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的價值和情懷在更高層面思考人類命運

人類學的發展和社會學有著許多共享的知識基礎和來源。可以認為，就學科性質而言，和人類學最為接近的學科即為社會學，不過，二者的區別也不能忽視。比如，它們在研究方法、研究取向和研究視角上都有明顯的不同。尤其在學科起始階段的研究對象上，一般而言，社會學多半是以研究西方工業社會為主，而人類學則以非西方的異文化或原始部落為主要研究對象。恰如林惠祥在《文化人類學》中所說，「社會學常就文明社會特別是現代社會而論，人類學雖也涉及文明社會，然其研究多關於史前時代及野蠻社會」。從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比對中自然會得出這樣的判斷：人類學的理論目標總是確定為封閉的地方社會/社區，這也導致人類學很少能夠提出和形成適用於描述現代社會的複雜概念。

吉登斯在《為社會學辯護》中寫道：「人類學的特性，尤其是在與社會學相比較時，通常被認為是與非現代緊密結合在一起。相比較而言，社會學本身涉及現代性及現代性的影響。」所以，在20世紀上半葉及之前，社會學家可能將他們研究的範圍和領域限定在第一世界，而人類學家則關注第三世界。然而，當全球化快速推進時，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間的區分正在消失。作為現代性產物的第三世界，也不可能簡單地脫離於現代性。如果堅持將人類學定義為對非現代社會和文化的研究，那就意味著這門學科將會失去繼續存在下去的必要而轉變成博物館研究了，人類學家也隨之會變為研究人類過去歷史的博物館學家。

傳統人類學的研究對象確實正在消失，但它的研究方法卻為其他社會科學所採用，這似乎是人類學處境的獨特悖論，人們因此比任何時候都懷疑人類學的存在價值。過於極端地強調這些方面自然會對這門學科繼續存在的必要性產生懷疑。

事實上，這種擔心是多餘的。簡單地將人類學的研究移植為社會學是不可能的，正統的社會學傳統在對現代社會和全球社會秩序及變遷進行研究時也會面臨人類學學科同樣面臨的問題，這恰如人類學家也會經常研究一些社會學學科所討論的問題。現在，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關注共同的領域。雖然，在討論這些問題時，兩個不同的研究群體傾向於利用互有差別的文獻，也會因沿襲各自的研究路徑而使得各自的研究呈現出不同的研究風格和取向，但人類學思維所產生的洞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與社會學的觀點一樣具有價值。如果說人類學的確有被人遺忘的過去的話，這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因於人類對自己的行為的忽視和對自身生存現狀的盲目樂觀。只要略微追溯人類學的過往即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人類學包含了仍然非常重要的觀點或者包含著在今天變得更為重要的思想。

中世紀之後不久，當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還沒有從根本上分離時，思想家們指向新社會秩序的新問題及新思潮還不足以建立社會科學，所以，作為系統知識的社會科學的產生還得等到歐洲啟蒙運動。啟蒙運動帶來的是理性、科學等主要觀念，這使得當時的人們有可能也有能力去理解和想像社會世界，從而促成了人的世界觀的變化。如果說，在這之前，主要是中世紀的宗教信仰與教會權威規制著人們的認知的話，啟蒙運動則使個體有了追求自我利益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事實上，啟蒙運動並非只是促成了人的意識的發展，它更引發了科學和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和運用，新的社會問題也因此而產生。

啟蒙運動之後浪漫主義的興起就是對當時新的社會問題的學理回應。藉助於浪漫主義思潮，曾經炫極一時的普遍主義又被特殊主義所取代，人類生活群體所具有的精神、價值和個體性得到重視。於是就不難理解，對異文化的認識以及藉助於這種認識而得出的類似於文化相對論的觀點會普遍流行，這使得人類學對異文化的研究有了可能。不過，當時對社會的關注，多半還是立足於歐洲社會本身，這就決定了以了解他者社會為核心指向的現代人類學知識還難以建立起來。

人類的自我解釋對人類自我的塑造意義影響巨大。可以認為，人類學學科的產生是為建立人的完整形象而不斷奮鬥的結果。在某種意義上，人類學對他者的研究是為了更好地、更深刻地研究自己和認識自己，對他者社會的關注實則是慮人及己的自我反觀性在意，這是一種不得已而選的學理倒逼，因為他者一直是作為我們衡量自己有無價值或有無共同人性的標尺，作為人類學研究對象的「他者」進入人類學研究視野的過程，昭示著研究者漸次放棄了曾經不屑一顧的孤傲情緒，反而萌生了本該鐫刻於身的平民意識。

人類學和社會學雖然很靠近，但人類學永遠是人類學，它不應該也不可能被包括社會學在內的其他學科所取代。借用趙旭東的觀點，人類學對「類人」各種權利的拷問和最終歸處的思考，究其實質是欲想藉此能夠探尋到規避生死輪迴最為可能的拯救或救贖之策。以此來看，人類學何嘗不是一門產生歷史最短而學科抱負最大的學問呢？現如今，我們對人類學學科的理解不能還停留在原有的層面。申言之，人類學是在更高層面上思考人類整體命運的學科，藉助于田野之途對他者的「深描」和關懷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種手段而已，其學科的真正價值只能從人類學知識本體論的假定——文化差異——及其意義中獲得表徵。文化之網固然重要，但編織文化之網的「人」更為重要，對遊走於文化之網中的個體及由個體組成的人類的關懷才是人類學永恆的學理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