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國考古證明：司馬遷的《史記》需要重寫

中山國，一個由游牧部落白狄鮮虞建立的諸侯國，曾與「戰國七雄」爭鋒逐鹿，司馬遷的《史記》卻沒把它寫入王侯所屬的《世家》系列。很長一段時間，中山國的形象只存在於零散的非正史記載中。直到沉睡了兩千多年的中山國的都城被發掘出來，「中山國」的世代譜系和真實形象才呼之欲出。恢宏的王城與近兩萬件器物的出土，說明《史記》不寫中山國，真是一個缺憾！

中山國靈壽故城遺址出土的《兆域圖》是一幅王陵的平面規劃圖：按照該圖比例尺換算，整座王陵規模極其宏大，地面建築是用於祭祀先王陵寢的饗堂，兩側並排著兩個王后堂，整個墓區還分內宮、外宮。公元前4世紀的一天，經過長時間的規劃、營建，饗堂建築群正式落成，中山國的全體貴族們在中山王率領下，一起出席了當天舉行的祭祀大典。根據《兆域圖》描繪，結合相關歷史記載，插畫師完成了這張歷史場景復原圖，它描繪了中山王陵饗堂前舉行的宏大祭祀場面繪圖／劉璠

《史記》為許多不是「王」的諸侯立傳，卻忽略了稱王的中山國

公元前296年，楚懷王客死秦國。這一年，偉大的詩人屈原開始了第二次被流放的苦旅，並在途中自殺。可以告慰屈原之靈的是：史家司馬遷在《史記》中專門為楚國寫了《楚世家》，洋洋洒洒詳述了這個諸侯國八百年的興衰史，屈原個人也有列傳一篇，「三閭大夫」之名因此流芳百世。

百家爭鳴、群雄逐鹿的戰國，深深影響了今天的中國版圖和區域文化。比如，河北省因擁有燕、趙兩國故地而號稱「燕趙大地」。但實際上，在冀北的燕故地和冀南的趙故地之間，還存在過一個與燕趙雙雄並立的諸侯國——中山國。就在楚懷王客死秦地的同一年，中山國被趙武靈王的鐵騎所滅，從此湮沒於歷史的長河。與楚不同的是，中山是個因缺乏詳細記載而迷霧重重的神秘古國。屈原詩句中的「迷不知吾所如」，彷彿就是古中山國謎團的寫照。

戰國時期「禮崩樂壞」，先後「僭越」稱王的諸侯有11家，位列正史之首的《史記》為其中十國立了傳：秦有《秦本紀》和《秦始皇本紀》，齊有《齊太公世家》和《田敬仲完世家》；吳有《吳太伯世家》、燕有《燕召公世家》、宋有《宋微子世家》、楚國有《楚世家》、越有《越王勾踐世家》、趙有《趙世家》、魏有《魏世家》、韓有《韓世家》。未稱王的諸侯魯、衛、晉、鄭也有一席之地。「千乘之國」中山軍事實力僅次於戰國七雄，又曾經稱王，卻沒有進入世家系列，頗讓人困惑。

我是帶著這樣的困惑，到中山國故地去尋訪的。這一路上頗費周折：從北京坐一個半小時高鐵到石家莊，然後坐一個小時大巴到平山縣，最後坐半個多小時中巴車到該縣的三汲鄉。中巴司機指了個方向說：「王城的廢土堆就在那裡。」隨後，一臉狐疑的我被撇在了鄉間小道上，獃獃地望著一大片金黃的玉米地。手機突然有了信號，地圖導航提示：再步行半個小時方能抵達目的地。

今河北地區為燕、趙、中山三個戰國諸侯國的故地，但是人們關注河北歷史文化時，往往只知道燕趙，而忽略了中山。在群雄紛爭、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神秘的中山國曾留下過耀眼的光芒。鼎盛時期的中山，有戰車九千乘，僅次於號稱「萬乘之國」的戰國七雄。這個神秘古國曾被大文豪郭沫若先生稱為「藝術王國」，吸引諸多學者苦苦尋覓。上世紀70年代中期，撲朔迷離的中山王陵和都城靈壽古城，絢麗地呈現在人們眼前。靈壽故城之城址，位於東靈山、西靈山以南，滹沱河北岸，有兩條天然河溝為護城河，城中北部有一座小山崗，與史書中「山在邑中」的描寫吻合供圖／黃軍虎

中山桓公為中山國第三任君主，他完成了最後以一次復國大業，並定都靈壽。長滿荒草的土丘，是位於靈壽城東北部的中山桓公墓，目前尚未進行發掘

司機說的「廢土堆」坐落於方圓十幾公里的農田阡陌間，是中山國在戰國中後期的都城——靈壽故城遺址。在衛星遙感圖上，我們輕易就可以看到一座不規則長方形的城池輪廓。附近還有個村子叫「故城村」，已經有數百年歷史。弔詭的是，這座城明明就在人們眼皮底下，大家很長時間都沒想到，這「故城」就是中山國昔日的都城！遠處低山腳下有一圈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的圍牆，這裡便是靈壽城的城垣遺址。城垣西北角城外，有目前發掘過的最大一座中山王墓，文物部門所設的靈壽故城遺址管理所，就守在陵墓邊上。該所所長黃軍虎，近年來痴迷於中山國文化研究，並自稱是「土生土長的中山國人」。按照約定，他早早地在辦公室等候我的到來。隨著他和諸多專家的講述，中山國的前世今生，在我腦海里有了清晰的脈絡。

中山國與周邊諸侯地緣關係示意圖繪圖／孟凡萌

中山國的先祖白狄鮮虞曾在北方漂泊了數百年，來到太行山東麓之後，其都城曾三次變遷，直到戰國中後期，才定都於靈壽城

從春秋晚期到戰國中晚期兩百多年的時間裡，中山國的軍事、政治地位微妙而重要——這個「山中之國」夾在燕、趙、齊諸強之間，憑藉特殊的地理位置，一度能夠縱橫捭闔而不倒，是維持「爭衡天下」局面的重要砝碼。中山國誕生之前，其先祖白狄曾在北方廣大地區叱吒風雲數百年。中山國先民白狄鮮虞，是游牧民族狄的一支，他們從今陝西西北部先是遷至山西盂縣、昔陽一帶，後來來到河北正定、新樂一帶，以此為根據地建立中山國，此後都城曾經三遷。靈壽故城的遺址，坐落在河北省平山縣三汲鄉的農田阡陌間。面對農田和荒草間規模宏大的建築台基遺存，我們不能不感嘆這樣的遺存是偉大的奇蹟：這是一片位於太行山東麓平原、滹沱河中上游，千百年來被人們反覆開發而顯得支離破碎的「熟地」。幸好，都城夾在滹沱河的兩大水庫——黃壁庄水庫和崗南水庫之間，所以沒被水庫淹沒。也正因為處於水庫涵養區，古城與城外的多處陵墓，沒有被喧囂侵擾。

戰國時期中山國疆域圖繪圖／孟凡萌

不經意間挖出的大瓦片，引出了一座恢弘王都的發掘

一個身世撲朔迷離的諸侯國，亟需一次大的考古發掘，來彌補歷史記載的遺憾。郭沫若生前曾苦苦尋覓中山國的蹤跡，但直到他去世，這個神秘古國依然毫無蹤跡。

直到1974年冬季，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平山縣三汲公社（今平山縣三汲鄉），當地幾位農民不經意間去土丘取土，無意中挖出了一堆瓦片。在此之前，方圓數十公里範圍內有大量土丘被判斷為古墓，幾座大土丘早就編過號。急忙趕來的考古人員發現，那是戰國時期的瓦，按照古代禮制，是用在宮殿上的（板瓦長92厘米，寬55厘米；筒瓦長90厘米，寬23厘米）。

鼎盛期中山國疆域以今河北石家莊為中心，北跨保定地區南部，南至衡水地區西部，出土文物上的信息，印證了「中山之地方五百里」的說法。《竹書紀年》、《左傳》、《史記》等典籍中，不時會跳出幾行關於「中山」的記載。不過，這些零零星星的文字片段不成系統，因此讓中山國被披上了模糊而神秘的面紗。直到中山國戰國都城重見天日後，加上許多出土文物的印證，這個諸侯國的總體面貌才浮出水面。強盛期中山國的疆域包括今石家莊地區大部、河北保定地區南部、衡水地區西部，南北跨度約200公里，東西跨度約150公里。按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圖》上所標比例推算，中山國疆土合戰國時長度單位為南北距離606里，東西距離454里，面積與《戰國策》中「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之說基本吻合。經過20多年的調查、勘探和發掘，靈壽故城遺址中發現了規模宏大的城垣、古道和墓葬區，有的城牆夯土厚度達50多米，都城的雄偉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這時，一位農民向考古隊說起了一件往事：村裡有個叫劉西梅的人，有一年夏天下大雨，把他家田壟衝垮了，他就在另一塊空地上起土填埂擋水，結果挖出一塊有文字的石頭，可他們都不識字。考古人員來到劉西梅家，撫去石面上的塵土，看到了19個古文字。時任考古隊隊長的陳應祺先生把文字做成拓片，寄給了北京的著名古文字專家李學勤。經過研究，李先生斷定石頭為戰國遺物，並認出了所刻之字是「監罟有臣公乘得守丘其舊將曼敢謁後俶賢者」。翻譯成白話就是，一個叫公乘得和一個叫舊將曼的人，說「我們兩個曾為國王看守園囿、給他捕魚，現在又給他看守陵墓」。原來，這是2000多年前兩個守墓人留下的話。考古學家據此推斷：附近應該有戰國王陵！

隨著田野調查和現場發掘的推進，考古人員在大土丘附近發現了多處製作陶器、銅器和玉器的手工業作坊遺址；不遠處，還發現了古城牆的夯土地基……經過多年持續勘察，城址範圍不斷擴大，面目也越來越清晰：整座城包括了古城城址、城外陵區以及居民區，佔地面積達40平方公里。它北靠兩座山頭，分別叫東靈山、西靈山，南臨滹沱河，東西長4公里，南北寬約4.5公里。

陳應祺等人仔細觀察出土實物，對照相關文字描述，做出初步判斷：這埋藏地下2000多年的廢墟，很有可能是迷失已久的中山國都城，而且是其鼎盛期的都城——靈壽！接下來，考古學家和文字學家要做的就是，儘快找到國君墓地，如能從中發現文字，中山國的各種謎團才有可能一一解開。經過一段調查，他們將王陵區分為兩部分：靈壽故城西兩公里的西靈山南坡高地上有大墓兩處，分別編號為1、2；靈壽故城內西北部有墓地4處，分別編號為3、4、5、6。

1號墓是體型最大的一個，雖經兩千多年風雨侵蝕，封土仍高達15米，東西底邊長92米，南北底邊長110米。封土上的建築，應該是文獻中所說的「饗堂」，在古代喪葬制度中，是王侯級陵墓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饗堂」早已坍塌，但根據現場遺迹判斷，這個墓頂建築共由一層饗堂、兩層迴廊組成，氣派恢弘，可知墓中主人地位顯赫。

1975年秋天，6號墓發掘工作正式開始。主墓室被打開那一刻，人們十分掃興，因為這裡遭到了嚴重盜掘，裡邊是空的。然而，幫助挖掘的民工在主墓室側面不小心踩空了一腳。「天哪！」圍觀的人驚呼道。親歷發掘過程的陳應祺回憶說：「哧溜一聲，那隻腳就下去了，一個大窟窿。因為墓里與墓外溫差大，冒出了一股熱氣。」無意中的一腳踩下去，一個之前從未見過的墓葬格局出現了：兩側竟有兩個與主墓室互不相連的陪葬倉庫。

這種超常規的墓室結構，此後被證明是戰國中山國王陵墓所獨有。幾百件精美的器物，正在那裡沉睡，它們幸運地躲過了盜墓賊的搜掠。其中，最引人矚目的當屬一組山字形青銅大禮器，最高者143厘米，重達50多公斤。這種造型罕見的禮器，可列於帳前和城頭，以象徵國家和王者權威。此類禮器，是前所未有的發現，為中山國所特有，堪稱中山國之「國徽」。

山字形青銅禮器。兩組共11件巧奪天工的山形銅器，是戰國墓葬中前所未有的發現，也是中山國所獨有的一種大型禮器。圖中的銅山字形器是一種儀仗禮器，中山成公墓出土了一套6件，每件高達143厘米；中山王墓中出土了一套5件，每件通高119厘米。器物上部呈「山」字形，反映了中山國崇山的文化習俗；器物下部中間有安插木柱的圓筒狀銎，出土時銎內還殘留朽木。山字形器插在木柱上豎立排列，氣勢雄偉。這種禮器為中山國所特有，造型莊重，立於木柱之上排列在帳前，象徵著中山國王高高在上的權威

6號墓有兩個庫室，1號墓有3個庫室。遺憾的是，清理完4個庫室之後，依然沒有發現當時的文字。最後一個庫室，終於沒讓人失望：除了琳琅滿目的珍寶，文字終於有了！在一件高63厘米、重28公斤的巨大方壺上，四面刻滿450個字銘文。它的內容告訴後人，這裡埋葬著中山國一位最有作為的君王，他的名字叫「錯」。

這件夔龍紋刻銘青銅方壺銘文中還特別記載了中山國征伐燕國的戰爭，即公元前314年，中山與燕、趙、韓、魏「五國相王」（相互承認「稱王」）後，中山國攻打燕國之戰——史料對此記載語焉不詳，銘文則詳述了戰爭經過。為了紀念勝利，中山人專門築了這尊鐵足大鼎，並雕刻銘文記之。銘文特別提到，王「錯」之前還有文公、武公、桓公、成公4位先王。考古學家據此考證出，此前發掘的6號墓，埋葬的就是戰國中山國第四代君王——成公，而1號墓的主人「錯」是中山國第五代國君。而《呂氏春秋》等典籍中記載，此後中山還有一個王叫「（妾子）（次蟲）」，以及被趙扶持的傀儡王尚。如此推算：中山國君歷7代，一半以上不見於文獻記載。

都城遺址的發現及19000餘件出土文物，彌補了歷史記載的缺憾，豐滿的中山國形象呼之欲出。

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千乘之國」，歷經磨難，數次復國重建

在一則叫《中山狼傳》的故事中，東郭先生遇狼的地方正是中山國所在，獵狼的晉國權臣趙簡子，後來成為趙國的開國之君。故事中，被趙簡子追擊的狼向東郭求救，東郭先生將狼裝進麻袋裡，支走了獵人。脫離險境後，狼不但不感激東郭，竟還想吃掉他。在這裡，「中山狼」是恩將仇報之人的代名詞。故事其實是明代人演繹出來的，並非一定真的發生在中山國。但是我們可以看出：古人對中山國的認知，多以負面印象為主。

中山王墓車馬坑陪葬的馬車裝飾極其華美，甚至每一個零部件都有鑲金嵌銀的工藝，製作水平之高讓今人難以想像。雖破碎不堪，但有不少金屬配件完整地保留了下來，使我們對當時車輛的形制結構有了細緻入微的了解。車馬坑剛出土時，還殘存著紅色、黑色等各色漆痕，有的車上有絲織物朽跡，可能是車上華麗的帷幔。中山王墓的車馬坑、雜殉坑共葬10輛車，其中王車的形體最大、裝飾最華美。中山國馬車的形狀與中原所出基本相同，但形體較小，車輪直徑僅有80厘米左右，可能同中山國丘陵山地為主的地形有關，而小車便於在崎嶇不平的山路上行駛。根據考古發掘實物和相關信息，我們繪製了這張中山國戰國馬車復原圖繪圖/付大偉

先秦時期，我國北方游牧地區的部落聯盟統稱「狄」。關於狄之疆域，梁啟超先生在《春秋夷蠻戎狄考》中說：「春秋時代……蓋自陝西之延安、山西之隰州、吉州、洛安、太原，直隸之廣平、順德、正定、保定、永平，河南之衛輝，皆為狄也。」在長期的征戰融合和生活交往中，狄的草原游牧文化與華夏諸國農耕文化相互碰撞、吸收，他們逐漸學會了說漢語，並接受了部分中原習俗。

中山國的先民白狄鮮虞，就是狄的一支，他們從今陝西西北部先是遷至山西盂縣、昔陽一帶，後來進入河北正定、新樂一帶活動。公元前506年起，鮮虞改稱中山，一直到公元前406年被魏國攻佔都城——這100年時間為「早期中山國」。滅國後，白狄鮮虞人經過25年奮發圖強，於公元前381年復國，一直到公元前296年亡於趙國——這一階段為「晚期中山國」。

北方游牧民族在漢文古籍中常被視為「狼族」，作為狄之白狄鮮虞部建立的諸侯國，中山跟狼聯繫在一起，也就不難理解了。改名中山後的鮮虞人，從游牧過渡到定居。公元前489年春，《中山狼》中那位追狼的晉大夫趙鞅率軍大破中山。此後20餘年間，中山一度名存實亡，記載完全空白。一直到了公元前414年，乘趙國內亂，中山武公率部落向太行山東平原遷徙，在一個叫「顧」的地方（今河北定州市）建立新都，按照華夏諸國的組織方式和禮制，規範了中山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制度。武公之後是成公，然後就是青銅器銘文中提到的桓公。他在位時的公元前406年，強大的魏國消滅了建國剛剛8年的中山，其殘餘勢力，在桓公帶領下退回太行山打游擊戰。公元前381年前後，鮮虞餘眾隨國君復出，向東殺出太行山，再次完成了復國之業。

復國後的桓公痛定思痛、勵精圖治，遷都於靈壽城，也就是考古發掘中重見天日那座規模宏大的靈壽故城遺址！從此，靈壽一直是中山國的都城，也是使用時間最長的都城，是中山國鼎盛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

中山利用其「樞轄」之利，在燕趙夾縫中頑強生存，成為爭衡天下的砝碼

夾在燕趙兩強之間的中山國強敵環伺——被燕、趙、齊等強大的國家所包圍。不過，在險惡的外部環境下，中山國做到了「縱橫捭闔，交相控引，爭衡天下」（史學家王先謙語）。王先謙在其著作中指出：「戰國所以盛衰，中山若隱為之樞轄。」戰國歷史舞台上的中山國，是中原與塞北、平原與山地間的樞紐。利用「樞轄」之便利，中山國附魏而魏強，入趙則趙盛，宛如一塊舉足輕重的砝碼，本身重量雖輕，卻常常能左右大局。

出身游牧地區的中山人擅長騎射，在地薄人眾的基本國情下，其民形成了濃厚的經商之風。因為山多地狹，中山比佔有大量平原的諸侯國更重視商業，其商賈遍布各諸侯的名都大邑。依託其樞紐位置和太行山中的銅、鐵、金等礦產，中山國還形成了發達的手工業經濟。王墓內出土的金子做的王車構件、劍柄、金佩飾，連同寵物狗的金銀項圈等，可見其手工藝水平之超群。

中山還利用其「樞轄」優勢，在國君之下設直屬的「相邦」，被國君授予管理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祭祀等行政大權，相當於最高行政長官。戰國中山1號墓出土的大鼎和方壺銘文中，記載了相邦司馬（貝周）的政績，說司馬（貝周）是王錯的「賢才良將」。公元前314年，燕國內亂，司馬（貝周）率軍討伐獲勝。司馬氏曾三任相邦，協助過成王、王錯及王（妾子）（次蟲）。除設相邦外，中山還在都城培養了一批通曉歷史和各國事務並擅長遊說的「外交家」，張登就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位，他機智多謀，長期為中山國的利益奔走四方，遊說各路諸侯。

依託「樞轄」地位而推行的這些政策，一度讓中山國內政外交穩固、經濟發展迅速，在諸侯群雄角逐中應對自如。雖然實力有限，但中山多次挫敗周邊大國的侵擾，讓任何諸侯都不敢小覷。

奢華精美的出土器物，是中山國鼎盛的見證，也是其衰亡的徵兆

王錯被認為是中山國歷史上最有作為的君主，他在位期間，疆域版圖得到了大幅擴張，方圓達五百里。其子（妾子）（次蟲）繼承大業後，更是欲大展一番宏圖。就在舉國上下以為，中山將與戰國諸雄平起平坐、一較高下時，局勢卻突然發生了急轉。公元前307年，趙國突然攻打中山。持續攻打至公元前296年，中山退出戰國的歷史舞台。從鼎盛到滅亡，只有短短16年，頗讓人費解。

石質六博棋盤。中山國的人們能歌善舞，有娛樂遊戲之風，兩千多年前製作的娛樂遊戲用具，直接見證了中山國上下這種濃厚的玩樂嬉戲之風。《史記·貨殖列傳》稱：「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富貴。」圖中的石質六博棋盤，是中山王族的娛樂用品，將雕塑藝術和實用功能結合得非常完美。六博，又稱六儲、陸博，是古代流行的棋類遊戲。棋具包括棋盤、棋子、箸、骰子，分黑白兩方，每方六子，一梟五散，故稱六博，其中以梟為貴。雙方先用骰子擲采，再據擲採的結果行棋，以先殺梟者為勝，戰國時期的具體遊戲規則已失傳。這兩副棋盤用青石板製成，盤面以浮雕手法刻有饕餮、虎、蟠虺紋等組成的圖案，圖案上下、左右兩兩對稱

中山國盛行田獵，出產的獵狗在當時十分著名，中山王墓出土的兩具狗骨架的頸項上都戴著金銀製成的項圈。這兩副項圈用長方形金片捲成扁管狀，管的外面正中有一條凹溝將扁管平分為兩部分，管的內面中間有合縫，管的四角有細孔用來聯綴，最後把金銀兩種扁管相間穿在革帶上製成項圈。在項圈的外側中間部位，綴有一個銅環，用來結帶。以金銀項圈為愛犬佩戴，反映了中山國上層貴族生活之奢侈

圖為中山王墓中出土的一組器形精美的編鐘

不得不承認，錯時期的中山國是值得稱道的。但是，這種主動逞強的做法，打破了曾經的平衡和穩定局面，也違背了先輩奉行的國策。他在位期間，先是跟韓、魏、燕、趙會盟，由「公」而僭越稱「王」，聯合對抗齊、楚、秦。但是不久，中山就趁燕國內亂攻城略地，也就是青銅器銘文上記載的那次大捷。這次戰爭，既是值得驕傲的戰績，也為日後埋下了禍根——趙國本來已是強敵，如此一來又多了燕國一個死敵。

作為小國，一時的強盛，讓中山人沖昏了頭腦，沒能及時警惕大國的覬覦。北方燕國因為與齊國開戰而自顧不暇，南部的趙國則對其虎視眈眈。當初，中山在太行山中段山麓地帶復國，硬生生將趙國南北領土分割開來，讓後者南北交通不得不繞道。為此，趙國一直積蓄力量試圖吞併中山。

早在公元前377年、前376年，趙國就兩次進攻中山，均鎩羽而歸。原來，中山人游牧出身，穿窄袖短襖，生活起居和狩獵作戰都比較方便，其弓箭騎兵來去如風。正是如此，趙武靈王開始施行著名的「胡服騎射」。等到公元前307年，趙國瞅準時機發動了對中山的持續攻擊，最終用「以胡治胡」的方式，終結了中山國的歷史。

中山由盛而亡，跟趙國的崛起不無關係，但更多是自己作孽：外交接連失策、高層生活腐化、農兵耕戰懈怠。公元前314年之前，中山與齊國結盟，之後卻聯合鄰邦對抗齊國，失去了強大的盟友——從這時開始，祖輩奉行的「交相控引，爭衡天下」政策被忘得一乾二淨。此後，剛與燕國結盟，中山竟趁齊國出兵干預燕國內亂之機進攻燕國，把盟友變成了敵對一方。

面對強敵環繞的危局，王錯的繼承人王（妾子）（次蟲）毫無改革開放進取之心。當時，秦、趙、魏等大開國門招聘人才，推行變法，改革弊政。趙武靈王為了提高軍隊戰鬥力，更是向游牧民族學習「胡服騎射」，而中山這個有著游牧背景的諸侯，反倒醉心起書齋里的孔墨學說。列國都在獎勵耕戰，中山反倒復古，推行起「貴儒學、賤壯士」政策。現在來看，《中山狼》的故事倒也不全是杜撰，東郭先生那個不通世務的腐儒，當時就是慕名到中山去求個一官半職的。

回頭看中山都城出土的精美絕倫的器物，那奢華的大九鼎、迷幻的錯金器、亮瞎狗眼的金項圈，固然是價值連城的珍品，同時也是貴族高層貪圖享樂、腐敗不堪的寫照。王（妾子）（次蟲）一即位就為其父修造了巨大的陵墓，墓地上祭祀用的饗堂極其豪華，陪葬珍寶無數。王所善之，下必效之。在中山國民間，迅速颳起腐朽之風。正如《呂氏春秋》所言：「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依，固無休息，康樂歌謠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

前幾次中山及其前身鮮虞被滅，都是亡而不滅，宗廟和宗室得到保留。這一回，趙國攻破中山靈壽城後，先是扶持了傀儡之君王尚，不久將其流放到今陝西榆林一帶，並剷平了王錯等君王的陵墓。幸運的是，中山國獨特設計的陪葬倉庫，讓眾多珍貴器物得以保存。

夔龍飾青玉環

透雕夔龍黃玉佩

中山貴族墓小玉人

中山國考古中出土的玉器，以其新穎的紋飾和技法，毫不雷同的藝術造型和圖案紋樣，體現著工匠們鬼斧神工的琢玉技巧。中山王墓出土玉器多達3000多件，在中國玉器考古史上實屬罕見。玉器的器形有玉環、玉璧、玉璜、玉佩、玉帶鉤、玉飾、玉片等，取材十分廣泛。其技法以透雕、浮雕、陰刻為主，刀法隨花紋不同而變化。這些玉器雕件，以其新穎的紋飾和技法，毫不雷同的藝術造型和圖案紋樣，鮮明地反映出中山國玉工鬼斧神工的琢玉技巧。其中，龍形玉佩幾乎占出土玉器的1/4。圖中所選的透雕夔龍黃玉佩、夔龍飾青玉環就是中山玉器中頗具代表性的佼佼者。中山王族3號墓出土的小玉人為隨葬人俑，有的是婦女，有的是兒童。女俑頭梳牛角形或圓形髮髻，身著圓領窄袖束腰長袍，袍上飾有花格紋，是戰國時期鮮虞人特有的髮型和服飾，為研究戰國時期少數民族服飾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山國人」從小長在靈壽故城的古墓旁，因為對古中山國文化著迷，開始從事古青銅器復原工作。黃子爵很小的時候，其父黃軍虎就擔任了古中山國遺址管理所所長。此後，他們一家就跟中山國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這種文化環境下的耳濡目染，讓他對古中山國文化產生了濃厚興趣。於是，在報考大學專業時，黃子爵選擇了文物鑒賞與修復專業。大學畢業後，正趕上平山縣啟動了古中山國遺址公園建設規劃，他於是就在剛成立的古中山國研究會擔任相關工作。在此期間，黃子爵不停地鑽研古中山國青銅器複製工藝，尤其是當時的錯金銀技術。如今，他成立了一家青銅工作坊，並以修復、複製中山國時期的青銅器為主業。幾年下來，他已經有數千件作品問世

錯金銀虎噬鹿銅屏風座

不為中山國立傳，是司馬遷礙於家族臉面，還是另有隱情？

回到最初的問題：司馬遷為什麼不為中山國立傳？關於此事，坊間有一種傳言，認為司馬遷的直系祖先就是在中山國擔任「相邦」的司馬氏。而這支司馬氏中出了背信棄義之人，又有禍國之奸佞，行跡過於卑劣，如果為中山國立傳，司馬遷恐怕難免要面對這段不光彩的家史。

其實不然。《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記司馬氏譜系：「……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按照司馬遷的自述，司馬氏世代負責整理周朝歷史。到周惠王、襄王兩朝，先祖離開周去了晉國，後來晉內亂後又去秦國。在此前後，司馬氏開始分散，有的在衛國、有的在趙、有的在秦，司馬遷的祖先是在秦國這一支。最為常見的誤會是把中山國相邦馬熹與司馬遷的祖父司馬喜混淆，其實兩人生活的時代相差100多年。

回顧中山國的前世今生之後，我們也大體可知：司馬遷不為中山國立傳的原因並沒那麼神秘。先秦時期，有華夏和四夷的區分：遵守周禮的地區稱為夏，對遵守周禮的人們和民族稱為華，不遵守周禮的地區稱為蠻、夷、戎、狄。中山國源於北方之狄。現在看來，「蠻夷戎狄」是一種偏見，因為歷史局限，縱是司馬遷這種秉筆直書的史學家，也難免受這種觀念影響。

有一種可能：中山的經濟軍事實力固然盛極一時，但其國運多磨，前期來回遷徙，國家機構不健全，沒能像中原諸侯那樣有專門的史官記述，以致讓後來的史家無法找到清晰脈絡，所以只能被動出現在他國的相關記載中。中山國君7代，有一半以上不見於秦漢之前文獻，只能據銘文彌補。即使司馬遷摒棄偏見，想把中山列入「世家」，史料不足恐怕也是難以克服的難題。

中山國靈壽城不像中原諸侯都城那樣方方正正，在山麓沖積扇上建造的夯土城垣，更多是隨地勢河道蜿蜒。靈壽城的城牆沒有明顯的拐角，四周不規整，主要依地形、沿河岸蜿蜒而成。經過至少2300年的自然侵蝕和人為破壞，城垣大部分已經不存，殘存著一些夯土基。整座城池分為東城和西城，兩者之間有一條南北向的夯土城垣相隔，這條隔牆基部寬25米、深約4米，中段和北段保存尚好。殘存的隔牆長5100米，南段部分沒有築完，留下一大段空隙，北段隔牆高出地面2米，完整的隔牆牆基中段最寬25米、厚度為3.2米。通過對隔牆牆基進行解剖，專家了解到，當時的城垣是用版築法夯土而修造起來的

無論正史是否為中山立傳，那些白狄後裔當時在文化習俗上已與華夏諸國無太大差別，其後世也多融入中原，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組成部分。

背景資料

傅熹年

著名古建築史學家

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

《兆域圖》實際上是一個沒有能完全實現的陵園總平面規劃圖。過去認為是漢代出現的斗拱技術，其做法在中山國已經出現了；唐宋以來木結構上慣用的主要連接榫卯之一的「螳螂頭」此時也在使用了。這些都大大地超出了我們已往對戰國建築的認識。

中山國靈壽故城遺址出土的金銀錯《兆域圖》銅板，長94厘米、寬48厘米、厚約1厘米，用金銀鑲錯繪出了一幅陵園的平面圖，對陵園建築的各個部分和相互距離標註了尺寸，這是關於戰國時期陵墓建築的一個極重要的發現。據出土銅器銘文，1號墓為中山王的陵墓，2號墓是哀後墓，其餘3個墓的墓主在規劃時還健在。以後十餘年間，趙滅中山，王族及前王遺屬可能都被遷到了陝西，他們死後就不能再葬在這個陵園。所以，《兆域圖》實際上是一個沒有能完全實現的陵園總平面規劃圖。

過去我們從《周禮·春官·家人》中知道，先秦時陵墓已有規劃圖，這塊《兆域圖》銅板的出土，使我們第一次看到這種圖的實物。圖上除墳丘尺寸之外，更多地是表現了陵園建築情況，所以它是了解當時建築情況、建築設計和製圖技術的重要實物；圖上所注尺寸又是了解中山國度量尺度的重要資料。

如果把《兆域圖》與中山國墓葬出土文物結合起來考慮，我們還能有以下發現：過去認為是漢代出現的斗拱技術，其做法在中山國已經出現了；唐宋以來木結構上慣用的主要連接榫卯之一的「螳螂頭」此時也在使用了。這些都大大地超出了我們已往對戰國建築的認識。這些重要發現，豐富了我們對戰國建築的認識，提醒我們要重新對戰國建築的水平進行評估。

錯金銀《兆域圖》銅板

《兆域圖》饗堂復原想像圖繪圖／孟凡萌

在戰國時期北方各諸侯國中，中山國器具的藝術性和浪漫氣息最為突出，與同時期奇幻詭異的楚國器物相比，也毫不遜色。其錯金銀及鑲嵌工藝的普遍使用，是當時任何諸侯國所不能及的。

李建麗

河北博物院副院長

在戰國時期北方各諸侯國中，中山國使用的器具藝術的浪漫氣息最為突出，與同時期奇幻詭異的楚國器物相比，也毫不遜色。

中山國出土器物的工藝裝飾豐富多彩，幾乎囊括了戰國時期所有的裝飾技法，如鎏金、錯金銀、鑲紅銅、填漆、浮雕、細線雕、鏤空，這些裝飾手法，運用到器物上時，如同給它們披上一層錦繡斑斕的外衣。

銀首男俑銅燈。亂世中的中山工匠製造出了充滿想像力的青銅器，較其他各諸侯國手工藝品，有過之而無不及，其錯金銀工藝更是一絕。中山成公墓出土了一件可以拆裝組合的銀首人俑銅燈，整體創意和結構十分巧妙：造型是一個耍蛇男子的形象，其頭部用白銀精心製作，眼珠用黑寶石鑲嵌，一身長裙曳地、鬍鬚微翹、笑容可掬。男子兩手各握一條蛇，兩條蛇的頭部分別擎住一隻燈盤；左邊平地放置的燈盤中，一條蟒蛇盤踞其間，吻部高挺頂住他右手所握之蛇，保證了全燈重心穩定

錯金銀四龍四鳳方案座。器物是連接兩扇屏風的插座，出土於中山王墓。案，在古代指的是小桌，此案的案面已朽，只存案座。方案的底盤為圓形，由兩雄兩雌的四隻梅花鹿承托。底盤之上昂首挺立四條雙翼雙尾的神龍，龍的雙尾向兩側環繞，反勾住頭上的雙角；龍的雙翼在中央聚合成半球形，龍尾連接四隻展翅的鳳鳥。案座整體造型動靜結合、疏密得當、新穎奇特。方案上的錯金銀紋飾精巧而繁複，線條流暢斑斕。四條龍的龍頭分別托起一件一斗二升式的斗拱，斗拱托起案框，斗拱的形式按照當時木構建築的挑檐結構製成，是迄今發現最早的戰國斗拱應用實例

中山國文明具有鮮活的草原民族特色，將游牧文化氣息與高度發達的中原技術完美融合，創造出了許多既端莊肅穆，又天馬行空的青銅器。中山國出土銅器數量眾多，最具代表性的是高63厘米的刻銘銅方壺（為酒器和禮器）和刻銘鐵足大銅鼎（為食器和禮器）——這兩件大型禮器，不僅為研究中山國歷史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史料，也代表戰國時代工藝製作的最高水平。此外，在一件扁銅壺和一件圓銅壺中，還有2000多年前殘留的美酒。圓壺中的酒液還剩半壺，呈墨綠色，重3公斤；扁壺中的酒還有七八成，重6.7公斤，呈淺翡翠綠色。中山王墓出土青銅酒器比重很大，且體量碩大，印證了中山國出酒的相關記載

中山王墓出土列鼎兩組。青銅器分為禮器、兵器、實用器等，青銅禮器無疑最引人注目。禮器中最重要的器物為鼎，使用制度最嚴格，我們常說的「九鼎」是天子的標配。戰國時出現「禮崩樂壞」的局面，各個稱王諸侯都自行鑄造九鼎，中山國王也不例外，中山成公和王錯陵墓均有九鼎出土

具有游牧民族背景的中山國工匠，有著極強的造型能力，拜生活所賜，他們塑造的圓雕生肖動物尤其鮮活。寫實的動物有生動的猛虎、靜卧的小鹿、負重的犀牛、憨實的小獏、活潑的小猴、飛翔的雄鷹以及爬行的烏龜等等，而幻想出的動物形象則有神遊的龍、飛舞的鳳、身插雙翼的神獸、單足卷尾的夔龍等，形形色色的動物無不栩栩如生。錯金銀虎噬鹿屏風銅底座表現了老虎將小鹿送入巨口之中的瞬間，老虎的兇猛敏捷與小鹿的柔弱無助形成鮮明對比；錯金銀四龍四鳳銅案座龍鳳扭結盤繞，動中寓靜，疏密得法；銀首人俑銅燈人物各部分比例精準，幾條長蛇蜿蜒舞動，燭光燈影賞心悅目；黑陶鳥柱盤造型簡練傳神，線條挺拔優雅，乾淨利落……那時的能工巧匠對造型的準確把握和非凡的創造力，令人拍案叫絕。

北方各諸侯國中，中山國器具的藝術性和浪漫氣息最為突出，與同時期奇幻詭異的楚國器物相比，也毫不遜色。二者一南一北，為兩朵奇葩，各有千秋。在金屬鑄造、玉器、漆器和陶器的製造技術上，中山國並不輸於楚國；在造型藝術上，中山之器少了些中規中矩的沉穩，卻多了幾分游牧民族天馬行空的想像，出現了大量圓雕作品，使其愈見豪放與鮮活；在器物裝飾上，中山國器物不似楚國器物紋飾那般繁複精準，但錯金銀及鑲嵌工藝的普遍使用，是當時任何諸侯國所不能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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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關簡介：出生於湖南，畫家，古琴家，道教全真派道士。作品涉及繪畫、音樂、書法、詩文、斫琴、裝置、行為等領域；知周易、曉音律、好古琴、喜操《幽蘭》《廣陵散》；曾閉關參禪一年，出關後系統研習中觀、唯識學，畫風大變；後於龍虎山修道，通齋醮科儀；其曾就學於人民大學，宗教哲學碩士。作品多次參加全國美展、被國內外藝術機構及收藏家收藏。現「郭關繪畫全球巡迴展」已在台灣、佛光山、英國、墨西哥等地圓滿舉行。台灣建立有「郭關美術館」，長年展示郭關作品數百件。《桃源春曉》 古琴演奏：郭關道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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