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位總統說起了 iPhone 美國造，但這事不太可能發生
發生了也沒什麼意義。
「得怎樣才能讓 iPhone 回到美國生產？」
「這些工作不會回來了。」
這是發生在美國總統與蘋果 CEO 之間的對話，但對話雙方不是新當選的特朗普和庫克，而是奧巴馬和喬布斯，在 2011 年的一個晚宴上。
5 年後，同樣的對話再次發生了。
將在明年 1 月上任的當選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上周對《紐約時報》說，自己和蘋果 CEO 蒂姆·庫克通了電話。
特朗普在電話里說：「你知道對我而言，一個真正的成就是，讓蘋果在美國建立一座或者很多座大型工廠——而不是在中國、越南或者其他地方。」
根據特朗普的說法，庫克當時含糊地回答：「嗯，我理解。」
蘋果是美國硬體製造商的頂峰，也是過去三年來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它的主要產品 iPhone 每年賣出兩億部，價值一千多億美元。
但就像 iPhone 背面用激光刻上的那句話「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蘋果加州設計、在中國組裝），蘋果硬體製造所帶來的超過 160 萬就業崗位，絕大部分都在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國家。
也因此，談到重振製造業的時候，政見爭鋒相對的奧巴馬和特朗普，都把蘋果當成了一個重要目標。
和奧巴馬不同，特朗普拿出了實際的東西刺激蘋果把工廠搬去美國。
他對跨國公司允諾減稅。蘋果主要收入來自海外銷售，但美國企業稅法規定當企業把錢轉回國內，將被徵收 35% 的企業稅。目前蘋果手上有超過 2000 億美元的現金在美國之外。
如果美國政府能降低企業稅稅率，並且像此前猜測的一樣在幾個月時間提供只徵收 10% 的特惠減稅期，蘋果就可以把這些錢拿回來，給股東分紅刺激股價，為尋找 iPhone 之後的新方向提供更多時間。
特朗普也拿出了威脅。他提出要給來自中國的產品徵收 35% 的進口稅，以保護本地的製造業。
福特汽車已經受到了影響。今年初，福特確認將在墨西哥投資 16 億美元用於小型車生產。但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多次公開表示，他當選總統的話不會允許福特這麼做，也同樣拿出對福特「徵收 35% 的高額關稅」的言論。
特朗普 11 月 9 日當選後，福特表示願意和新總統合作接受建議。但一周過後的洛杉磯車展上，CEO Mark Fields 又態度強硬地表示福特不會變更在墨西哥開廠的計劃，並說 35% 的關稅將會對美國經濟造成「巨大影響」。
僅僅 3 天過後，特朗普在 Twitter 上說自己已經和福特達成一致，後者將保留在美國的工廠，取消了遷往墨西哥的計劃。
一般來說，只要在美國組裝就可以打上 Made in the USA。
迫於來自政府的壓力，蘋果和它的供應商也不是沒有做出過類似的決策。
2011 年，富智康在巴西聖保羅建設一座工廠生產 iPhone，它存在的理由也是為了迎合政府——時任巴西總統的迪爾瑪 · 羅塞夫承諾要改變巴西的科技行業、提升就業率、拉低 iPhone 售價。
為保護本地工業，巴西的進口關稅高達 60%，這直接導致 iPhone 在巴西的售價是在美國的兩倍。蘋果設廠是為了繞開這樣的關稅。
在美國，蘋果也在考慮這個做法了。
據日本《經濟新聞》從供應鏈獲得的消息，蘋果正在和為 iPhone 提供組裝服務的富智康及和碩商談在美國組裝生產手機的可能性。
暫時的結果是富智康覺得可行，而和碩拒絕合作。和碩的表態說明了這個問題的另一個方面：供應商比蘋果要面臨更大的成本壓力。
美國勞工的費用要高於中國，按照勞工部報告，2015 年「組裝和工廠技工」的年薪中位數是 30000 美元。
富智康在中國工廠的薪資水平時常變動。我們找到了一則來自鄭州工廠 11 月的招工啟事，其中提出的正式工底薪是 2100 元/ 月、算上加班費的綜合工資最高 4500 元。按照最高值算，一名富智康組裝普通工的年薪可以達到 5.4 萬元，約合 7820 美元，是美國均價的四分之一。
儘管如此，搬回美國也不會造成離譜的成本上漲，因為組裝在 iPhone 的成本里太不值一提了。以一部上市售價 749 美元的 iPhone 6s 64GB 為例，IHS 的拆解報告認為，所有零件成本加起來是 230 美元，用於組裝環節的人工成本只有 4.5 美元。
MIT 評論網站援引雪城大學教授 Jason Dedrick 的估算是，組裝工序搬到美國會讓蘋果增加 30-40 美元的成本，最終 iPhone 的售價要上漲 5%。
iPhone 目前的毛利率在 40% 以上，也就是說如果蘋果適度犧牲少部分利潤，iPhone 也不致於貴得離譜。再加上特朗普的減稅承諾，蘋果受到的影響可能不大。
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僅僅將組裝——iPhone 最後的生產環節轉移到美國。
iPhone 的生產主要涉及位於亞洲的供應商，他們提供各種零件，最終匯總到中國的組裝廠拼裝。
蘋果會隨時調整生產的數量，這要求供應商的快速響應。
《紐約時報》2012 年的報道講了一個有代表性的故事。按照一位前蘋果管理人員的描述，2007 年，距離 iPhone 上市日期只有數周的時候，iPhone 臨時更改了屏幕的設計，不得不對裝配線進行全面調整。
將近午夜，新的屏幕陸續運抵裝配工廠，工頭立刻叫醒了員工宿舍里八千名工人，每人領到一包餅乾和一杯茶，前往車間接受培訓。
30 分鐘後，12 小時一個班次的組裝工作開始。不到 96 個小時的時間內，這家工廠就已經在以日產一萬多台的速度生產 iPhone 了。
「這種速度和靈活性是驚人的，」這位高管說，「美國沒有達到要求的工廠。」
iPhone 需要每年迭代一次，iPhone 的供應商也多在亞洲，組裝廠在地理位置上接近零件供應方是個合理且高效的安排。
中國的勞動力並不是最便宜的，諮詢公司 WTW 最新的報告說，中國的勞動力比印度尼西亞高出 30%。但蘋果還是把代工廠留在中國，因為這裡距離上百家零件供應商更近一些。
如果單單只把組裝廠搬到美國，調整生產就會變得異常麻煩。以美國製造業現有的水平來看，僱傭 8700 名硬體工程師、與 20 萬組裝線工人啟動生產需要超過 9 個月，而中國的工廠只需要 15 天。
即便多家公司把生產製造帶回本土，美國也沒有足夠多的技能工人可以僱傭。庫克 2015 年接受 CBS 的《60 分鐘》採訪時說，美國正逐漸停止在「職業技能」上的投入。如果將全美所有的「衝壓模具工程師（tool and die maker，和模具及零件製造有關的技術工）」召集在一起，也就能「坐滿一間屋子」。他指的是正在進行採訪的一間會議室。「但在中國，你需要好幾個足球場（容納這些工人）。」
美國政府的訴求很簡單：將更多的就業機會和財富帶回國內。不過僅僅讓富智康在美國開組裝廠，可能對這個問題的幫助不大。
《華爾街日報》統計過 iPhone 的製造成本都流向了哪裡。大部分的成本要付給日本的供應商，其次是德國、韓國和美國。負責組裝為主的中國供應商也就能拿到 3.6%。
一共有 120 萬員工的富智康，有超過 60% 的收入來自蘋果的訂單。按照這個比例來分配員工，會有大約 72 萬的工作崗位與 iPhone 相關。如果蘋果出於政府壓力，把在美國銷售生產的 iPhone（三成左右）搬過去，粗略來看會帶去 20 萬工作崗位。
這已經是個不小的數字，直接被蘋果僱傭的員工也只有 11 萬人，大部分是蘋果店員工，拿著接近最低收入的薪水。
但生產線上的崗位可能並不吸引人。富智康根據產能需求隨時調整每月招工數量。基層崗位既沒有學歷要求、沒有什麼培訓、定量的加班費被招工啟事公示。
這不是一個有晉陞前景的工作。相比於晶元、汽車生產，iPhone 帶來的組裝職位大概吸引不到期待「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的藍領白人。
至於經濟利益就更不值一提了，在 iPhone 的生意里，蘋果依然是掙錢最多的一方。蘋果並沒有給它的製造商帶來豐厚的利潤。
但從整個產業鏈來看，蘋果帶動的就業人口是驚人的。
蘋果每年會發布一份供應商透明度報告，截止目前一共有超過 800 家工廠和公司為蘋果工作。它們分布在 20 多個國家，涉及到 160 萬名工人。
一部 iPhone 組裝完成前，大部分零件來自亞洲：
中國的供應商是最多的，有 346 家，其次是日本（126）、美國（69）和台灣地區（41）。蘋果在全球共有 18 家組裝廠，14 家在中國，2 家在巴西，2 家在美國。
在美國的供應方大多是負責設計和創意的公司，屬於第三產業。
相比之下負責組裝的工廠只有 18 家，其中 14 家位於中國大陸。另外有 2 家在美國、1 家在愛爾蘭、1 家在巴西。而 iPhone 工廠幾乎全部是在中國，僅有巴西的那家工廠負責少部分供應本地的 iPhone。
蘋果對供應鏈企業有很強的控制力。這是喬布斯最引以為傲的事。蘋果有一套嚴密的成本控制體系，會要求供應商告知具體的成本核算，包括需要多少工人、薪資的水平如何，之後蘋果再計算一個報價——蘋果而非供應商自己，決定生產零件應該有多少利潤。
當不得不在其它地方建新工廠的時候，投資也是由供應商承擔。
美國本土的兩家組裝廠里，除了生產 Mac 的那家，還有一家位於德州奧斯汀的工廠屬於三星。它在 2011 年設立，由三星投資，主要生產蘋果的核心處理器。
現在，奧斯汀園區是蘋果公司除了加州庫比蒂諾總部以外規模最大的辦公區域。蘋果還在這裡安排了一個龐大的客服團隊。
這是「蘋果搬回美國」的正面例子，但它的存在可能具有一些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並不單單是為了解決當地就業。
奧斯汀晶元產業的中心，半導體公司飛思卡爾總部所在地，ARM、英特爾、AMD 等等晶元公司也都在這裡設立了工廠。他們在這裡設立工廠的原因是，晶元人才足夠集中——這是一個簡單直接的商業利益，而不是單單為了解決當地就業。
但 iPhone 的銷量已經連續三個季度下滑，現在的話語權也有了微妙變化。和碩拒絕了蘋果在美國開廠的消息也能側面說明這一點。
大部分合作工廠都沒有富智康的規模，去美國投資建廠不太可能。此外，大部分工廠不只是為蘋果工作。
iPhone 依然是手機行業利潤最高的那家，BMO Capital Markets 最新的分析是，蘋果在今年第三季度的利潤佔有率已經超過 100%——這意味著它絕大部分的競爭對手都在虧錢。
蘋果可以依靠高利潤率承擔組裝成本的上漲。但利潤稀薄的公司無法支持供應商搬遷到美國的成本。
按照美國勞工部今年的統計，組裝技工 2014 年的人數是 183.4 萬，而「IT」類別中的工程師已經超過了這個數目。就像庫克所說的，美國社會已經遠離了製造業。
每一次技術升級都伴隨著這樣的結構變化。最早是隨著工業革命，農業人口轉入城市當工人。之後工廠自動化程度提升、全球化生產普及，發達國家的工廠工作減少，第三產業開始興盛。
現在隨著計算機、智能手機的普及，軟體業從無到有。
就像矽谷反對特朗普的聲音所說的，製造業提供的工作沒有吸引力，蘋果以及美國的軟體和晶元公司已經抓住了 iPhone 當中的絕大部分利潤。
他們不願談及的是，這些被抓走的利潤和失去工作、擔心養老的工人無關。大多數人沒法進入軟體業，在大部分餐廳和零售店打工也沒有有效的升遷路徑。
而技術公司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Uber 創始人對媒體說司機是自己最大的成本，自己期待無人車的到來，並且實際上巨資投入無人車研發、將無人卡車開上路。
亞馬遜在工廠大規模部署倉庫機器人，工人只是站在那裡分揀機器人搬到自己面前的商品。還留著人大概只是因為他們做的一個實驗，結論是目前人手效率還是比機械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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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接下來會發生的事相比，iPhone 的生產外包已經無足輕重。
政府通過調整稅收逆轉全球分工的趨勢也無法改變效率提升對工作崗位的衝擊。
這不是一個總統四年八年可以輕易扭轉的事。
最終，也不只是美國的問題。工廠招不到年輕人，技術替代工作崗位在這裡幾乎是同步進行中。
題圖來自電影《查理的巧克力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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