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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話曾統治中國電影很多年,也付出了被閹割的代價

文 | 開寅


影視劇編劇,電影學博士,北京人現居加拿大


北京話是方言嗎?想想再回答這個問題。

對,從語言學的定義上,它肯定是。因為北京話不等於普通話。


不過,在中國的影視劇作品中,至少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北京話取得了超越方言的地位,它就像某種未經加冕的官方話,比普通話更像普通話。



北京話曾統治中國電影很多年,也付出了被閹割的代價


《老炮兒》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如果你簡單地回答,因為北京是首都,那肯定不是全部真相,事情要複雜得多。


早年侯寶林說過一則經典相聲《北京話》,他在裡面借租三輪車的段子打趣民國時期的電影里咬文嚼字腔調裝腔作勢的「國語」。因為在侯寶林的時代,全國各地的語言差距遠比現在要大得多,南方各省會說「國語」的人基本只有受過教育的少數,能分得清「國語」和北京腔區別的人則更是寥若晨星。



北京話曾統治中國電影很多年,也付出了被閹割的代價


侯寶林(左)


正如侯寶林在相聲里提到的,無論是民國政府還是新中國政府,在全國推廣的都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所以大家在影院里看著角色們說著咬字清晰的國語就會一概將之歸為「北京腔」。


應該說,京腔普通話的推廣和北京長期作為政治中心有是密切的聯繫。不過,在三四十年代中國的電影中心上海,滬語和在上海流行的各種江浙方言都和「國語」發音相差甚遠,可以說在那個年代的上海並不具備說普通話的語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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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寶林、劉寶瑞和馬季(從左往右)


另一方面,聚集滬上的演員們也來自天南海北,每個人都在用本來南腔北調的發音努力模仿著北方話以使影片的對白可以讓全國各地的觀眾聽懂,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侯寶林在相聲里模仿的那種聽似標準但腔調奇怪,實際上並未有人在生活里真正使用的舞台或者銀幕國語腔。


不過儘管國語的發音和北京腔相距甚遠,但「北京話就是標準普通話」這樣並不準確的觀念卻隨著大量影片在各地的傳播而逐漸樹立起來。而北京腔和北京話用辭,在半個世紀以後成為影視作品中的主流語言體系之一,它的根源可以回溯到國語普通話在1949年以前上海電影中的主導地位。



北京話曾統治中國電影很多年,也付出了被閹割的代價


《小城之春》(1948)


需要提到的是,在四十年代的中國銀幕上,依然活躍著一些北京口音非常純粹的演員,他們大多出生在北京或者幼年時長期在北京生活,我們可以列舉出的有李緯、李麗華、石揮和孫道臨。


因為北京話口音多年的演變,現在的京腔已經和七八十年前的京腔相差很遠,而這些老演員在諸如《我這一輩子》《小城之春》以及《大團圓》等影片中的北京口音對白已經成為了不可多得的寶貴歷史資料,具有了人類學上的特殊意義。



北京話曾統治中國電影很多年,也付出了被閹割的代價



《我這一輩子》(1950)


任何一門方言都不能僅僅限定在發音這個單一的維度上,它更包括了各種特殊的用辭表達,甚至是背後所代表的思維方式和人文文化。1949年以後,隨著普通話地位進一步確立,電影中的人物開始逐漸擺脫了舊上海電影「夾生」國語的影響,而採用了一種更貼近底層群眾的語言表達方式。


由於北京音在普通話中的主導地位,北京話中很多帶著大眾習慣的通俗表達也滲透到了影片的台詞寫作中。


比如在反特片《英雄虎膽》中,兩名隱藏在廣西十萬大山中的土匪頭子夫婦不但操著標準的京腔,連用辭和表達習慣都是北京式的。這當然有違生活的真實,但在電影製作中,卻被視為一種理所當然。



北京話曾統治中國電影很多年,也付出了被閹割的代價



《英雄虎膽》(1958)


我們熟悉的電影《小兵張嘎》的故事發生在中國北方的農村,但敵我雙方人員所操著的語言卻都是帶著強烈京腔吐字和重音特點的普通話,一些民間俗語的使用與其說具有鄉土氣息,倒不如說帶著北京方言所習慣的一些誇張表達特點。



北京話曾統治中國電影很多年,也付出了被閹割的代價



《小兵張嘎》(1964)


類似這樣影片人物以帶著強烈京韻京腔的普通話表演的趨勢甚至蔓延到了香港和台灣:在五十年代香港左翼電影公司拍攝的影片中,為了突出香港和內地的某種聯繫,絕大部分的演員都趨向於使用帶著明顯北京話色彩的對白,以至於觀看影片時我們會不時會產生這些故事發生在中國北方的錯覺。


1967年著名的武俠片《龍門客棧》儘管全程在台灣拍攝,但身為北京籍的編劇和導演胡金銓卻為影片撰寫了只有用京腔念白才能通順的台詞,特別是影片中由同樣是北京籍的著名武術指導韓英傑扮演的東廠特務操著一口純正流利的北京話,為這個京門鷹犬的角色著實增色不少。



北京話曾統治中國電影很多年,也付出了被閹割的代價



《龍門客棧》(1967)


在五十和六十年代的兩岸三地,除了在香港拍攝的粵語、潮語和廈語等嶺南方言電影之外,絕大部分國語影片都採用了以北京方言發音和用辭為基礎的普通話做為基本的台詞模式,這在很大程度上讓影片的地域性特點降到了低點。


但更有意思的是,那個年代京腔「統領」華語電影的趨勢也間接「壓抑」了真正北京本土地域文化在銀幕上的呈現:一方面京韻普通話逐漸成為了影片的通行語言;可是另一方面,受到政治意識形態和文化表達的限制,它「流通」的真正目的其實在於「消融」地域性而達到「全國文化一盤棋」的最終統一效應。



北京話曾統治中國電影很多年,也付出了被閹割的代價



《大團圓》(1948)


也就是說,當北京話被「拔高」為某種意義上的「電影普通話」後,在此被犧牲掉的不但包括了東北、川陝、江浙滬和嶺南等所有地區的方言,其實北京自身也犧牲了。


後果就是,北京方言儘管聽上去遍布了全國各地乃至港台的電影院,但是地道的北京文化以及相應的思維方式,卻很少成為中國電影的主題。


電影里的北京話,與北京無關。


也可以這麼總結:京腔京調在被閹割掉現實主義的北京地域文化後,作為一種跨地域的工具,長期服務於特定的政治需求和非政治的文化需求。


但這種壓制不是永久的,進入八十年代之後,因為一些新的契機,新的因素,當代北京地域文化真正通過電影銀幕和電視熒屏走向了全國,那就是另一個宏大的故事了,這個故事我們下次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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