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憂」與「樂」

憂樂本是共存共榮的，共存共榮於人身和人生之中。按儒家的分類法，人身有欲、情、性之不同（參《孟子·盡心上》「廣土眾民」章），「欲」是逐物外馳的，「性」是循理內含的，「情」則介乎二者之間，是欲之據理收斂，性之感物而動。

儒家在孔子時代，主要探討的，便是情，所謂愛人知人，親親尊尊，立人達人，都是圍繞或發端於一個情字，或其外在化成的人際關係。低於情的欲，子所罕言；高於情的性，弟子也不可得而聞。到了孟子方大談其性，那是因為學術發展了，而且別的學派都在談性，逼得他也不得不談之故。不過孟子把性落實為「心」，而心統性情，所以他那些「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雖說是善性，是人之異於禽獸之性，也可以說是情，是人之待人乃至待物的基本感情。

人有種種情，而有一情必有另一情與之相待，如喜與怒、愛與憎。憂與樂也是一對情；只是自佛典定七情為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後，樂與憂的對立，似鮮為人注意。其在先秦，樂與憂，本屬一對；如孔子說自己能「樂以忘憂」，孟子說人們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易·乾文言》有「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之類皆是。

樂與憂既為一對感情，在人生中，就有它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因此，按儒家的哲學，在人生態度上便不應揚此抑彼，畸輕畸重，只樂不憂，或是憂非樂；也不會言不及義，不對憂樂進行他們的理性主義的說明與規定。

儒家將憂分為兩類：一為外感的，因困難挫折而遭致的憂，亦即物慾或難滿足之憂；一為內發的，欲實現理想而生起的憂，亦即善性力圖擴充之憂。前者如在陳絕糧，如簞食瓢飲，這類外憂，是平常人心目中的憂，也是君子作平淡想時的憂。但當君子自覺其為君子時，或能達性命之情時，這一類的憂便不足為憂或不復為憂；所以有「仁者不憂」、「君子不憂不懼」、「樂以忘憂」等等否拒和排除憂的說法和辦法。因為這類外憂都是「命」的安排，是「莫之致而至者」，自己無可奈其何，也無所負其責，因而也就無需動其情、用其憂；既來之，則安之，視同天理自然。不僅此也，既然這類外憂乃命的安排，「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何不據性之善秉，視外憂為「天將降大任」的徵兆，化外憂為成賢希聖的動力？一念及此，樂之唯恐不及，更何憂之有！

君子所真正當憂的，是內憂，不妨叫自尋煩惱。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論語·述而》），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孟子·離婁下》），以及先天下之憂而憂，思出民於水火而登衽席之憂；總之是種種內聖外王之憂。這類內憂，覺之則有，迷之則無，是良心善性之見於感情者，也是為學修身之結果，是君子之所以為君子的情感所在。

簡而言之：前者是物質的憂，起於欲，後者是精神的憂，生於性；前者是外感的憂，非我所致，後者是內發的憂，乃我所求。物質上的不足謂之「貧」，精神所追求者謂之「道」，「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外感的憂叫做「患」，應該不動乎心，內發的憂才是「憂」，必須念茲在茲，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者是也。這就是儒家的憂論。

儒家將樂也分為兩類：一為感性的樂，近於欲；一為理性的樂，偏於性。儒家不是禁欲主義者，不排斥悅耳愉目佚體賞心之樂，但要求節制，因為它對人有損（「損者三樂」），不仁者久耽則亂（「不仁者不可長處樂」）；而且，這種樂不宜獨享，應該與民同樂（《孟子·梁惠王上》），因為這樣做了的結果，百姓既可得到實惠，君子也以此使原來的感性之樂上升到理性，這叫做「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禮記·樂記》）。

儒家所津津樂道的，是理性的快樂。誰都知道《論語》是以樂開篇的。學而時習之悅，有朋遠來之樂，人不知而不慍，便都是理性之樂。《孟子》有所謂君子的三樂，其「父母俱在、兄弟無故」即後來稱之為天倫之樂者，是宗法制度所規範的樂，沒有多少普遍意義。最要緊的是「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之樂，或這叫「反身而誠」之樂。所謂不愧、不怍，也就是誠，或者叫實實在在。為什麼會有實實在在的感覺，那是因為「萬物皆備於我」，也就是體悟到自己已經與道合一、與天地同體了。這種超越之樂，自然無以復加；雖朝得而夕死，亦無憾恨。這便是他們的極樂世界。這種樂當然也不應獨享，但又不是凡民可得與共，所以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那也是一樂，為同登樂土而服務的樂。

進而言之，這種得道之樂，也正就是那念念不忘的修德之憂。因為道體至大，德無止境，修德的開始便已意味著在得道，得道再深也不保證修德可以暫停；修德與得道，都是工夫，也都是境界；向過去的自己看，現在已得道，向未來的自己看，現在正修德。憂國憂民之心也正就是反身而誠之情；泰州學派人物說得好：「君子終身憂之也；是其憂也，乃所以為其樂也。」（《明儒學案》卷三十二）此中憂樂合一之妙，非尋常之小憂小樂兩相對峙可比，也非未親身實踐者可得玩味的。

理性的快樂還可以化解那些因物質匱乏或困難處境而引起的外感之憂，即化解那些應該稱做「貧」和「患」的憂。「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在常人看來，是一種憂，甚至是不堪之憂；但對顏回來說，它不過是「貧」，安貧便是樂道，樂道始能安貧，既已萬物皆備於我，何在乎一簞一瓢？孔子畏於匡，陷入困境，在常人看來，也是一種憂，是性命攸關之憂；但孔子看出這不過是外來的「患」，能夠由之悟到「天之未喪斯文也」，立即便得樂天之樂，而且此樂便在此憂之中，甚至即是此憂本身。

這種即憂即樂、化憂為樂的體悟，這種高揚理性之樂的原則，便是宋儒所孜孜以求的「孔顏樂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