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從科學研究里找到的答案

文 / 徐臻

本期封面報道編輯

我讀研究生很晚，過了30歲才想起要有個碩士學位。一入校門，環顧身邊，我發現同學大半都是90後了，再加上在異國他鄉，感到很苦悶，急於想找到與自己年齡相仿的朋友。後來得益於一次聚會，我漸漸和一群博士後有了交往。交往得多了，就有了「十個博士後與一個碩士俱樂部」，我們總是在一起吃飯，爬山，留下了相當美好的回憶。

這些朋友取得博士學位的國家各不相同，美國、韓國、加拿大、日本、德國等，說起共同點倒是有一個，就是做研究的生活相當苦悶。很多人都在Facebook上關注了「Shit Academics Say 」的賬號，它每天都要發布十幾條「做研究生不如死」的帖子，點贊的動輒成千上萬。我們聚在一起吃飯，他們常常要對我這個尚未憋完碩士論文的後來者憶苦思「甜」——可問題是，以務實的眼光看，博士後的生活根本還是「苦作舟」。

其中有位日本朋友，獲得的是東京大學的博士學位。認識很久後，我才知道他是研究成吉思汗時期蒙古國的星象的。談星星，並沒有幫他多追到幾個女生，反而博士念了7年才獲准畢業。不是他偷懶。據他說，這在日本挺平常。

一年一度的諾貝爾獎令科學家走到舞台前——可是很抱歉，正如諾貝爾博物館館長古斯塔夫·凱爾斯特蘭德所說，獲獎者是幾百萬分之一，何況比如像我朋友這樣研究星星的，恐怕永遠不會有自己在公眾面前「閃亮」起來的機會。

進入新世紀，日本即使以平均每年一個獲獎者的速度往諾貝爾獎名單上添磚加瓦，我們所能看到的「星光」，相較於整片人類未知的黑暗仍是些微的。但我們選擇探討這個話題，是想嘗試探究背後究竟是怎樣的機制在起作用，使日本能夠像工廠的流水線，持續穩定地吞噬黑暗，「製造」出諾獎得主。綜合各種事實和多方觀點後，我們發現答案不是在獲獎的當下，甚至不在這二三十年間。

我承認，「十個博士後與一個碩士俱樂部」的談話，可能超過50%是吐槽研究既沒前途，又沒錢途，這在美國、韓國、日本、加拿大，大體是一樣——如果你認為有出息就是農婦、山泉、還要有點田的話。

儘管如此，有時寫不完功課半夜刷Facebook，還是常看到那群朋友深夜發文，內容常常是學術期刊、會議的摘選，偶爾也逗逗宿舍區的流浪貓。

或許是巧合，朋友里有韓國人在加拿大取得博士的，中國人在德國取得博士的，瑞士人在美國取得博士的，英國人在法國取得博士的，卻一直沒有在中國取得博士的「新鮮血液」加入進來。有次我碰到一位，現在在中國的高校教書，偷閑來了國外做博士後。那天他剛從一間亞美尼亞教堂的圖書館回來，他正絞盡腦汁的，是怎麼能從教堂「搞到點項目的錢」。

文章首發於《博客天下》第2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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