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種語言風格一家獨大會產生問題，即便是張愛玲式的

被王德威稱為「海外現代主義最重要的作家」的劉大任上周來到上海，他帶來了新書《當下四重奏》。對於許多大陸讀者來說，劉大任是一個太陌生的名字。他是1960年代初台灣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的直接參与者。1970年代在美國投入海外保釣運動，被台當局列入黑名單。台灣左翼文學脈絡中的一位代表人物。

12月9日晚，劉大任和王安憶、陳思和的對談題目很有意味：那些年我們錯過的台灣文學。

12月9日晚，陳思和（左）、劉大任（中）和王安憶（右）對談。

對談開始前，看到主辦方用來給預留人士佔座的書是舒國治、楊照等，基本佔據了這些年大陸讀者對於台灣文學的主流想像，不是全部，也可以算半壁江山吧。想到這場活動的主題，似乎有種微妙的反諷。對於大陸的文青來說，對於今天台灣文學的想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這些宣傳頗得力的作品所界定的，也是由前兩年流傳甚廣的《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紀錄片所界定的。

我們錯過了哪些台灣文學？劉大任、陳映真、郭松棻……這個名單還可以列得很長，但在錯過之外，或許也有一種誤認。我在活動互動上搜索劉大任，發現劉大任的照片配的其實是陳映真，不禁慨嘆原來左翼這一脈是如此邊緣。

劉大任新書《當下四重奏》

張愛玲在台灣的影響遠超過魯迅

活動中，王安憶問劉大任，怎麼看胡蘭成的「私塾弟子」朱家姐妹（朱天文、朱天心）這一脈在台灣文學中的位置。劉大任談著談著談到了張愛玲，他說：「張愛玲在台灣的影響遠遠超過魯迅，幾乎變成寫作者的聖經，在我看來，這是台灣文學的不幸。」究其原因，劉大任認為張愛玲固然好，但其接觸面遠比魯迅小得多。從劉大任對魯迅的推崇來看，左翼的影響分明可見。

劉大任這個批評或許不僅適用於台灣，也適用於大陸。僅從讀者的閱讀習慣來看，在以小資為代表的文青佔據文學閱讀版圖的今天，張愛玲在大陸的影響同樣遠甚於魯迅。而對於大陸讀者來說，今天對於主流台灣文學的想像，張愛玲這一脈的影響力也遠遠超過魯迅那一脈的左翼文學。

劉大任眼中的不幸或許在大陸的諸多讀者中恰恰是幸事，因為在許多人看來，漢語遭到了斷裂的危機。這裡的想像和誤讀是一個極為宏大的問題，倒讓我想到，學者羅崗對於海峽兩岸兩種文學語言的一個說法：

比之于海峽對岸，內地語言表現力更強，有血有肉，更能涵蓋三教九流的眾生相，更加口語化，語言禁忌更少。反觀台灣，其作家的語言趣味則較內地明顯典雅，措辭及行文所保持的文人化痕迹較濃較深。這兩種不同的現代漢語，實即經延安改造了的「革命白話」，和未經這種改造、承續「五四」面貌的「現代白話」。

兩種不同風格的漢語，孰優孰劣，這是一個過於複雜的問題。但至少劉大任的警示提醒我們，某種形態的語言風格一家獨大無疑是有問題的，是文學之不幸。而對於普通讀者來說，或許我們更應該思考的是，對於這種「文人化痕迹較深」的現代漢語的執迷（這種執迷從近些年木心的走紅可見一斑）是如何被塑造出來的，我們能否對自身的閱讀經驗進行反思？說得更具體一點，對於某種文學語言的偏好並不簡單只是品位的問題，它也關聯到我們如何看待歷史和現實。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一個沉迷於文人化語言的讀者，如何想像可以用這樣的語言去書寫鄉村的經驗？你能想像一個作家用董橋們的典雅繁麗的語言去書寫一個民工的故事嗎？這是否會更進一步強化今天的都市人對於鄉村的遮蔽？

王安憶：陳映真一直指引著我

提到台灣左翼文學，不可能繞過上月22日去世的陳映真。王安憶也在發言中簡單提到陳映真，這應該是她在陳映真去世後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談陳映真。

從陳映真在大陸的接受史來看，王安憶是受他影響最深的小說家之一，或許沒有之一。在那本專門記述陳映真的散文集《烏托邦詩篇》里，王安憶記錄了她對於陳映真的敬重，更重要的是，她剖露了自己對於陳映真頗為矛盾的情感，一方面她幾乎以陳映真為精神導師，而另一方面她永遠無法真正理解他。

兩者的相遇，本身就是兩岸知識分子在某種錯位的歷史時代的對話。1980年代，對於一個剛從「文革」中走出來的大陸作家，王安憶對於西方的「個人主義」、「人性」等論述的接受，遭遇到陳映真對於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霸權的批判，歷史境遇決定了王安憶會讓陳映真感到失望。

時過境遷，我忍不住站起來向王安憶提問，我迫切想知道，王老師，最近這些年，這種與陳映真先生間的「隔膜」感是否依然？

王安憶說，我覺得你說的「隔膜」這個詞可能不太準確，應該是距離。「我覺得陳映真先生一直被很多人誤解，他背後的那個第三世界的那些宏大視野過於龐大，使他會忽略一些具體的細節。他後來不寫小說了，因為他認為小說無法作為一種有效的手段來改造社會。魯迅也是一樣，張承志也是這樣，他們後來都放棄了小說。陳映真先生一直指引著我，但我沒有他那樣的歷史經驗，沒有他的知識結構，我無法變成他。」

文學批評家李雲雷在一篇文章里寫到王安憶對於陳映真的矛盾情感，他說「她對任何超越於現實之上的現代性規劃都持一種懷疑態度，但過於執著、認可或接受現實與現實的秩序，也使得她的小說越來越瑣屑、細碎，在精神上缺乏一種超拔的力量。」

說實話，我無法認同李雲雷後半句對於王安憶的評價。瑣屑、細碎或許可以用來形容《長恨歌》，但無法以此來概括後來的《傷心太平洋》、《富萍》《上種紅菱下種藕》、《啟蒙時代》一直到《匿名》這一系列作品，王安憶試圖以更寬廣的視野處理中國經驗，而這個視野多多少少要歸功於精神導師陳映真對她的影響。諸多女性作家寫作的瑣屑、細碎乃至身體化，同樣無法解釋這些年王安憶與批判性知識界的互動。

在幾天前的一個關於城鄉問題的學術會議上，王安憶發言講述了她對農村問題的認識，一個城市作家為什麼要來參加一個社會學意味如此濃厚的會議？我想這就是王安憶，雖然沒有像韓少功那樣成為一個思想型、學者型的作家，但王安憶的價值在於讓我們思考：在文學越來越落後於現實經驗的今天，當社會科學對現實的解釋力遠遠超過文學的時候，文學還能做什麼？

陳映真訪問台灣老作家楊逵。

劉大任：我不認為我現在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

當著劉大任的面，王安憶說陳映真被許多人誤解了，其中包括劉大任這位陳映真的昔日戰友嗎？

陳映真逝世後，劉大任寫了一篇題為《那個時代，這個時代——紀念陳映真》的紀念文章，裡頭這樣寫道：我不知道他最後卧床的那十年里，是否還有正常的觀察、分析和推理能力？他感受到人類現代文明，包括中國近三十年來的崛起過程中，火車頭一樣開疆拓土所帶來的效果嗎？

言語之間，兩人有了分道揚鑣的意味。

在紀念文章里，劉大任說「我決定退出一切政治和社會活動，想盡辦法要拾回因參與保釣運動而失去的文學細胞。」

1975年，陳映真出獄。此後兩人分別走上不同的道路。劉大任留在美國，供職於聯合國，他自嘲「被聯合國養著嘛」，而陳映真則在社會革命的道路上一路前行，兩人漸行漸遠。在劉大任的敘述里，「那以後，直到今天，我們之間的友誼出現了裂痕」。

我問劉大任，你怎麼看這些年的陳映真。劉大任沒有直接回應，他說曾經通過曲折的渠道，向陳映真傳遞信息，想說服他回到文學創作，得到的回應是：你太灰色，太沒出息了。從那以後，他知道再也不敢勸這位老友。

怎樣看這兩人的裂痕？劉大任在大陸出過一本散文集《紐約客隨筆》，字裡行間似乎已經給出了答案。譬如，在一篇題為《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的文章里，他這樣寫道：幾十年來，我們卻又看見，在神聖理想名義下結合的人的組織，往往為了實際的權力和利益，最後打得頭破血流；而開宗明義以利字當頭形成的團體，有時卻不忘做些好事，當然不過是小恩小惠。

這樣的話從歷史參與者之一的劉大任那裡講出來，與其說是對歷史的洞察，更不如說是某種歷史廢墟上的虛無主義。1994年，蘇東解體剛過去三年，由革命帶來的種種負面真相縈繞耳畔，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幾乎主宰了世界對於歷史和現實的理解，劉大任帶著一絲極為矛盾的筆調寫道：饑寒交迫的人們一起來，便可能面臨野心家的操縱利用；如果不起來，便只能在小恩小惠的布施里苟安圖存。這便是人的世界。

劉大任想以此提醒投身於革命洪流的人們，他們追求的理想可能本身是會變質的。然而，如果歷史和現實只給了我們這兩種選擇，劉大任又居於何處？或許是後者吧。正因此，他才頗帶自嘲地說「被聯合國養著嘛」。三十年後，劉大任自稱「跳出了井底世界」。

這幾乎是多數革命志士的生命軌跡，早年躊躇滿志，鬥志昂揚，後來風流雲散，或放棄了早年的信仰，或對早年「無用的熱情」產生質疑和反思，或變成自己當初所反對的那種人。

白雲蒼狗，滄海桑田，革命立場的終結，難道只是因為世界形勢的變化使然嗎？讀劉大任的文章，發現似乎也有另一層原因在。在一篇記述著名華人學者陳世驤的文章里，1960年代末，劉大任這個以魯迅為精神導師的年輕人無意間也進入了陳世驤、夏濟安這個非左翼的知識圈，過了一段悠遊唱和的斯文日子。

儘管對於當時的他來說，有一種貌合神離的意味，「我理解的魯迅，無論如何都無法從陳先生和他同一輩人的解剖詮釋中印證」。但以陳世驤為代表的士大夫理想無疑在這個年輕人心中埋下了種子。當空中樓閣的熱度退去，這個士大夫理想捲土重來，於是不難理解為什麼一個魯迅的信徒後來會寫《園林內外》這類侍花弄草的「消閑文學」。在許多知識分子那裡，一個更通俗的版本或許是許多人自詡的「馬克思加可口可樂」吧，既要苦澀批判的馬克思，又要甜蜜蜜的可口可樂。

但對於劉大任來說，與諸多斷然痛悔青春時代理想主義的知識人不同的是，他處於更尷尬的位置。一方面，他同過去未加省思的激情告別，但另一方面，他又無法徹底走向犬儒，完全認同既存的秩序。正如他在《當下四重奏》這部自傳體小說里寫到的那位以自己為原型的老教授登上長城時，感到的那種拔劍四顧心茫然的況味。

在一篇題為《胡士托》（即伍德斯托克）的文章里，他寫到六十年代的那一場反文化運動不是他的鄉愁，昔日的伍德斯托克變成了寓言、傳奇、神話，而今日的伍德斯托克與理想無關，只是一樁生意。劉大任寫道：兒子決定不去（伍德斯托克），我不知道應該高興還是悲哀。或者兩者兼有。悲哀的是，他們這一代真的沒什麼夢好做，高興的是至少他們還堅持自己的品味。可不是，這個年代，除了品味，還剩下什麼？

相比於始終不改其志的陳映真來說，寄情園林的劉大任是不是也感受到別樣的痛楚？或許讀了《當下四重奏》，我們會有更明確的答案吧。（文/瀋河西）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