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久昕：我的父親滕代遠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父親離開我們快40年了。每當我看到他老人家的照片，與家人談起關於他的點滴往事，一種無限緬懷他老人家的心情便叩擊著我的心扉，久久難以平靜。

1952年11月2日，毛澤東在滕代遠（左一）陪同下視察黃河鐵路橋時，與鄭州鐵路局橋樑工程師劉鴻鈞交談

一

1968年春，我在北京燈市口中學上學，因為視力不合格，參軍沒有被選上。我與幾個要好的同學商量後，決定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報名去內蒙古牧區插隊當知青放羊。不久，學校發來登記表，我填完後請父親審閱，他戴上眼鏡拿起毛筆在家長意見欄內寫下「完全同意、堅決支持」八個字。我寫信告訴了在部隊工作的幾個哥哥，他們也一致支持我的想法。沒過多久，二哥、三哥分別從部隊請假回來，專門為我送行。四哥因部隊執行任務不能請假，也發來電報表示支持。

1968年8月，滕代遠夫婦及全家歡送小兒子滕久昕（右一）去內蒙古插隊。

那段時間，我整日忙於準備行裝，父親特地將他打仗時繳獲的一條日本軍毯讓我帶上，以抵禦邊疆冬季的寒冷。母親怕我沒有生活經驗，不會拆洗被子，戴上老花鏡伏在乒乓球案子上，手把手教我怎樣拿針、怎樣縫被子。父親對母親說：「孩子現在離開我們是早了點，但不能因為捨不得就永遠把孩子拴在自己身邊。他們響應號召去建設邊疆，我們應該支持。當年我們參加革命也是這個年齡嘛。」

我用平時積攢下的零花錢買了許多信封和郵票，事先用膠水將郵票粘到信封上。父親問我做什麼，我不好意思地說：「頭一次去那麼遠的地方，條件又艱苦，要是想家了寫信時方便些。」父親聽後爽朗地笑了，用手指著我的鼻子，語重心長地囑咐我：「到了邊疆，要團結當地人民群眾，多向少數民族同志學習，不要老想家啊。」

向內蒙古大草原進發的日子終於到了。告別生活了16年的北京，告別了學校、老師，告別了親人，我與北京各個學校的800多名自願奔赴邊疆的同學，同乘一列火車準備出發。父親、母親，還有哥哥們，都去永定門火車站為我送行。

記得那天天氣很熱，怕孩子們捨不得家長，影響火車開動，車站規定不讓送行的家長進站，彼此只能在進站口告別，只有持車票的同學才可以進站。曾擔任鐵道部部長、時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父親和時任北京鐵路局黨委書記的母親，也被擋在車站外面，焦急地站在混亂的人群中不知所措。家長們急切地向車站負責人交涉，我們也選出代表向站方提出抗議。經過協商，家長們最後才得以進入車站，與奔赴邊疆插隊的子女們話別。我站在父親面前，再次向他表示決心。我是他最小的兒子，又是第一次離開他到遙遠的邊疆，父親很不放心。我看得出，他極力控制著自己的感情，不讓眼淚流出。車廂內外到處是一片壓抑的哭聲，連火車開動的鈴聲都聽不到了……

在內蒙古錫林郭勒大草原插隊的日子裡，父母親經常來信，勉勵我在草原上紮根，好好經受鍛煉。父親在信中教育我：「要和工農子弟打成一片，不要讓別人看出你是幹部子弟，要在艱苦樸素上成為標兵。」我也經常給家裡寫信，彙報我的工作生活和思想狀況，父母看後非常高興。

二

1970年，我來到人民軍隊這所大學校，成為一名光榮的鐵道兵。部隊里的一切對我來說是那麼新鮮有趣，我和戰友們日復一日地開山洞、鋪鐵軌、架橋樑，為祖國的三線建設貢獻力量。

參軍不久，一次因為工作需要，部隊首長讓我去北京密雲出差。闊別多時的北京令我魂牽夢縈，但我更思念家中的親人。回到家裡一看，只有幾位工作人員在，父母因為林彪的「一號命令」，服從戰備需要已疏散到廣東去了。一些在京工作的老同學聽說我回來了，便跑來與我敘舊，還在一塊兒吃了頓飯。臨返部隊前，我也在莫斯科餐廳回請了他們。吃飯的開銷比較大，還借了出差公款60元錢，當時我認為事情辦得很周到。有一次，我在信中無意間將此事告訴了在廣東從化的父親，他知道後非常生氣，馬上寫信批評我說：「幹部子弟應養成艱苦樸素的作風，吃苦耐勞的習慣。這不是一般生活作風問題，而是思想覺悟問題，甚至是政治水平高低的問題。」不就是吃一頓飯嘛，何必這樣上綱上線！接到信後，我的思想一時轉不過彎來。父母除了寫信幫助我提高認識外，還告訴幾位哥哥，同時也寫信告訴了部隊的領導，大家一起來幫助我認識講排場、擺闊氣的壞處。父親還寄來60元錢讓我把公家的錢還上。在以後的一段時間裡，我學習《雷鋒日記》，對照反思自己的言行，對這件事有了初步認識，還寫了一份思想彙報寄給在廣東的父母。他們看後都很高興，記得母親來信說：「……你爸爸閱後在信上批了一個很大的『好』字，希望你以更大的進步迎接19歲的生日。」

1973年6月，因北京修建地下鐵道，我所在的部隊整編後，將我從湖北鄖陽調回北京。部隊首長知道父親身體不好，身邊沒有一個孩子，我又是最小的兒子，特意給我幾天假回家看看。那天回到家，父親見到我特別高興，拉著我的手問長問短。我望著父親清瘦的面龐，心情難以平靜。他老人家的頭髮白了，精神也不像以前那樣好了。父親問我什麼時候去新單位報到，我說：「部隊首長給了幾天假，在家休息兩天就去報到。」父親不同意，他說：「可不能伸手向組織要照顧，也不要休什麼假，一天也不要，半天都不要!你要聽我的話。」我按照他的要求第二天就去新單位報到了。

一天星期六，部隊集中進行學習，我正在班裡和戰友們一起學習時，通信員叫我去連部一下。一進連部，只見父親的警衛秘書楊新國和部隊指導員談話。我感到很驚奇，忙問什麼事情。楊秘書笑著說：「首長想你了，來工地看看你。」「在哪兒呢?」我問。「就在外面車子里。」楊秘書說。我向指導員請了假，回到宿舍換了軍裝，急忙趕到院子外邊，老遠就看見父親坐的紅旗牌轎車停在院牆外，司機和警衛員站在車外。我鑽進轎車見到父親，忙說：「爸爸，您怎麼來啦?」父親也很激動地說：「你媽媽又出差啦!我想你啊。」「走吧，我和您回家。」父親說：「向連隊請假了嗎?」我說：「放心吧，我請假了。」

坐在車上，我心裡很難受。父親已經69歲了，身邊除了母親，就是工作人員。母親在鐵路局工作很忙，經常到下屬單位出差。父親一定感到很寂寞，才做出這種異乎尋常的舉動。回到家，他詳細地詢問我現在的學習和工作情況，部隊的教育和施工情況，幹部戰士的思想情況。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向他全部道出，父親聽了感到很滿意。第二天早飯後，他鄭重地對我說：「你回去吧，好好工作。」我雖然感到不理解，也不情願，但這畢竟是父親的話，必須照辦。

三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會後，大會秘書處送來十大新聞照片一套，其中有毛主席主持大會的照片，還有其他領導人在主席台上的照片。

記得那天是星期六，父親請工作人員買來三個鏡框，他把我叫到身邊，要我幫助他把照片裝入鏡框，掛上牆。父親戴上眼鏡仔細對比，親自挑選兩張毛主席的照片。我站在椅子上，舉起鏡框向牆上掛，父親站在後面指揮。在一片愉快的氣氛中，兩幅毛主席的照片被掛在了辦公室牆上。

我回頭一看，發現桌子上還剩下一個鏡框，就伸手從其餘的照片中挑出一張有毛主席、周總理，以及王洪文在大會主席台上的照片。我問：「這張不是也挺好嗎?」父親搖搖頭說：「不行!要掛就掛毛主席的，太多了不好。」我又出主意：「要不把這張放到會客室茶几的玻璃板下面?」父親還是表示反對，他不理解地說：「王洪文入黨才幾天，就作修改黨章的報告?」我明白了父親的意思，趕緊收拾起桌子上剩餘的照片。

四

對於我犯的錯誤，父親並非每次都能原諒，有時他發起脾氣來還真讓我緊張半天。

記得是在1973年9月，中共十大剛剛結束，父親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我在離北京市區約30公里遠的昌平參加鐵道兵教導隊集訓。因為訓練緊張，考核課目比較多，我已經很久沒有回家了。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請了假，坐了兩個小時的公共汽車回到城裡，見到父親總覺得有說不完的話，一晃就到了星期日下午。按照規定，我必須在周日晚飯點名前歸隊，否則就違反了軍紀。萬般無奈之下，我向卜站穩秘書求助，想用父親的汽車送我一趟。工作人員知道我的難處，決定請司機李開志送我歸隊。為了不讓父親知道，汽車停在了大門外面。

這是我頭一次因私事使用父親的專車，不承想還是讓父親知道了，他嚴厲地批評了身邊的工作人員。不久我再次回家時，父親把我單獨叫到一邊，口氣相當嚴厲：「你膽子真不小，竟敢坐我的車！」他還說：「幹部子弟不允許有優越感，你把我的話全忘了嗎？」望著父親嚴肅的面孔，我緊張得手心直出冷汗，恨不得地上有條縫，馬上鑽進去躲一下才好。我知道自己錯了，趕忙向他承認了錯誤。「你給我聽清楚，以後不許坐我的車！」父親以這句話結束了批評。我回答「是」，然後灰溜溜地退了出去。

不僅對我如此，幾個哥哥從部隊探親回家，從來都是自己乘公共汽車回家。有時東西帶多了，也是我騎自行車去車站接他們，從未因私事用過父親的汽車。

五

在工作之餘，我喜歡翻看以前的日記，它們會帶我回到幸福的從前。我在1974年9月29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該吃早飯了，我興緻勃勃地坐到餐桌旁。快到國慶節啦，看看今天有什麼好吃的。可是父親卻夾給我一個小窩頭，真有些掃興。在連隊就經常吃窩頭，好不容易回趟家，總該改善一下，怎麼還吃窩頭?我向父親搖搖頭，母親也在一邊勸我不要吃了。可是父親不答應，堅持讓我吃。沒有辦法，我只好勉強吃了下去。」

六

1974年11月中旬，父親患肺炎病重住進了位於東單的北京醫院。儘管從各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治療，但病情一直不見好轉，父親以頑強的意志與疾病抗爭。為了讓我在部隊安心工作，他始終不讓身邊工作人員將住院的消息告訴我。當時，幾個哥哥都不在身邊，唯獨我一個人從湖北調回北京一年多時間。我們部隊承擔著北京地下鐵道施工的繁重任務，我平時也很少回家看他。

我意識到父親身邊不能沒有親人的照顧，於是向部隊首長請了假，急急忙忙趕到北京醫院。

我推開病房的門，見到父親坐在沙發上。我上前一步，立正向他敬了一個軍禮，他略顯驚奇地望著我，頭在慢慢地搖動。我端詳著他憔悴的面容，臉色略顯蒼白，眼睛都不能完全睜開了，說話吐字不清晰，語言表達也很困難。見到父親被疾病折磨成這個樣子，我傻獃獃地站在那裡，眼淚不禁奪眶而出。

在醫院治療期間，父親經常讓我陪他在走廊里散步。他一隻手拄著拐杖，另一隻手緊緊地抓住我的胳膊。看著70歲的老父親心力交瘁的樣子，我的心就像針扎一樣難受。可他自己全然不顧，經常聽廣播、看電視，文件一送來就立刻讓我讀給他聽。他以一個老共產黨員的覺悟，時刻關注著黨和國家發生的事情。只要有空，父親就叫我去幫助醫護人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經常去幫助醫護人員做事，例如從電梯里裝卸氧氣瓶，刷洗廁所和浴盆，擦地板，收拾被褥，幫助護士粘葯袋、搓棉簽，還有煎中藥、打開水、退送餐具等。看到有事要做，父親只要用手中的拐杖一指，我就馬上過去幫忙。後來慢慢習慣了，不用他的拐杖指，我也能主動找活干。父親看到後，自然十分高興。

11月30日，是我永遠不能忘懷的日子。

那天下午，父親與前來看望他的一位老同志宋一平興奮地談了兩個多小時，茶几上的白紙寫滿了鉛筆字，有人名，還有地名，我在旁邊聽著也入了神。

晚上下班後，母親來醫院看望父親。父親的情緒仍然很激動，大概還在講著下午的事情，可惜的是，我們卻無法聽懂他的意思。後來，他拿起鉛筆在紙上反覆寫著什麼，究竟是什麼字，我們也看不懂。母親勸他不要著急，慢慢寫。突然啪的一聲，鉛筆尖折斷了，我急忙換上另一支鉛筆，重新翻過一張紙，請他把字寫大一些。父親好像聽懂了我的意思，不再著急了。鉛筆下顯出的字讓我們看清楚了一些，原來是「服務」兩個字。

我一下子明白了，這正是父親對我們的一貫要求和希望啊！我用雙手捧起這張紙，雖然很輕，但上面的「服務」二字重如千鈞。父親是在囑咐我們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凝視著這兩個字，向父親認真地點點頭，輕聲對他說：「我們會這樣做的，你放心吧！」父親也點點頭，嘴裡含糊不清地說著什麼，抬起頭用眼睛看著我。老人家的眼眶濕潤了，我的目光又一次被淚水擋住了。

12月1日9時15分，父親的心臟停止了跳動，終年70歲。父親就這樣永遠離開了我們，走得這樣坦然又這樣匆忙。

就在兩天前，1974年11月29日，父親的戰友彭德懷元帥也在北京三一醫院去世。平江起義的兩位著名領導人幾乎是同時離世，這不禁讓我們一想起來就唏噓不已。【來源：《黨史博覽》文/滕久昕（苗族）老戰士網 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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