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要構建理性民族主義

摘要無論是世界歷史還是中國本身的歷史經驗，都證明盲目的民族主義會走向封閉，封閉會走向落後，走向衰落

本期作者：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

自近代民族國家形成以來，可以說，民族主義是國際關係的決定性力量。民族主義既是民族國家形成的意識形態基礎，也始終主導著主權國家的外交政策。不管人們喜歡與否，民族主義無處不在。從內政來看，民族主義精神始終反映在一個國家的思想、文化、經濟、社會和政治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義，尤其是強化國家認同感的愛國主義，已經成為一種公民生活美德。但在很多多民族國家，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非民主國家，內部各種民族主義的興起則往往是致命的，經常導致多民族國家的解體，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就是如此。今天，老牌帝國英國和西班牙等也面臨內部民族主義的挑戰。從外部看，民族主義更不時地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的災難。近代以來各國之間的戰爭無一不和民族主義有關，尤其是德國和日本的民族主義。在所有這些案例里，民族主義不僅對其他國家的人民帶來災難，也給本國的人民帶來災難。也正因為如此，自從其產生的第一天起，民族主義便是人們爭論不休的一個話題。有人歌頌，有人詛咒。今天，隨著地緣政治的變遷，民族主義重新抬頭和復興，對國際和平和民族國家的統一構成了巨大的挑戰，民族主義也再一次成為人們不得不關心的一個重大議題。中國也不例外。

可以說，民族主義不可避免。只要這個世界仍然是由主權國家組成的，民族主義就不會離開人們而遠去。因此，一個現實的選擇是構造一種比較理性的民族主義，而避免各種非理性的民族主義，尤其是那些建立在情緒之上的民族主義。而這也正是今天的中國所面臨的一個巨大政治挑戰。這種挑戰既發生在國家意識形態的宏觀層面，也發生在社會心理的微觀層面。

對於習慣於伊斯蘭普世主義和帝國及部落忠誠的阿拉伯人來說，民族主義是一個外來概念。在20世紀之前，阿拉伯人認同在中東政治中影響不大。不過，事情很快發生了變化。短短數十年內，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便開始蓬勃發展。

近年來，無論官方還是民間，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2008 年從西方開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自此以來，西方長期處於危機之中。中國本身沒有危機，也有效地防範了金融危機擴展到中國。在很多年裡，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來源。不過，在同一個過程中，西方和中國之間的各種衝撞也表現出來。從前西方經濟好的時候，信心十足，並沒有感覺到一個崛起中的中國能夠真正「威脅」到西方。但是今天仍然深陷經濟危機的西方開始對自己信心不足，認為中國的崛起已經對西方構成了實實在在的威脅。這種被中國「威脅」的感覺促成西方做出各種有悖於中國利益的事情。西方對中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美國「重返亞洲」來平衡中國的崛起，同時進行排斥中國的TPP經濟談判。再者，中國周邊一些國家包括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家，因為和中國存在著各種糾紛，其針對中國的民族主義也處於高漲階段。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周邊其他一些新興國家如印度也往往隨著國家的崛起，其民族主義經常高漲起來，並且也往往是針對中國的。類似的外在環境的變化無疑為中國新一波民族主義的崛起提供了強勁的動力。此外，很多內部因素例如社會所出現的各種不穩定因素、傳統意識形態的衰落、民族精神的萎靡不振等等，也是民族主義的內部驅動力。

新一波民族主義是否會影響國家的開放政策？這是很多人所擔憂的。經驗地看，現代主權國家都不是封閉國家。強大的國家都是要善於學習外國經驗的，同時也不能盲目地學。所以，各國需要批判性地學習外國經驗。不存在一個不變的制度，任何制度都是在演進過程中得以生存和發展的，歷史從來就不會有終結點。學習他國的最優實踐，同時避免他國的沉痛教訓，這是進步的動力，也是塑造一個更好的制度的前提。這裡的結論就是，人們可以批評他國，但不可拒絕學習他國，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失敗的教訓。

無論是世界歷史還是中國本身的歷史經驗，都證明盲目的民族主義會走向封閉，封閉會走向落後，走向衰落。中國明朝歷史很能說明這一點。當然，這裡不是說明朝已經有了民族主義，而只是想說明，封閉會導致落後的道理。明朝時代，世界海洋世紀剛剛開始。無論從政府能力還是社會能力，明朝是當時世界海洋力量最強大的國家。鄭和數次下西洋表明的是政府主導的海洋能力，包括中國的造船能力和航海技術水平。而崛起在東南沿海的「倭寇」則表明民間海商的力量，「倭寇」實際上大多是福建和浙江一帶的民間海商，他們主導了沿海的貿易。當時的「倭寇」實際上大多是福建和浙江一帶的民間海商，他們主導了沿海的貿易。只是後來他們受朝廷的制約甚至鎮壓的情況下，才和日本商人結合起來。可惜的是，因為明朝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既得利益反對、航海成本高昂等因素，朝廷不僅終止了官方主導的航海，銷毀了所有航海資料，而且也高壓鎮壓民間的海商。這使得中國失去了航海時代。如果當時中國能夠繼續，就會完全改寫以後數個世紀的世界地緣政治版圖。直到21 世紀的今天，中國再一次崛起要成為海洋國家。

鄭和下西洋，推動我國古代航海事業達到頂峰，成為十五、十六世紀世界大航海時代的先驅。是世界古代航海史上時間早、規模大、技術先進、活動範圍廣的洲際航海活動。

明朝的海禁或許有很多的理由，但恐懼開放是主要因素。今天我們又面臨這樣一種情形。這裡我們可以舉互聯網和「自主創新」的例子來說明。今天人類社會無疑已經進入一個互聯網的時代，各大國無一不在努力爭奪互聯網世界的主導地位。在這個領域，儘管中國起步較西方晚，但經過多年的努力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互聯網也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尤其是對社會和政治的穩定方面。正因為如此，在互聯網領域，中國正在興起一股強烈的排他性的民族主義，並且也開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政府的政策。互聯網領域的國家安全至為重要，為了國家安全的政策無可非議，例如重要政府部門的採購政策。但這並不表明中國要在這個領域實行排他性政策。谷歌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完全有權利要求谷歌服從中國的法律，中國也可以對谷歌的一些可以深刻影響到中國國家安全的技術或者內容進行審查。不過，現在谷歌作為一個平台完全在中國消失了。把谷歌排斥在外，儘管從短期來說實現了中國的民族主義目標，但從長遠來說則會損害國家利益。

「自主創新」可以說是又一項重大政策。就其本意來說，這個政策概念非常重要。任何國家，都不能完全依賴外國技術，而需要自主創新。作為大國的中國更是如此。20 世紀80 年代改革開放政策開始之後，中國在一些重大重要領域放棄了自主創新，而過度依賴進口。但在過去的數十年里，西方國家動不動就對中國實行高科技的貿易保護主義，即禁止向中國出口高科技產品，更不用說高科技本身了。這表明中國必須自主創新。但在實踐領域，自主創新的概念又經常被既得利益「轉化」成為「自己創新」。他們堂而皇之地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拚命擠壓外國企業在中國的空間。如果是通過經濟技術的革新和在中國的外國企業競爭，那完全正常，也應當提倡。但通過民族主義旗號來排擠外國企業，那麼最終就會走向落後。自主創新絕對不是關起門來，自己創新，而應當是在開放政策之下通過和外國企業競爭來創新。這方面，中國已經有比較成功的例子，例如高鐵。高鐵不是自己創新，而是自主創新，即把外國先進的技術整合起來，為我所用，形成自己獨特的高鐵系統。如果關起門來，很難想像高鐵會有今天這樣的成就。如果開放政策下的自主創新成為關起門來的自己創新，那麼最終的結果必然是落後。

中國高鐵線路圖規劃總圖（2015-2020年）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代，這個時代既需要人們對民族的自信，也需要保持虛心的學習態度。這就要求塑造一種新型的理性民族主義精神。從這個視角看，人們應當花大力氣糾正目前日漸盛行的情緒性民族主義。要達到這個目標，就需要發動新一輪向其他國家學習的浪潮。

文明的進步都是在開放狀態下取得的。今天的中國已經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制度建設，這需要更大程度的開放，向其他國家學習制度細節，尤其是技術層面的制度細節。這裡沒有那麼高調的意識形態，而只有人類發展出來的、用於解決人類各種問題的制度技術。而這些正是中國的制度建設所需要的。

本書所一再強調的一點就是，中國要構建理性民族主義，把民族主義精神導向民族國家制度的建設。本書的再版如果能夠促成人們對中國民族主義有所反思，促進國家的更加開放和進步，那麼我自然是非常欣慰的了。（作者：鄭永年；文章摘自《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編輯：陳菲；配圖來自網路。）

作者簡介

鄭永年：中國問題專家，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國際中國研究雜誌》（國際社會科學核心期刊）和《東亞政策》主編，羅特里奇出版社《中國政策叢書》、和世界科技書局《當代中國研究叢書》主編。曾任北京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系助教、講師，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先後獲得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麥克阿瑟基金會（1995~1997）和美國麥克阿瑟基金會（2003~2005）研究基金的資助。

圖書簡介

《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民族國家向何處去》，鄭永年著，東方出版社出版。

在本書中，作者試圖回答這樣幾個問題：中國面臨的現實是，一方面，西方國家二十年如一日地宣揚「中國威脅論」與「圍堵中國論」；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不斷高漲。世界的目光從來沒有像當下這樣注視中國：作為新崛起的霸權，中國會否以及如何挑戰舊霸權，進而重塑世界權力格局？其中民族主義在中國崛起的道路上扮演了何種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