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變遷：中日史學界爭議的焦點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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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楊津濤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關於大屠殺的歷史記憶，有著曲折的歷史變遷。

戰時，南京大屠殺產生世界影響，與國民政府「國宣處」有關

南京淪陷後第三天，已有部分外媒，如美國《芝加哥每日新聞報》、《紐約時報》等，開始報道大屠殺事件。但總體上，這些報道比較零碎，產生的國際影響很有限。

在事件的對外傳播中，影響最大、使其成為國際關注焦點者，當屬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田伯烈是澳大利亞人，自1920年代起長期擔任英國《曼徹斯特衛報》駐華記者。

關於該書的緣起，據曾任國民政府「國際宣傳處」處長的曾虛白晚年在其《自傳》中披露：

「我們花錢請田伯烈本人及由其代約史邁士寫兩本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目睹實錄印行問世。此後，他照辦了；他的《日軍暴行紀實》與史邁士的《南京戰禍寫真》兩書，風行一時，成了暢銷書，達成宣傳目的。同時，我們又與田伯烈商定，請他做我們國際宣傳處不露面的主持人，以泛太平洋新聞社名義在美髮稿……」

該書於1938年3月面世。除以英文原版在歐美各國廣泛發行外，「國際宣傳處」還組織翻譯推出了中譯本（名曰《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和日譯本（名曰《所謂戰爭》）。由蔣介石特批經費大量印刷分贈。南京大屠殺由此廣為人知。

圖：田伯烈著《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

戰後，國民政府曾設專門機構調查大屠殺，蔣介石呼籲民眾配合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曾命各收復區調查「歷年遭受敵人屠殺案件」及因日軍暴行而死傷的人口。具體到「南京大屠殺」，當局先後成立了三個專門的調查機構。

「南京調查敵人罪行委員會」起步最早，至1946年2月, 已獲得500餘份資料, 涉及日軍在南京的屠殺、傷害、姦淫、劫奪、破壞、強制服役等罪行295882種。「南京市抗戰損失委員會」調查發現，日軍佔領期間，南京損失的各類財產，相當於法幣2萬億元。「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的任務是搜集大屠殺證據，「以供獻於遠東法庭」。經其調查，整理出大屠殺中有確實人證的案件2784件，包括槍殺1159件，刺殺667件，集體屠殺315件，燒殺136件，先奸後殺19件，炸死19件等。

為調動民眾參與、配合調查的積極性，蔣介石還曾在《中央日報》上親自撰文呼籲。蔣在文章中承諾：「在敵人大屠殺下殉難軍民之遺屬，冤憤一日未伸，余之責任一日未盡。……凡我同胞，其有身經當日大屠殺慘禍暨在敵偽暴力壓迫之下，受有各種枉曲者，余均願詳知其事實及屠殺壓迫之主謀，……一經查明屬實，定處分別以戰罪提付審判。」（《中央日報》，1945年12月21日）

稍後，蔣更召見陳裕光等人，親自過問大屠殺專案調查進度。惜因內戰爆發，調查匆匆中止，未能給後世留下充裕的原始材料。及至1947年，國民政府將12月13日定為「京市忠烈紀念日」，並於同年12月13日舉行了首次公祭大會。

圖：南京下關碼頭屍體堆積如山

四九年後，大屠殺歷史記憶的側重點迭經變遷

四九年後，南京大屠殺進入了歷史教科書。如1950年出版的黨史教材《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稿）》、1957年出版的「人教版」中學教材《中國歷史》第4冊中，都有關於大屠殺的內容。此後各高校編寫的《中國現代史》教材中，也不例外。

但在冷戰局勢下，關於「大屠殺」的宣傳側重點已有所變化。在「反對美國扶植和武裝日本」等口號聲中，「大屠殺」常常與「美帝國主義」結合在一起。最典型的案例，莫過於將曾救助難民的歐美友人，指責為「美國鬼子點名，日本鬼子執行」，如金陵大學教授貝德士，即被指「參與了當時南京的大屠殺。他一面在金大向同學們傳布親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義下，把大批的中國難民移交給日寇，讓日寇集體屠殺了」（《金陵大學對美帝的控訴》，《人民日報》1951年1月31日）

同時，因為種種政治原因，關於大屠殺的研究也未能展開，乃至於梅汝璈撰寫的《關於谷壽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事件》一文，也被指責為煽動「民族仇恨」、「鼓吹戰爭報復」。80年代以前，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書籍，僅有1962年高興祖編著的《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此書直到1979年，才用「內部出版」的名義，從油印本變為白皮書。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學會副會長、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經盛鴻，在1970年代末進入南京大學歷史系讀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生，是「文革」後最早的一批研究生。據他回憶，「可以說我一直在南京求學，但我們的老師從來不講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也不提，任何中國近現代史的書籍都不提。」

及至1982年，日本發生篡改教科書事件，稱南京大屠殺發生的原因是「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中國政府對此高度重視，南京市開展了1949年以來首次文物普查，以保護大屠殺遺址、收集日軍罪證，並籌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此後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研究逐漸成為顯學，大量相關資料集和專著相繼問世。

簡而言之，80年代以前，關於大屠殺的歷史記憶雖未中斷，但其宣傳側重點則有所偏離，研究則一度停滯。自80年代至今，關於大屠殺的宣傳與研究，已基本回歸正常。

圖：在南京，日本士兵用手推車搬運從商店裡搶到的贓物。照片前方是大約五十具被害中國軍人和平民的屍體

迄今，關於大屠殺，中日史學界在很多問題上仍未達成共識

迄於今日，中日史學界關於大屠殺的基本性質與主要責任歸屬，早已達成共識。仍存有爭議者，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遇難者的身份及具體數字。二是事件過程具體細節的還原。

自2006年底至2010年1月底，曾由中國外交部與日本外務省主持、組織中日兩國歷史學者，開展「中日共同歷史研究」。該項目，適足以反映上述分歧。關於前者，日方報告的說法是：

「日軍對俘虜、殘兵、便衣兵以及部分市民進行了集體的或個別的屠殺，同時強姦、掠奪，放火事件也頻繁發生。因日軍的屠殺行為而導致的死亡人數，據遠東國際軍事裁判的裁決達20萬人以上（對於松井司令官的裁判書是10萬人以上），1947年南京戰犯裁判軍事法庭公布為30萬人以上。中國的見解是以後者的裁判為根據。日本的研究中，有以20萬人為上限的，還有4萬人、2萬人等各種推算。對於犧牲人數的各種不同說法，其背景是由於對『虐殺』（非法殺害）的定義、所定地區、期間、埋葬記錄、人口統計等資料的驗證上存在差異。」

在研討中，日方學者還曾提出如下意見：「其一，如果將戰後東京審判和南京國防部軍事法庭的判決當作歷史事實本身，而不引用學術界的研究成果，這對學術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是否尊重？其二，在南京大屠殺遇難者中被屠殺者與陣亡者有無區別？平民與軍人的比例是多少？」日方並建議就此展開具體討論。

關於後者。日方學者意見頗多。譬如，日方認為，「日軍方面並沒有……制定有計劃有組織屠殺俘虜的政策。」「（中方採用的）有些史料本身是否真實，應該考證後再引用……另外，如何選擇史料也很重要，選擇不同的史料其結論也會不同，如拉貝日記中既有關於日軍的暴行，但同時也有對南京國民政府及守軍的批評……」。此外，雖然中方提出了異議，但「日方最後提交的文本中沒有刪除南京大屠殺中國方面次要責任的論述」，「沒有修改關於中國軍隊焚燒南京很多建築物的敘述」。綜上，大致代表了日本主流學術界關於大屠殺的基本意見。

因為很難在遇難者數目上達成一致意見，「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實際上迴避了該問題的討論。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在美國披露的一批檔案中，發現了田伯烈於1938年1月寫下的未刊電稿，該電稿稱：「自從幾天前回到上海, 我調查了日軍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報道。據可靠的目擊者直接計算及可信度極高的一些人的來函, 提供充分的證明……不少於30萬的中國平民遭殺戮, 很多是極其殘暴血腥的屠殺。」這很可能是關於「30萬」這一數字，最早的出處。

圖：1938年1月，日軍在南京開設慰安所，圖為日軍官兵擁擠在慰安所旁

注釋

孫宅巍：《論南京大屠殺真相的早期傳播》，《南京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朱成山：《世界上第一本南京大屠殺史書之考證》，《南京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張連紅：《國民政府對南京大屠殺案的社會調查(1945—1947)》，《江海學刊》2010年第1期；劉燕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憶（1937—1985）》、《抗日戰爭研究》2009年第4期；《曾「消失」的南京大屠殺》，南方都市報2013年12月18日。轉引自榮維木：《中日共同歷史研究中歷史認識的異同——以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為例》，紀念抗戰勝利65周年學術研討會，2010；張連紅：《如何記憶南京大屠殺——中日共同歷史研究中的學術對話》，抗日戰爭研究2010年第4期；吳天威譯《美國新公開的有關「南京大屠殺 」的檔案資料》，《抗日戰爭研究》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