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布魯瑪：特朗普、法拉奇與英美秩序的終結

撰文：伊恩·布魯瑪

翻譯：陶小路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在唐納德·特朗普古怪的選舉活動中，最奇怪的事件之一發生於8月24日在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的一次集會上，一位看起來相當高興的英國人出現在了這裡。這個英國人是法拉奇，特朗普向人們介紹他為「英國退歐背後的男人。」人群里的大多數人可能完全不知道這個英國獨立黨領導人是誰。然而，他站在那裡，咧著嘴笑，大聲喊著：「我們的獨立日」，「真正的人民」、「正派的人民」、「普通的人民」要和銀行、自由派媒體以及政治體制對決。特朗普臉上掛著誇張的笑容，拍著手向人們承諾，「再來一場 『英國退歐』！」

英國退歐本身不是我在這裡想討論的內容——英國銀行、商界、政界和知識階層的精英幾乎普遍反對英國退出歐盟，然而公投的結果卻是脫歐派以微弱優勢獲勝。特朗普在他的演講里高聲讚揚了法拉奇，因為法拉奇「儘管面對種種辱罵，面臨重重阻礙」，依然取得了偉大勝利。他心裡想的「辱罵」是什麼很含混，但是他想要表達的意思是明確的：他自己的勝利會像是英國脫歐派的勝利那樣。他甚至自稱「Mr. Brexit」，「退歐先生」。

我在英國和許多朋友和專家就此問題交談過，他們都反對我將特朗普和英國退歐進行比較。在倫敦，傑出的保守主義歷史學家諾埃爾·馬爾科姆（Noel Malcolm）告訴我，當他聽到我將兩者進行比較時，他感到很失望。他認為，英國退歐僅僅是關於主權；如果英國人必須遵守由外國人（他指的是歐盟）通過的法律，而他們並沒有對此進行投票，那麼英國民主會受到損害。 他堅持認為，許多英國人投票選擇退出歐盟與全球化或移民或工人階級感覺自己被精英階層甩到身後等原因毫無關係。它主要是一個關於民主原則的問題。

馬爾科姆似乎認為，包括生活在英國「銹帶」城市的前產業工人在內的投票支持英國退歐的人們和他自己支持英國退歐都是出於同樣品格高尚的原則。我對此表示懷疑。許多英國人對波蘭、羅馬尼亞和其他歐盟的公民來英國拿著不多的錢干更多工作心懷不滿，而這種不滿情緒對他們投票支持英國退歐起到了重要作用。就像人們認為精英們需要對被摧毀的工業城市的經濟停滯負責，因而渴望打擊一下這些不受歡迎的精英也是他們投票支持退歐的原因之一一樣。許多英國人對外國人單純的厭惡也不應該被低估。

在美國，人們也對我所持的英國退歐是特朗普勝利預兆的觀點表示反對。我的自由派友人們一遍遍讓我放寬心，告訴我說特朗普絕對不會成為總統；美國選民足夠理智，不會聽信他的那套充滿仇恨的煽動言論。他們告訴我，特朗普是一種獨特的美國民粹主義的產物，這種民粹主義會定期爆發，比如20世紀20年代的反移民本土主義或是20世紀30年代路易斯安那州的休伊·皮爾斯·朗（Huey P. Long），但是這種民粹主義永遠不會進入白宮。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這種針對富人、銀行家、移民或大企業的傳統美國民粹主義都不能拿來與英國對歐盟的敵意進行比較，因為美國畢竟沒有加入任何一個超國家的政治聯盟。

然而特朗普和法拉奇很快就發現了彼此之間的共同之處。英國退歐公投之後的第二天，特朗普恰巧在蘇格蘭為他的高爾夫球場重新啟用揭幕，他在演講中指出了這個共同之處。特朗普對著蘇格蘭人（絕大多數蘇格蘭人都投票反對英國脫離歐盟）說，英國脫歐是「一個偉大的事情」：英國人「收回了他們的國家」。在特朗普和法拉奇的選舉活動里，如「主權」、「控制」和「偉大」這樣一些詞語總是會讓群情激奮。我們可能會認為他們在說這些詞語的時候指的是不同的東西。法拉奇和他的盟友（其中許多人是英格蘭民族主義者）想要從歐盟奪取國家主權。可是，特朗普想從誰手上奪回自己的國家呢？特朗普曾經表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都是一些由國際精英運作的有害組織，它們都損害了美國工人的利益。但我卻無法想像特朗普大多數的追隨者的憤怒所指向的目標是這些國際機構。

事實上，大多數國際機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北約，都是為促進美國及其盟國的利益在美國主持下建立的。歐洲的統一以及由此產生的歐盟不但得到特朗普之前各屆美國總統的首肯，而且受到他們的大力鼓勵。但他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情緒（目前只是情緒而已，還沒有形成政策）敵視這些組織。法拉奇之流大體上也對這些組織抱有敵意。

所以法拉奇和特朗普所談論的是同樣的事情。但是，他們二人之間的共同之處遠不止厭惡國際或超國家機構而已。當法拉奇在傑克遜市的演講中怒斥銀行、自由派媒體和政治體制時，他並不是在談論外國機構，而是在談論我們中間的異己，他在暗示的是我們本國的精英不「真實」，不「普通」，不「正派」。全民公投前並不支持英國退歐的英國首相特蕾莎·梅稱有國際意識的精英們為「哪裡都不屬於的公民」。英國三名高等法院法官裁定，有權力決定何時啟動英國退歐的法律機制並非只有首相內閣，英國議會也有權力對此做出決定；因此，未經議會投票批准，英國政府不能啟動脫歐程序。隨後，《每日郵報》將這三位法官斥為「人民公敵」。

特朗普有意地利用了人們對那些不屬於「真正的人民」者的仇恨。他發表了針對穆斯林、移民、難民和墨西哥人的攻擊性言論。但他最深切的敵意針對的是那些在美國內部的精英主義叛徒們：這些人嬌慣少數族裔，鄙視「真正的人民」。特朗普的最後一個競選廣告用了一種特別陰險的方式攻擊了一些曾經被斯大林稱作「無根的世界主義者」的人們。廣告中用十分具有煽動性的語言提及一個「全球權力結構」一直在劫掠誠實的勞動人民的財富，畫面中出現的是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和勞埃德·布蘭克費恩（Lloyd Blankfein）的照片（註：該廣告可在下面的網址觀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ST61W4bGm8）。也許不是每個特朗普的支持者都會意識到，上面提到的三位都是猶太人。但是，那些意識到這一點的人不會不知道特朗普在暗示什麼。

當特朗普和法拉奇一同站在密西西比州競選活動的舞台上時，他們就像是兩個愛國者，從外國人手中奪回了他們的偉大國家。他們無疑會認為英、美兩國是特殊國家。但他們的成功令人沮喪的原因恰恰是因為它違背了某個特定的「英美例外主義」。這裡說的不是某些美國和英國的沙文主義者們傳統的自我形象——他們把美國看作「山巔之城」（註：City on the Hill，典故出自《馬太福音》5章14節：你們是世上的光。城立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把英國視為孤懸在邪惡的歐洲大陸之外的「統於一尊的島嶼」（the scepter d isle，典故出自莎士比亞《理查二世》第二幕第一場：這一個君王們的御座，這一個統於一尊的島嶼，這一片莊嚴，這一個戰神的別邸，這一個新的伊甸……），而是另一種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塑造而成的英美例外論。德國和日本的戰敗催生出一個由美國領導的西方國家和亞洲國家的大聯盟。「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和一個統一的歐洲將確保民主世界的安全。如果特朗普和法拉奇的主張得以實施，那麼這個夢想將會徹底破滅。

當幾乎整個歐洲都處於納粹或法西斯獨裁統治者的掌控之下的時候，英美盟國是自由、民主和國際主義的最後希望。我便是在英美盟國塑造的世界中長大。1945年，英國和北美部隊（在一些非常勇敢的波蘭人的幫助下）解放了我的祖國荷蘭，我出生於1951年。我們這代人對當時的歷史沒有直接記憶，但是我們依然會看講述諾曼底登陸的電影《最長的一天》。約翰·韋恩（John Wayne）、羅伯特·米徹姆（Robert Mitchum）、肯尼斯·摩爾（Kenneth More）和他的英國鬥牛犬是解放荷蘭的英雄。（註：這三位都是《最長的一天》中的男演員）

這當然是幼稚的奇思怪想。解救我父親的是蘇聯紅軍，他當年和其他年輕人因為拒絕簽署對納粹效忠的保證書而被迫在柏林的工廠做勞力。但是，勝利的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特別是美國，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們所生活其中的戰後西方世界。丘吉爾和羅斯福於1941年簽署的《大西洋憲章》中的話語在一個飽受戰爭蹂躪的歐洲引起了深深的共鳴：貿易壁壘會被降低，人民會獲得自由，社會福利會得到促進，全球合作將隨著戰爭的結束而來到。丘吉爾說，這部憲章「不是法律，而是一顆明星。」

「美國治下的和平」的存在基於一個自由主義的共識。英國是美國的一個特別的、初級的合作夥伴，英國政府可能比美國政府更敏銳地感覺到英國特殊之所在。不僅北約（主要為保護西方民主國家不受蘇聯威脅而成立），連歐洲統一的理想也是誕生於1945年的灰燼之中。許多歐洲人，無論自由派還是保守派，他們都認為，只有一個統一的歐洲會防止歐洲人再次掀起戰火。即使是心思主要集中在英聯邦和大英帝國的丘吉爾也對此表示支持。

冷戰讓戰勝的英美盟國的特殊作用變得愈發重要。西方國家的自由處於美國的保護之下，它們需要一個可以對抗蘇聯意識形態的敘事，這個敘事包括承諾在社會和經濟上實現更大程度的平等。當然，對於英美兩國向戰後的世界所展現的閃亮的理想，它們自己都沒有能夠完全實現：美國擁有「悠久的」種族偏見的歷史，而且偶而還會爆發政治上的歇斯底里，例如麥卡錫主義；而英國的階級制度則非常頑強。即便如此，那種獨特的英美自由的形象不僅在戰爭期間被佔領的國家依然得以維持，而且在戰敗的德國（至少在西德）和日本也同樣如此。

美國的聲望大大增加靠的不僅僅是解放歐洲的士兵們，也是靠美國國內那些為了讓自己的社會更加平等，讓美國的民主更具包容性而鬥爭的男男女女。正是因為有如馬丁·路德·金或「自由乘車運動者」（Freedom Riders），甚至奧巴馬總統這些與自己國家的不公正現象鬥爭的人物的存在，美國例外主義的希望才得以存續。1960年代的青年文化也發揮了同樣的作用。哈維爾，這位持不同政見的捷克劇作家、後來的捷克總統，稱弗蘭克·扎帕、盧·里德和滾石樂隊為自己的政治英雄。他不是在開玩笑，而是很嚴肅地在表達自己的想法。在共產主義的東歐和蘇聯，美國和英國的流行音樂代表著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久出生的歐洲人經常表達對美國的憎恨，或者至少對美國政治以及美國發動的戰爭表示反感，但他們表達敵意的方式幾乎完全是從美國借來的。鮑勃·迪倫獲得了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一個重要原因是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的成員屬於瑞典的嬰兒潮一代，而這一代人是伴隨著鮑勃·迪倫的抗議之聲成長的。

有關盎格魯—撒克遜式的自由具有獨特性這樣的理想很早就有了，它的來源顯然比希特勒的失敗的時間要早很多，更不用說鮑勃迪倫和滾石樂隊了。托克維爾在1830年代懷著欽佩之情對美國民主進行的記述十分有名。但是他在同一時期寫的有關英國的文章則不太為所人知。托克維爾出生於法國大革命發生不久之後，有一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他：為什麼有著如此龐大的貴族階層的英國沒有發生法國那樣的動蕩？為什麼英國人不反抗？他的回答是，英國的社會體制有一定開放性，人們有上升的空間；人們相信自己可以通過努力工作，再加上自己的聰明才智和運氣，便可以在社會獲得上升。這是美國夢的英國版本：《偉大的蓋茨比》雖然是偉大的美國小說，但蓋茨比這樣的人完全可能在英國找到。

實際上，19世紀的英國可能沒有那麼多白手起家的故事。但是，塞法迪猶太人的後代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可以成為英國首相，並且被封為伯爵這樣一個事實，還是讓許多代生活在歐洲的人們相信英國是一個特殊的國家。來自俄羅斯、立陶宛或者德國的猶太人（比如我的曾祖父母）湧入英國成為新移民，他們這麼做是因為心裡存有一份希望：有一天，他們也能成為英國紳士。

和美國夢一樣，這種對英國的崇拜之情可能也是建立在神話之上；但是神話也可以是非常有力量並且持續很長時間的。在英國和美國，那種認為充分的努力和天賦可以戰勝命運的想法尤為重要。英美資本主義在許多方面的確很苛刻，但是由於自由市場需要新的人才和廉價勞動力，於是它催生了一種務實和相對開放的社會，移民可以在這樣的社會裡過上蒸蒸日上的生活；而那些更加封閉的、注重集體主義的專制社會統治者則會非常蔑視這樣的社會。

威廉二世便是這樣一位統治者。1918年，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打敗，威廉二世退位，他當初為發動這場戰爭使出了渾身解數。有一半英國血統的他稱英國是一個由店主組成的國家，並用「猶太—英國」這樣的詞語形容英國；他認為這是一個被邪惡的異族精英腐化的國家，一個金錢比「血統與土地」更重要的國家。在後來的幾十年里，這種反猶主義言論更多是針對美國。納粹黨人相信，猶太資本家統治著美國，好萊塢、華盛頓，自然還有紐約都處在他們的控制之下。一直到現在，許多地方的人仍然持有這樣的看法，雖然比較起中東和亞洲的一些地區，在歐洲持這種觀點的人要少。但是，「不屬於任何地方的公民」，「險惡的精英」以及「玩弄陰謀的銀行家」這樣的話語恰恰符合這種傳統。當代英美民粹主義最可怕的諷刺便是，這些民粹主義的信奉者們所慣常使用的語言在歷史上正是英語國家的敵人使用的語言。

然而，即使那些不認同這位德意志皇帝的話語的人也能夠意識到，這個自19世紀中葉以來在英國和美國實行的自由主義經濟體系有其黑暗的一面。它不允許對財富進行重新分配或者對最弱勢的公民實施保護措施。當然，在英美兩國也有過例外：例如，羅斯福新政；戰後英國工黨政府在首相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領導下建立起了免費的國民醫療保健制度，建設了更好的公共住房，改善了教育狀況，另外還提供了一個福利國家所擁有的種種其他利處。而這些都是在戰爭期間冒著生命危險為國家做出犧牲的英國工人階級需要的。然而，總的來說，與許多西方國家相比，英國和美國通常更重視個人經濟自由，而非平等主義的理想。沒有什麼比不受限制的自由企業更能帶來迅速且激烈的社會變革了。

20世紀80年代，里根和撒切爾發起了一場革命，他們放鬆對金融服務的管制，關閉煤礦和工廠，削減新政和英國福利制度給兩國人民帶來的許多利處。這場革命被大西洋兩岸的許多保守派視為英美例外主義的勝利以及自由的偉大勝利。英國以外的歐洲人則對此表示懷疑。他們傾向於把撒切爾主義和里根主義視為無情的經濟自由主義，一些人因此變得更加富裕，而更多人卻因此陷入困境。儘管如此，為了變得更有競爭力，許多政府也都紛紛開始仿效同樣的經濟制度。

這一切於冷戰行將結束之時發生並非巧合。蘇聯崩潰以後，人們慶祝歐洲獲得了最終的解放。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拋棄在鐵幕一邊的國家終於獲得了自由。老布希總統提出建立由美國這個唯一的超級大國領導的「新世界秩序」。「里根—撒切爾革命」似乎已經獲得了勝利。

但是，共產主義在西方世界的終結也導致了其他一些不好的後果。蘇聯帝國的恐怖統治令其他的左翼思想也受其連累，其中包括實際上持反對共產主義立場的社會民主主義。人們宣布「歷史已經終結」，他們認為英美的自由民主制度將永遠沒有對手，就在這個時候，許多人開始相信，無論何種形式，信奉集體主義的理想主義都將是一條直接通往古拉格之路。撒切爾曾經宣稱，社會這種東西並不存在，存在的只有個人和家庭。她主張要迫使人們去自己照顧自己。

激進的經濟自由主義對傳統社區所造成的破壞比任何一個社會民主主義政府都要劇烈得多。撒切爾的死敵是礦工和產業工人。新自由主義給出的說法是經濟繁榮需要通過「下滲」的方式來實現。（註：所謂「下滲」是指這樣一套經濟主張，即政府對富人階級減稅並提供經濟上的優待政策會改善經濟整體，最終會使社會中的貧困階層人民也得到生活上的改善）但是，這套理念從來沒有實現過。2008年的金融危機又給這些工人和他們的孩子們以重創，如今他們在貧窮的銹帶城市裡艱難地維持著生計。戰後建立的幾大國際組織不再能夠發揮作用，比如美國在1945年為了確保世界更加穩定而建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它甚至沒有看到危機的到來。很多人一直沒有從2008年的崩潰中恢復過來，於是他們決定反叛，投票支持英國退歐，以及選擇特朗普做美國總統。

不論是英國退出歐盟，還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都不太可能給退歐支持者和特朗普支持者們帶來巨大的好處。但至少在一段時間裡，他們可以做這樣一個夢：他們把自己的國家帶回到了一個想像中的，更純凈、更健康的過去。人們的這種反應不只橫掃了英美兩國，它還橫掃了其他一些國家，其中包括一些擁有長期自由民主傳統的國家，比如荷蘭。二十年前，阿姆斯特丹被視為一切狂野和進步力量的中心，是那種連警察都會公開抽大麻的地方（這也是一個神話，但是它很能說明問題）。荷蘭人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擁護種族和宗教寬容的人。在所有歐洲國家中，荷蘭是最堅定地站在「盎格魯圈」（Anglosphere）里的一個。然而，根據最新的民意調查，現在在荷蘭最受歡迎的政黨是荷蘭自由黨，而這個政黨幾乎是由基爾特·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一個人運作的；而這是一個反穆斯林、反移民、反歐盟，讚揚特朗普的勝利意味著「愛國者的春天」來臨的煽動家。

法國的瑪麗·勒龐可能會成為下一屆總統，她和基爾特·威爾德斯一樣，也對特朗普的當選感到高興。波蘭和匈牙利則已經處於民粹主義的專制者統治之下，東歐異議人士曾經做出巨大努力去實現的自由主義被棄之一旁。極右翼諾伯特·霍費爾（Norbert Hofer）可能會成為奧地利的下一任總統。（註：該文發表於11月29日，12月4日奧地利舉行了總統選舉的第二輪投票，諾伯特·霍費爾被綠黨候選人范德貝倫擊敗。）

這是否意味英國和美國不再是例外了？也許吧。但在我看來，正是這種「英美例外主義」的想法使這些國家的民粹主義變得更加強大。英美兩國的民眾存在下面一些自誇的想法：他們這些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西方勝利者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特別，更勇敢，更自由；美國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國家；獨自對抗希特勒的英國比任何歐洲國家都要優越，更不用說非歐洲國家了......而這些想法不僅導致了一些判斷失誤的戰爭的發生，而且也掩蓋了英美資本主義體系里的種種不平等。這種英美人天生優越、生而為美國人或英國人是莫大福分的想法，讓那些從教育或者意義上處於社會較低階層的人們產生了一種「自己就應該過得更好」的感覺。

直到上個世紀最後幾十年之前，這種「例外」的想法和現實一直相匹配。而到了最近十幾年，相比較於變得更加富裕的富人，英國工人或中下階層人民的財富開始減少；另外，英國人中間即使思想最偏狹者也逐漸看清這樣的現實：不僅德國人、瑞典人、挪威人和荷蘭人的生活水平高於自己，甚至連英國最古老的對手法國人也比自己的生活更好。他們釋放自己憤怒的方法之一是在足球場鬥毆，另外，他們還會模仿英國轟炸機的聲音，喊著與打贏戰爭有關的口號以此來嘲弄德國球迷。

這些所謂的足球流氓當然是一個令人尷尬的少數群體，但英國人也有其他方式來表達相同的感覺。大多數英國民眾對歐盟沒有太大好感，但是實際上，正是拜歐盟的政策所賜，英國的許多地區才變得更加繁榮。老工業城市和礦業城鎮的衰敗不是歐盟政策所導致的結果。但是，「疑歐派」很容易就將民眾對國內問題的注意力轉移，將責任轉嫁到那些在歐盟內部、據說操控局面的外國人頭上。恐歐者們常把「我們在二戰中戰鬥可不是為了這些」掛在口上。他們不但會提到希特勒，甚而還會搬出拿破崙來證明歐洲對英國的威脅。在英國獨立黨為脫離歐盟造勢而舉行的活動中，我們看到了一眾煽動者的回歸，他們開始重新談論英國的最輝煌時刻。一些支持英國退歐的政客甚至讚美大英帝國的偉大。退出歐盟，「收回控制權」不會使英國的大多數人更加繁榮，相反的事情倒是可能會發生。但是這樣做會讓失敗帶來的痛苦減弱一些，它滿足了人們對例外、對特權以及又一次變得偉大的感覺的渴望。

這種類似的事情已經在美國發生了。一直以來，底層美國人心中一直有這樣一種想法：他們生活在上帝之國；無論他們多麼貧窮，接受的教育多麼缺乏，他們這些美國白人都不會是最底層，在他們下面，永遠有一群皮膚黝黑的人享受不到他們的特權，也沒有他們與生俱來的偉大。然而，如今的現實是：一位畢業於哈佛的黑人坐在美國總統位置上，在這樣的現實面前，這些美國白人心中的想法變得越來越難以存在下去。

特朗普和英國退歐運動的領導人對這些流行情緒有很好的直覺。從某種程度上看，特朗普是一個失意的蓋茨比。他利用了許多美國人受傷的自豪感，激發了許多人們的激情，而這些人恐懼那些會讓自己感覺被遺棄的變化。在美國，古老的本土主義因之復甦。而英國民族主義是英國退歐運動背後的主要力量。但無論在英國還是在美國，「收回我們的國家」這個口號都意味著，英美兩國要從自己在1945年以後所設想的世界中退卻。英國的民族主義者追求的是現代版本的「光輝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政策（弔詭的是，這個詞是用來描述本傑明·迪斯雷利擔任英國首相時所主導的外交政策）。特朗普則是要讓「美國優先」。

退歐之後的英國和特朗普的美國都想推倒「美國治下的和平」以及歐洲統一的支柱，這個共同願望讓兩國聯結在了一起。這可能預示著英國和美國之間那種「特殊關係」會以一種扭曲的方式重現，這將不止是一場鬧劇，而是一場悲劇加鬧劇。（註： 典故出自馬克思的名言，「History repeats itself, first as tragedy, second as farce.」）特朗普告訴特里薩·梅，他希望自己和她的關係就像里根和撒切爾的關係那樣。但是，第一位抵達特朗普大廈祝賀他當選總統的英國政治人物不是英國首相，甚至不是外交大臣鮑里斯·約翰遜，而是法拉奇。

特朗普和法拉奇站在特朗普的鍍金電梯前面，為各自取得的勝利沾沾自喜，笑得像兩個男學生，他們一再重複那個讓他們各自的國家特殊的詞語：「自由」。在特朗普家中，法拉奇向新總統建議，應該把丘吉爾的半身像移回白宮的總統辦公室中。特朗普認為這個建議很好。

在美國總統大選前一個月，英國退歐公投三個月後，我去到偉大的軍事歷史學家邁克爾·霍華德爵士（Sir Michael Howard）在英國鄉村的家中拜訪。霍華德年輕時是一名帶領士兵與德軍作戰的英軍軍官。他於1943年在義大利登陸，參加了決定性的薩萊諾戰役，他因為在這場戰役中的表現被授予十字勳章。約翰·韋恩和肯尼斯·摩爾都是幻想出來的人物，而邁克爾爵士是真正的戰鬥英雄。他今年已經95歲高齡了。

我們在一個酒吧里吃了午飯，幾英里開外就是我祖父母曾經住過的地方。午飯過後，我們談論了英國退歐，談論了二戰、美國政治、歐洲和我們各自的家庭。灰濛濛的秋陽落入伯克郡起伏不平的群山之中，一派英倫風景。霍華德的外祖父母和我的曾祖父母一樣是德國猶太人，他們搬到英國以後過上了很不錯的生活。和我的家庭一樣，他的家庭也完全英國化了。霍華德除了是牛津大學歷史講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history），他還曾經在耶魯大學任教。他對美國很了解，並對所謂的英美「特殊關係」不存任何幻想，他認為「特殊關係」這個說法是丘吉爾發明的，而且一直以來都被誇大的很厲害。

我們坐在他的客廳里，周圍堆得滿滿都是書，其中許多是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書。我想聽聽他對英國退歐的想法，他回答的語氣中沒有太多憤怒，更多的是一種聽天由命的憂鬱。 他說，英國退歐「加速了西方世界的解體」。他沉思了一番戰後這個被如此精心建立的世界，又說：「也許，這只是大海中的一個泡沫」。我又問他怎麼看英美兩個的「特殊關係」。 「啊， 『特殊關係』，我覺得它就是一個有必要的神話，有點像基督教。但是，現在我們要走向哪裡呢？」

是啊，我們要走向哪裡？西方的最後希望可能是德國，正是那個邁克爾·霍華德當年帶兵抗擊的國家，也是我年幼時討厭的國家。默克爾在特朗普獲得勝利後的第一天發表了講話，她在講話中完美地表達了那些仍然值得我們去捍衛的西方世界的價值觀。她說，她歡迎與美國新政府密切合作，但是這種合作只能建立以下這些價值觀的基礎上：「民主、自由、尊重法治和人類尊嚴——無論出身、膚色、性別、性取向或政治觀點如何」。默克爾是《大西洋憲章》的真正繼承人。

德國曾經也認為自己是一個特殊的國家。後來這種想法在一場世界範圍的災難之後破滅了，德國人吸取了教訓。他們不再希望自己國家在任何方面是特殊的，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渴望自己國家是一個統一的歐洲中的一員。德國人最不想做的就是領導其他國家了，特別是在軍事意義上承擔領導角色。這也是德國的鄰國所希望的。比起德國例外主義的復興，「美國治下的和平」似乎要好得多。我依然是這麼認為。但是當我再一次看到特朗普和法拉奇的照片，看著他們咧嘴笑的樣子，他們高高舉起的大拇指，電梯門上鑲的金子在他們的頭髮上閃閃發光，我不知道德國會不會迫於未來的時勢懷疑起自己是否在吸取教訓上表現得過於優秀了。

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生於荷蘭海牙，先後在荷蘭和日本就學，曾於萊頓大學攻讀中國文學和歷史，後專註於研究日本。現任紐約巴德學院（Bard College）民主、人權與新聞Henry R. Luce教授。出版的著作有：《面具背後》、《罪孽的報應：德國和日本的戰爭記憶》、《伏爾泰的椰子》、《傳教士和浪蕩子》、《異議分子》、《西方主義》、《發明日本：1853—1964》、《零年：1945》、《他們的應許之地》等。

本文選自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東方歷史評論受權譯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