來完成的。

最近，通過概念問題化來顛覆社會機構的嘗試產生了幾本好書，但也出現了代表學院式哲學研究最低水平的數千本書。這些蓄意「顛覆」的著作的作者篤信他們在為人類自由服務。但我們幾乎不可能從他們的書上爬下來，回到適度的抽象層次上去討論一條法令、一個條約、一個總統候選人、或一個政治策略的優點。儘管這些作者常常將很具體、很切近生活的某件事情理論化——如正在播放的一個電視節目、一個媒體名人、最近的一件醜聞——他們提供的解釋卻非常抽象，非常貧乏。

哲學化而後進入政治領域的徒勞努力表明左派對國家的問題從行動主義立場撤退到了只搞理論的旁觀立場。與實踐的脫節產生了理論幻覺，最終導致了馬克·埃德蒙森(Mark Edmundson)在《大街上的夢魘》(Nightmare on Mainstreet)中所說的「哥特式」的學術環境。文化左派被無所不在的幽靈纏繞著，其中最可怕的是「權力」 。「權力」就是埃德蒙森所說的福柯的「縈繞的力量，無所不在又無處可見，如同機智多變的幽靈，轉瞬即逝又陰魂不散」 。[10]

在福柯那裡，「權力」這個詞表示一種力量，它在我們語言的每一個詞上、我們社會的每一個機構上都留下了抹不去的印痕。它總是已經在那兒了，無人看見它來或去。我們可能會看見一家公司的行賄中間人出現在一個國會議員的辦公室門前而把他阻擋在外。但我們無法阻擋福柯意義上的權力。權力既在內部又在外部。它與我們的關係比手腳更密切。如埃德蒙森所說：我們不可能「直面權力；我們只能遇到它的臨時能動者，這個人對權力常常毫無覺察……［它］因為有運動和變形的能力而成為超自然的力量」 。[11]只有沒完沒了的個人和社會的自我分析——甚至這也可能不行——才能幫助我們逃離其無形之網的無限精細的網眼。

福柯無所不在的權力令人想起無所不在的撒旦、無所不在的原罪——每個人靈魂上的魔鬼印記。在第一講中我說過，拒斥原罪的概念是杜威和惠特曼的平民宗教的核心。我也說過，美國左派對越戰極度憎恨，因而重新製造出了原罪。它重新製造出了舊的宗教觀念——一些印痕是無法抹去的。現在我想說，這個左派專門研究的所謂「理論」實在太象宗教了。因為文化左派越來越相信，我們必須把我們的國家放置在一個理論參照框架內，放置於一個廣闊的類似宇宙論的視角內。

對於左派來說，關於權力之網和霸權主義意識形態的險惡勢力的敘述，就像拉曼人(Lamanites)的故事之於約瑟夫·史密斯，亞庫伯(Yakkub)的故事之於伊萊賈·穆罕默德。霸權和權力的敘述之於文化左派，猶如藍眼魔鬼的故事之於黑人穆斯林——他們只想聽這樣的敘述。走入這些左派分子的思想世界，就是離開原來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一個民主制國家公民可以合力抵制施虐和自私——進入一個民主政治成了滑稽劇的哥特式世界。這個世界裡，惠特曼式徹底的現世主義所特有的那種陽光普照的樂觀精神喪失殆盡，「自由主義」和「人文主義」成了天真的同義詞——對恐怖現實懵懂無知的同義詞。

我在不同的書中闡明，文化左派引用最多的哲學家——尼采、海德格爾、福柯和德里達——對啟蒙理性主義的批判基本正確。進而我又闡明，傳統的自由主義和人文主義完全可以與這種批判和諧共存。即使我們象杜威一樣放棄真理的「符應論」，開始把道德信仰和科學信條當成獲得更多幸福的工具，而不是現實內在本質的外在表現，我們仍然可以做舊式的改良自由主義者。甚至在我們背棄笛卡兒，把主體性語言化，並將我們周圍和內部的一切都看作又一個可以替代的社會建構之後，我們還可以做這種自由主義者。

但我也提議，只要這些反形而上學、反笛卡兒（Cartesian）的哲學家倡導的是一種偽宗教形式的悲愴精神，我們就應該把他們放逐到私人生活的領域而不能把他們當作思考政治問題的嚮導。伊曼紐爾·勒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提出了「無限責任」的概念，德里達有時也使用這個概念。德里達又發現，很多事物都具有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不可通約性(unreachability)、不可再現性(unrepresentability)。所有這些概念在一些人追求自我完善的時候可能很有用。然而，當我們承擔起社會責任時，無限性和不可再現性之類的概念對我們有害無益。用這些詞語來思考我們的責任就象罪感一樣是政治活動的絆腳石。德里達有時強調，意義和正義是不可能的，這是哥特化的誘惑在作祟，這等於認為民主政治毫無益處，因為它無法應付超自然的力量。

我已經說過，惠特曼和杜威給了我們美國人從事公共事務所需要的浪漫情懷和高昂精神。如埃德蒙森所言，我們不該讓拉康的先驅愛倫·坡遮蔽了惠特曼和杜威的先驅愛默生。我們應該想想如何塑造我們的國家，而不必糾纏於真理的「符應論」、規範性的根據(the grounds of normativity)、正義的無法實現和我們與他人之間的無限距離等問題中。我們應該將宗教和哲學擱置一旁，去努力解決杜威所說的「人的問題」 。

思考人的問題意味著不要再殫精竭慮地思考他者的問題，不要嚮往什麼「共同夢想的曙光」 。(見托德·吉特林最近的一本書的題目)這也意味著我們要從一個民主的民族國里的公民權利和義務中，從左派實現這個國家的諾言的努力中，來獲得我們的精神認同，至少是部分精神認同。

文化左派似乎認為，民族國過時了，因此復興國家政治的努力毫無意義。這種觀點的問題在於，在可預見的將來，只有我們民族國的政府才有能力大大減少自私和施虐對美國人的危害。

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一些人面臨著被剝削的危險。「既然各個國家的政府現在已經無足輕重，我們必須想出一個替代物」之類的話絲毫安慰不了他們。全世界的超級富人階層並不需要什麼替代物。他們的意見有可能佔上風。比爾·雷丁斯(Bill Readings)正確地認為，「民族國［已經不再是］資本主義的基本單位」 ，但它還是一個實體，有權力做出社會救濟金和社會公平方面的決策。[12]左派當前有個習慣——從長計議，忽略國家，寄望於一個全球政體。這個習慣儘管取代了對馬克思歷史哲學的信奉，卻和後者一樣無用。兩者都無法解決下面這兩個問題——如何防止世襲等級再現，如何防止右翼民粹主義者利用對世襲等級的不滿情緒生事。

思考一下這兩個問題我們就會認識到，文化左派必須經歷的一個重大變革是拋棄它從60年代後期的風暴中繼承來的意識模糊的反美情緒。這個左派不應該再搜腸刮肚地給「這個制度」起一些更抽象、更具有侮辱性的名字，它應該努力構建一個令人振奮的國家形象。只有這樣它才能夠與學院以外的人，尤其是工會，結成聯盟。學院以外的美國人仍想擁有愛國情感，仍想感受自己從屬於一個能夠主宰自己命運、能夠自我完善的國家那種自豪感。

如果左派不結成這樣的聯盟，它永遠都無法改善美國的法律。而要結成這樣的聯盟，文化左派就要忘掉博德里亞爾(Baudrillard)關於美國是個迪斯尼樂園、是個模擬國家的敘述，就要提出建議修改這個真實的國家的法律。這個國家裡居住的是真實的人民，他們正在忍受不必要的痛苦，他們的大部分痛苦都可以通過政府行為來治癒。[13]美國左派只有參與制定一個具體的政治綱領，參與制定一個《人民憲章》(People』s Charter)，參與制定一系列具體的改革方案，才能真正復興。正是這一系列改革計劃才有可能使左派政治東山再起。這些計劃被修改並爭論了不知多少次，教授熟悉，生產工人也熟悉，專職人員熟悉，打掃這些專職人員衛生間的清潔工也熟悉。[14]

政府行為能夠解決的問題，也就是改革計劃詳細討論的問題，大部分源於自私心理而不是施虐心理。要解決這些問題，左派就有必要改變談論施虐心理的語氣。60年代以前的改良左派就是這樣做的。它關注受壓迫的少數民族，宣稱我們所有人——黑人、白人和棕色人種——都是美國人，既然都是美國人，就要彼此尊重。這個策略導致了《野戰排》這樣的電影的出現，這些電影表現了不同種族背景的美國人並肩戰鬥，生死與共。而當代的文化左派則鼓吹，美國不應成為熔爐，我們需要尊重彼此的差異。這個左派想保留他者而不是忽略他者。

老策略和新策略的區別很重要。不同的選擇造成不同的結果：一個結果是托德·吉特林所說的「共同的夢想」 ，另一個是亞瑟·施萊辛格所說的「分解美國。」以身為黑人或同性戀為榮是對遭受的虐待和屈辱的完全正當的反應。但如果這種自豪感妨礙作為美國公民的自豪感，使他們忘記國家有能力進行改革，使他們無法參加循規蹈矩者(straights)和白人的改良活動，這就是一場政治災難了。

《野戰排》這樣的電影提出了一個修辭學問題：「我們都是美國人，與這個共性相比，我們的差異算得了什麼?」這個問題既沒有鼓勵也沒有貶斥以差異為榮的做法。提出這個問題的用意是促使我們成為這樣一個國家：別人不會太在意你的差異，除非你想讓別人注意這一點。如果文化左派堅持目前的策略——尊重彼此的差異而不是忽略彼此的差異——它就只好尋求新的途徑來創造一種國家政治層次上的共同感，因為只有共性的話語才能使文化左派在國家選舉中得到獲勝的多數票。

我對它能否找到這樣的新途徑深表懷疑。迄今還沒有人提出一種可行的左派方案，來代替惠特曼和杜威預言的平民宗教。平民宗教的核心是，藉助對美國公民身份的傳統自豪感，用社會公平取代個人自由而成為我們國家的主要目標。我們應該熱愛祖國，因為它有希望成為一個無比仁慈、無比寬厚的國家。黑人、同性戀和其他一些人都十分清楚，這只是一個自我完善的計劃而決非事實的描述。但是你不可能在描述事實的基礎上鼓動國家政治的復興。在描述一個國家的時候，你既要用表達熱忱希望的詞語，又要用揭示現實的詞語。你只能對一個夢中的國度、而不是一個每天早晨要面對的國家保持忠誠。如果沒有這種忠誠，理想中的國度就決不可能變成現實。

但是，夢中的國度必須是一個總有一天能靠人力建設出來的國家。文化左派很難轉變成政治左派的一個原因是，如同60年代的左派一樣，它仍夢想著有一種叫做「人民」的天使般的力量來救助它。在這種意義上，「人民」指代一種救贖的超自然力量，其魔鬼般的對應物為「權力」或「制度」 。文化左派從60年代左派那裡繼承了「權力屬於人民」的口號，而後者卻很少問及權力的轉移怎麼運作。迄今為止這個問題仍然無人問及。

埃德蒙森、德爾班科等文化評論家指出，當代美國充滿了魔鬼和天使的幻象。史蒂芬·金(Stephen King)和托尼·庫什納(Tony Kushner)促成了埃德蒙森意義上「哥特式」的民族集體無意識的形成。民族集體無意識產生的不是政治改革的夢幻，而是不可思議的神奇變形的夢幻。文化左派對這種政治上毫無用處的無意識的形成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它用「權力」指代一種無形的、無所不在的、惡意的存在，它追求的理想都是目前根本無法實現的理想。

僅以分享民主制和資本主義的終結為例。60年代的左派相信，只有所有受決策後果影響的人親自來做決策，權力才算移交到了人民手中。打個比方說，這就意味看，經濟上的決策要由股民而不是股份持有者做出，企業家和市場將不再扮演現在的角色。這樣一來，我們所認識的資本主義就會終結，某個新生事物就會取而代之。

但這個新生事物到底是什麼，沒有人知道。60年代的左派沒有問及各個股民群體如何才能就不建新廠的問題達成共識，就改造原有工廠的時間問題達成共識，就出什麼價格買原材料之類的問題達成共識。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非市場經濟遇到的一些問題，60年代的左派一概略去不談。他們似乎以為，一旦我們擺脫了官僚和企業家，「人民」自然會知道如何應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鋼鐵廠或紡織廠的競爭，自然會知道如何應對進口石油提價等諸多問題。但他們從未告訴我們「人民」如何才能學會應對這些問題。

文化左派仍舊迴避這些問題。它這樣做是因為它只喜歡談論「制度」而不喜歡談論具體的社會實踐和具體的社會變革。這個左派仍舊採用革命的話語而不是改良主義和實用主義的話語。它漫不經心地使用諸如「晚期資本主義」等術語，彷彿我們只需等待資本主義垮台，而無須解決這個問題：在沒有市場的情況下，什麼能決定價格和調節分配。左派要想走出學院進入公共領域就必須爭取到廣大的選民。這些選民合情合理地要求知道左派想法的細節。要求知道拋棄市場後經濟如何運轉，要求知道分享民主制在理論上如何運作。

文化左派對此沒有答覆。但只有當它回應這些要求時，它才能夠成為政治左派。公眾對摒棄資本主義毫無興趣，因為他們不知道可供選擇的方案的細節。他們也不會鍾情於能把人們從技術官僚的權力下解放出來的分享民主制，因為他們不知道審議會如何才能獲得目前只有技術官僚才掌握的實際知識。甚至象我這樣景仰約翰·杜威的人都無法認同他為分享民主制所做的辯護，無法認同他對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專家治國論的批判。[15]

文化左派的美國幻象中，地位顯赫的白人不再投票選舉，先前受害群體的成員和比自私的富人更有遠見和想像力的人獲得了選舉權。左派認為這些先前受壓迫而又剛剛得勢的人會象天使一樣善良，而純種白人男性則象魔鬼一樣邪惡。如果我的看法和左派一樣，我也會願意生活在他們想像出來的制度中。可是我認為左派的觀點站不住腳。我建議左派重操就業，在市場經濟的框架內進行漸進式的改革。這也正是本世紀頭三分之二的時間裡美國左派所從事的事業。

也許有一天，人們會發現，漸進式的改革累加起來竟然帶來了革命性的變革。有朝一日，這些改革可能會產生一種現在還無法想像的非市場經濟，決策層人選的範圍可能會擴大許多。如果其它國家也進行了類似的改革，所有這些改革可能會導致國際聯邦或世界政府的出現。在這個新世界裡，美國人的民族自豪感會象內布拉斯加人(Nebraska)、哈薩克人(Kazakhstan)或西西里人的民族自豪感一樣，顯得怪異。但同時，再完美的空想也終究是空想，在現實中，我們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我們不能只去設想一個完全不同的制度，只去設想一種完全不同的思考人類生活和事務的方式，而不對現有制度進行漸進式的改革。

請允許我回到演講開始時談到的主題：旁觀 (spectatorship)和參與(agency)的對比。

對一個超然的世界主義的旁觀者來說，我們的國家似乎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地方。美利堅合眾國解放了奴隸，隨後卻又發明出了種族隔離法，和希特勒的紐倫堡法令一樣殘酷陰險。它開始創造一個福利國家，卻很快落後於其它工業化的民主制國家。它不能為窮人的孩子和富人的孩子提供平等的醫療保健、平等的教育和平等的機會。它的工人們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勞工運動，但卻任由立法限制和削弱了這場運動；他們無能地默許惡棍接管了許多地方分工會，最終卻被這些惡棍乘機搞垮了運動。它的政府使反對邪惡帝國的正義討伐蛻化成聯合右翼寡頭鎮壓社會民主運動的陰謀。

我一直認為，我們美國人不應該採取這種超然的世界主義的旁觀視角。我們應該直面自身不盡人意的地方，但不能就此認為這些不光彩的事實最終決定了我們不可能獲得幸福、不可能塑造出偉大的民族性格。我們的民族性格仍在也永遠在塑造的過程中。1897年，很少有人預見到進步運動、每周40小時工作制、婦女選舉權、新經濟政策、民權運動、第二次女權主義運動的勝利，或同性戀權利運動。誰又敢在1997年斷言，下個世紀的美國不會取得更大的道義進步?

惠特曼和杜威試圖用希望取代知識，用烏托邦式的共同夢想——一個非常公平文明的社會的夢想——取代關於上帝意志的知識，取代道德律令，取代歷史法則，取代科學事實。他們的政黨是希望的政黨，使得20世紀的美國不只是個經濟和軍事的巨人。沒有美國左派，我們可能依然強大勇敢，但沒有人會說我們仁慈。只要我們擁有一個積極的政治左派，我們就還有機會去塑造美國的形象，使其成為惠特曼和杜威夢想中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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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語言學家開玩笑說，一門語言就是一門有一支陸軍和一支海軍的方言。同樣，我們也可以開玩笑說，一個身份群體(identity group)就是自稱有一個理論方案(academic program)的利益群體(interest group)。當然，不是所有的利益群體都是身份群體，因為你可以從一個利益群體(教授會或失業群體)中進進出出，但鄰居對你的偏見和歧視可能使你無法離開一個身份群體。參見Joseph Raz和Avishai Margalit，「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收入Journal of Philosophy 87(September 1990):439頁—461頁，裡面列舉了賦予一個群體「身份」的六個特徵。參見同著者，「Liberalism and the Right to Culture,」 Social Research 21,no.3(Fall 1994):491—510頁。

[2] 這裡我使用了Margalit對「文明社會」的定義：個體之間不再互相羞辱的社會。參見上本雜誌的第一章，n．25。

[3] 關於靠這種收入水平維持生存的家庭的敘述，參見Susan Sheehan，「Ain』t No Middle Class,」 New Yorker，December 11，1995，82頁—93頁。

[4] New York Times, March 3，1996，第28頁。

[5] 很多會議討論的是全球化對文化身份的悲劇性影響。參見Richard Rorty，「Global Utopias，History and Philosophy,」收入Luiz Soares編輯的Cultural Pluralism，Identity，and Globilization(Rio de Janeiro：UNESCO／ISSC／EDUCAM，1996)，457頁—469頁。這卷書記載了一次UNESCO會議的進程，會議地點是俯臨Copacabana海灘的一個房間。

[6] 參見Karen Arenson,「Cuts in Tuition Assistance Put College beyond Reach of Poorest Students」，刊登在New York Times，January 27，1997，第B1頁，公布了Thomas G.Mortenson為教育機會聯盟全國委員會(the 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Associations)做的一項研究的結果：「Mortenson先生髮現，來自占人口總數四分之一的最富有的家庭（1994年收入超過＄60，000）的學生中24歲時已獲得大學學位的比例從1979年的31％劇增至1994年的79％。而來自最貧窮的家庭（1994年收入低於＄22，000）的學生的相關比例同期內持平，約為8％。」

[7] Daniel Bell在一篇副標題為「Middle Class Fears Turn Class Wars into Culture Wars」的文章中說，「解釋社會分化問題的角度發生了變化，以前是經濟學的角度，現在則是文化的角度」。我同意他的觀點。參見Daniel Bell,」The Dis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刊登在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June 9,1995,第16頁。學院左派和「保守的知識分子」（譬如，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社論撰寫人）協力完成了這個轉變

[8] 在1996年10月3—4日於哥倫比亞大學召開的「勞工問題宣講會」上這兩種態度之間的衝突充分暴露出來。Orlando Patterson,研究奴隸制問題的傑出的歷史學家，認為為了保護美國工人，政府遲早要關閉美國與墨西哥的邊界。一些人大聲詰問他，「第三世界的工人怎麼辦?」黑人學者一般不會受到以白人左派為主的聽眾的譏笑，但這一次例外。我認為Patterson提出的問題可能會給21世紀美國左派造成最深層的裂痕。我希望能夠想出一些好辦法來擺脫這個困境，但很遺憾，我無計可施。

[9] John Dewey, 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收入The Middle Works of John Dewey,第12卷（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2）,187—188頁。

[10] Mark Edmundson，Nightmare on Main Street: Angels，Sadomasochism，and the Culture of the Gothic(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第4l頁。

[11] 同上，第42頁。

[12]文化左派就這個話題表現出了傳統智慧，這方面的典型例子，參見Bill Readings，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第三章，「The Decline of the NationState」。引用的這一段在第43頁。Readings又談到了「伴隨著民族國的衰落而出現的政治主體的抽空現象」（第48頁），但他並不為之惋惜，也不希望這個過程發生逆轉。我正好相反。

[13] 關於利用Baudrillard的理論對美國進行的敘述，參見Fred M. Dolan, Allegories of America(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尤其是60—73頁，「Cold War Metaphysics」這一章的頭幾頁。Dolan的敘述決不會使我們想到，可能有一種真實的、非形而上學的、非虛構的理由，支持冷戰。

[14] 這一系列改革的第一步無疑是徹底改變競選籌集資金的方式——目前這是美國選民的共識。人人都知道只要立法者的投票能被收買，美國就不會有什麼大的變化，都知道習慣於收買立法者的人必然會激烈反對由公眾來贊助競選：他們會更加肆無忌憚的賄賂立法者以使後者欲罷不能。

[15] 關於分享民主制，參見Robert Wesbrook,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尤其是300頁—318頁（討論了Dewey對Lippman的回應）和537—552頁（概括了Dewey的立場，還有對我解讀Dewey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