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實行分封制延續800年，秦朝繼續分封制，還會二世而亡嗎！

《走向共和》里有句已然成為「名言」的台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韓非子》里有句私以為堪稱全書點睛的「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兩句互釋，說穿了，便是一個「時代局限性」，一個受制於時代經濟基礎、人文環境的局限性。脫離時代局限性便來談歷史，並進一步妄圖進行某種假設的思路，簡直是對時代與制度的拉郎配。

世代之間尚有不同的情勢，需要做不同的事、立不同的備、建不同的制，何況各自建國懸隔八百年的周與秦?只看到秦祚之速亡，看不到漢運之長久;只看到秦法之酷烈，看不到文俗之衝突。而後便匆匆把秦亡原因歸咎到繼承了戰國群雄趨勢的郡縣制上，這種思路，未免前不知戰國而後不懂兩漢。

那麼周秦之間的局勢不同在哪裡呢?這就需要簡要梳理一下周秦之間的歷史。

西周建國之初，周貴族對只知「事天」而不知「恤人」的殷商統治策略進行了反思，並得出天命不會因為貴族以殉葬、獻祭的方式一味示好而能被天運長久眷顧的結論。周貴族又想到反商過程中，親族、盟友的支持，便轉而在統治策略上強調「人德」，由此開啟了中國歷史「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政權合法性論述傳統基調，囿於社會經濟條件，奴隸社會的「人心」，並不在於廣泛的「百姓」(民智懵懂的基層奴隸與野人)，而在於周貴族階層(享受官學鄉學的受封貴族與國人)。因此，西周僅僅以親戚(血親&姻親)關係樹狀分封的方式便可籠絡住當時的有「智」人心，並實踐其『以人德配天命「的統治策略。

然而，經歷了八百年的世事變遷，整個社會向前發展，孔子以來的諸子開始向中層以下的社會成員傳播學識，配合生產力的進步帶來的財富增長(耕作、水利、貨幣、紡織、製鹽等技術的全面進步)。周初分封那種純粹的「以家為國」的封建方式，已然越發無法適應奴隸社會向四民社會演進的歷史趨勢，逐步成型的四民社會要求更多的社會階層流動性，戰國時代的遊俠之風、養士之風、縱橫之風便是這種趨勢的體現。

從東周上層的視角看，幽王之敗、鄭庄之霸、曲沃代晉、晉獻初霸等一系列事件，既是西周末年矛盾激化的自然結果，也是開啟「以下僭上」、「禮壞樂崩」時代的開幕序曲，周分封體制中實權下放、虛權保留的模式，在彼此矛盾激化、親情疏遠的情況下，自然不再溫情脈脈，春秋時代也便有且只有僭越頻發的可能。但是，以僭越上位的統治者不可能容許下位者進一步把自己推翻，他們必須及時剎車，因此春秋與戰國之交的新老諸侯便紛紛開啟了強化集權、打碎分封的模式：一面瓦解周天子、老諸侯的權勢，一面試圖鞏固自己的權勢。說穿了，戰國君主多支持變法，便是以鞏固僭越成果的動機發動的。

而郡縣制、官僚制、租稅制、軍功爵制便是各國逐步推廣以代替分封制、世卿世祿制、采邑制、貴族兵制的手段，上述各項新制度替代舊制度的程度，便決定了各國變法的徹底度。秦制變化最為徹底，因此而兼并天下，本身便是對戰國趨勢的認可、貫徹與發揚。

至於秦之速亡，本身並不是新制度的原因，而是東西文化認同存在重大衝突所致。天下雖然都認為需要一統天下方能解決周制弊病與戰國亂局，但這個統一天下的新主，在整個關東六國看來，絕不應當是秦國。齊秦二帝事件、趙武靈王晚年的雄心以及囊括半個天下的雄楚，齊、趙、楚都是曾有資格叫板老秦的天下所向。質言之，在秦並天下以前，齊、趙(晉)、楚、秦四方之文化認同是各自尊大的，這種地域文化的迥異就像近代以來怎樣都粘合不到一塊去的歐洲。正所謂「人心似水、民動如煙」，秦法雖然迎合了統治者與歷史大勢的要求，也適應關西民眾的風俗，但另一半壁江山的四民並不認可，所以關東舊貴族才能發動起半個天下的民心與秦朝抗衡。

秦法過於徹底的同時，也過於剛硬，兼容性是四國當中最差的。加上秦處西北而近戎俗、重農而輕商輕俠，與關東六國的溫潤、重商、任俠、重禮大相徑庭。不到十年，便驟然一統，關東六國無論如何也不會服氣。西周尚有不服周之楚，秦初當然會有不服秦之趙、齊、楚。在反秦戰爭中，楚、齊、趙三地的贏糧而景從，便是關東強力反彈關西，並且以三國為威望所系的表現。

題主設想，秦朝能否執行分封保持國祚長久，寒某上述論述便是從分封本身無法適應局勢展開來否定這一假設的。如果換個思路，假設秦朝有沒有可能實行漢朝的郡國制過渡政策，寒某認為依然不可能，在毫無先例的情況下，脾氣倔且風格剛硬的老秦上層不可能想到漢式的兼容，奮六世之餘烈的老秦已然形成了一種統治策略上的路徑依賴。秦始皇廢黜推崇雜學的商人呂不韋，重用法家代表李斯，雖然涉及到秦始皇親政後的權力鬥爭，卻也不失為秦朝立國貫徹秦孝公以來之趨勢的表現。

綜上，秦的角色受制於戰國趨勢，既無法用舊制度適應堪稱戰國革命的變法大勢，也無法以自身政權完成更有兼容性的新制度創建，有且只有短促而亡、成為「殷鑒第二」的宿命，這是歷史必然性(君主集權趨勢與地域文化趨勢)與其自身局限性(秦風剛硬)所致。

而所謂漢承秦制，繼承的同時也有調試，這本身便是天漢在以平民出身軍功貴族之姿更加靈活地借鑒秦朝教訓的表現。黃老無為的統治策略、關東分封&關西郡縣的「一國兩制」以及西漢初年的數次內鬥(劉邦平定異姓王、軍功集團平定諸呂、文景二帝用酷吏削平軍功集團、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全數是對前述地域文化衝突的消化，用時多達半多個世紀(前202-前154)，如果前看秦並天下，後看漢武推恩，則這番消化，長達百有餘年(前230-前135)。個人認為，西漢上層下得這番功夫堪比周初文武反商到周公平定東方兩代三人的「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歷史進程，堪比鴉片戰爭以來到新中國建設之間的歷史進程，是有文獻可證的中國歷史中的三次大變局之一，有秦一朝在這樣級別的大變局中，無法達到擁有足夠韌性的兼容性，自然無法勝任開創長久局面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