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異狀：大學士滿腹學問卻不問時事，有多荒唐？

作者：唐寶民

徐桐是晚清名臣，而且不是一般的名臣，是學問大家，他是一個特別注重學習的人，道光三十年中進士。清建立以後，沿用了前朝的科舉制度，通過層層考試選拔人才，因此，能中進士的，都是學富五車。徐桐能考中進士，說明他把四書五經都翻爛了、背得滾瓜爛熟了。在徐桐所任的官職中，有三個是以「學士」命名的：內閣學士、協辦大學士、體仁閣大學士。明清兩朝所謂的學士，雖然是官職，但它不同於一般的官職，任職者需要有相當的知識和才華，非一般武夫莽漢所能勝任。徐桐的履歷中，有三個「學士」頭銜，其中兩個還是「大學士」，說明他的學識不在一般人之下。徐桐還是晚清著名的理學家，師宗宋儒，更說明他的學問是非常大的。因此，晚清時，徐桐被視為朝廷中知識最淵博的人，連慈禧太后都對他尊重有加。

按理說，這麼大的學問，應該能對思想學術及國家民族做出巨大貢獻才對，事實卻恰恰相反。晚清的政局中，有一夥保守派，這些人頑固守舊、嫉惡西學，主張固守祖宗之法，反對任何改革，體仁閣大學士徐桐就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徐桐的守舊和排外，是出了名的：反對洋務運動，反對維新變法，拒絕接受一切新事物……

當朝廷討論修鐵路之時，他領銜上書、強烈反對，反對的理由是：「輪車所過之處，聲聞數十里，雷轟電駭，震厲殊常，於地脈不無損傷」「驚耳駭目，鬼神呵譴」……康有為、梁啟超發起維新變法運動，試圖以變法來推動中國的進步，結果，徐桐堅持「祖宗之法不可變」，激烈反對、仇視改革，連心態都出了問題，聽到「維新」兩個字就氣得渾身發抖。

據《南亭筆記》記載，有一回，某相國在朝房和徐桐談起某人的一個摺子，說裡面的某些話恐怕是「違心之論」，徐桐把「違心之論」聽成了「維新之論」，立即發了神經，站起來大聲說道：「什麼維新之論？我最不願聽這樣的話！」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徐桐還盲目排外，不接受任何外來事物，不用任何外國的東西：所穿的衣物，全是用土布和綢緞做成的，堅決不穿用洋布做的衣服；看到有人戴西洋眼鏡，就破口大罵；他兒子的房間里擺了一些西洋用具，他每次從兒子門前經過時，都要閉上眼睛、捂住耳朵，有一回，看到兒子在自己面前吸雪茄煙，就大罵「我在爾敢如是，我死，其胡服騎射做鬼奴矣」，然後令兒子在烈日下罰跪；徐桐的家，住在東交民巷，與外國使館區相鄰，對洋人極端仇視的徐桐便在大門上貼了一幅對子「望洋興嘆；與鬼為鄰」，以此來表達對蠻夷的憎恨……

戊戌六君子

徐桐的學問的確很大，但所學的知識，僅限於四書五經，對外部知識（特別是先進的西方科技）一概不了解，堂堂大學士，竟然不相信世界上有西班牙和葡萄牙這兩個國家存在，置疑道：「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國，史所未聞，籍所未載，荒誕不經，無過於此。」而且，在他的觀念中，「天朝上國」的自負心態異常嚴重，他見有人把美國翻譯成「美利堅」，就異常氣憤：「大清國才是真正的既美、又利、又堅，美國算什麼『美利堅』？」

庚子國變時，官軍和義和團聯合攻打教堂及使館區，卻數日不克，徐桐急了，便傳見翰林，詢問攻不下的原因，有一個姓張的翰林便敷衍他說：「東交巷及西什庫，洋人使婦女赤體圍繞以御槍炮。」有一個拳民也告訴徐桐，說攻不下的原因有二：「以婦女猩紅染額，炮不能中；割教民婦陰，列陰門陣，以御槍炮。」如此荒唐的說法，連沒受過什麼教育的小民百姓都不信，第一大學問家徐桐竟然對此深信不疑，甚至在退朝之後召集有關人員研究破「陰門陣」法，簡直荒唐到了極點。而且，他對義和團「刀槍不入」「神靈附體」的說法也深信不疑。

在非常歷史時期，我們國家曾經有過一個非常荒謬的口號：「知識越多越反動」，不過，這句話用到徐桐身上倒挺合適，徐桐的知識，的確使他走向了反動。戊戌維新僅存在了103天，就被慈禧發動政變鎮壓下去了，光緒帝被囚，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譚嗣同等六君子血灑菜市口刑場，這一血淋淋的結局，竟然使徐桐心裡樂開了花，他叫來戲班子，在家裡大唱了三天戲以示慶祝。畸形的知識結構，不但於國無利，反而於國有害，擁有畸形知識結構的人，表面上看是「愛國者」，其實是「害國者」。

因為極端仇視洋人，徐桐成了義和團運動的支持者、發動者之一，義和團進京後，他興奮異常，據《清史稿》載：「二十六年，義和拳起釁仇外，載漪大喜，導之入都。桐謂：『中國當自此強矣！』至且親迓之。」他極力主張藉助義和團排外，支持慈禧太后對外宣戰，義和團在北京設立總團時，他高興地寫了一副對聯贈送：「創千古未有奇聞，非左非邪，攻異端而正人心，忠孝節廉，只此精誠未泯；為斯世少留佳話，一驚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膽，農工商賈，於今怨憤能消。」當義和團開始火燒教堂時，他興奮地又請戲班子唱了二十天大戲。歷史已經證明，所謂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純粹是「害國運動」，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的損失不可估量，而作為大學者的徐桐，竟然全力支持這場運動，絲毫沒有清醒意識，沒有阻止悲劇的發生，的確是可悲可嘆的。

清代的李伯元在《南亭筆記》一書中記載了喜好讀書的禮親王，即使床帳就要燃燒，他渾然不覺，仍捧著書苦讀。這是個典型的書獃子形象，火都已經快把屋子燒了，他還在讀，這種精神固然可敬，但讀書讀到這種程度，和傻瓜何異？這種讀書人又有什麼用？徐桐無疑是一個飽讀詩書的好學者，但他的學問對時代的進步非但沒有推動作用，反而走向了改革的對立面，成了阻止社會前進的絆腳石。

由此看來，書不是讀得越多越好，要看你讀的是什麼書、怎麼個讀法，周國平先生就曾說過：「有兩種人不可讀太多的書：天才和白痴。天才讀太多的書，就會佔去創造的工夫，甚至窒息創造的活力，這是無可彌補的損失。白痴讀書愈多愈糊塗，愈發不可救藥。」哲學家叔本華也表達過相類似的觀點：「如果一個人幾乎整天大量閱讀，空閑的時間則只作不動腦筋的消遣，長此以往就會逐漸失去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就像一個總是騎在馬背上的人最終就會失去走路能力一樣。許多學究就遭遇到這種情形，他們其實是把自己讀蠢了。」

徐桐現象，折射出的其實是中國古代教育的失敗，古代的知識分子、學問大家，雖然號稱「學富五車」，其實所學的東西，都跳不出「四書五經」範圍。數千年來，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在這幾部古書里團團打轉，所謂的思想學術，幾乎就是對這幾部經書的研究，不斷地考證、注釋，一開始是在原書上進行注釋，後來，由於原書中的每個句子、甚至每個字都被人反覆注釋過了，有一大部分後來者便只好在前人的注釋上進行再注釋；大家互相抄錄、互相引據，一直無法跳出這個圈子。這樣繁瑣、無聊的考據，顯然不可能產生什麼「獨立思想」「自由意志」「創新精神」，是一種僵化了的、死氣沉沉的學問，與先秦的百家爭鳴及西方先進的科學理念背道而馳，當然無法引發新技術革命及民主制度的誕生。

對此，已故著名作家王小波曾有過精闢的論述：「（四書五經）這麼多人研究了兩千年，實在太過分。我們知道，舊時的讀書人都能把四書五經背得爛熟，隨便點出兩個字就能知道它在書中什麼地方。這種鑽研精神雖然可佩，這種做法卻十足是神經病。顯然，會背誦愛因斯坦原著，成不了物理學家；因為真正的學問不在字句上，而在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