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工人階級為何子承父業？

■早報專訪人類學家保羅·威利斯 談英國工人階級的男性氣概與學術研究

保羅·威利斯

《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書封

「要解釋中產階級子弟為何能繼續從事中產階級的工作，難點在於解釋別人為什麼成全他們。要解釋工人階級子弟為何從事工人階級的工作，難點卻是解釋他們為何自甘如此。」著名人類學家保羅·威利斯在他的名著《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一書的前言中寫道。

威利斯想探討的是，在英國為什麼工人階級孩子甘願從事父輩的工作，這樣的工作低薪、社會地位低、不體面。帶著這樣的疑問，他在英國的一個小鎮進行了民族志研究，對象是小鎮上的十二名工人階級子弟。這項民族志研究後來以《學做工》為題出版於1977年，甫一出版，即成為文化研究、人類學領域的名著。

上周日，應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城市與鄉村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請，保羅·威利斯來到上海進行學術演講。早報記者借著這個機會，與威利斯教授聊了聊這本出版於40年前的名著。

在書中，威利斯發現工人階級子弟中間盛行一種反學校的文化，他們認為體力勞動是有尊嚴的，是有男人味的，而那些循規蹈矩的乖男生沒有男人味，文憑沒用。而悖論在這裡，如果他們主動擁抱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好好學習，或許能擺脫命運的安排，順利上升為中產階級；反而是他們對於這種意識形態的反抗，使他們走向了自我詛咒的道路，最終完成了自身階級身份的再生產。

《學做工》描述的是1970年代的英國狀況，在中國的語境下，一個與書中的反學校文化有些許類似的例子或許是所謂的「讀書無用論」。當一個貧家子弟傾盡所有進入一所三流大學，卻發現畢業後依然找不到工作時，曾經篤信「知識改變命運」的家人或許會重提讀書無用論。當然，《學做工》無法直接用來分析中國的狀況，但就英國工人階級如何複製自身的階級身份而言，這本書無疑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參照。

「男性氣概的概念可細化

到具體地方的具體人群」

早報記者：您現在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為什麼選擇來中國任教？是因為對中國感興趣嗎？

威利斯：我很高興《學做工》的中文版是由譯林出版社出版，2013年我受邀來中國談這本書。當時我遇到北京師範大學的人，他們說想邀請我來北師大教育學部任教。但我從來沒有事先計劃過這件事，我職業生涯的大部分都是因緣巧合。

但我一直對中國非常感興趣。曾經我們的襯衫上還有毛澤東的肖像，但我們當時不知道中國的情況。當然現在大家都對「中國奇蹟」感到驚奇，所以我也對中國經歷的轉變感興趣。你知道我的祖國英國200多年前發生了工業革命，我對中國如何經歷類似的一場規模百倍於英國工業革命的變遷很感興趣。

早報記者：回頭再來看《學做工》，你認為有什麼地方需要修正嗎？

威利斯：我寫《學做工》是將近四十年前的事了。那時，我以為只有英國人對它有興趣，這本書後來居然傳播到了世界各地，我也覺得很神奇。中文版可能是第20個譯本了。或許你可以告訴我這本書是如何被中國讀者接受的，是不是它討論的內容與中國的問題相關。

如果你問我是不是有地方要修正，我可能可以給你列一個表來告訴你這本書哪裡哪裡不完善。比如，我認為我可能過於偏重階級這個因素。女權主義者批評我沒有給予家庭的因素足夠的重視，工人階級主體性在家庭中的塑造。我的重點放在學校上。我想如果另一個人從頭寫一本這樣的書，性別關係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

也有人批評我太聚焦在一個特定的群體，也就是書中的「傢伙」身上。那些順從這個體制的人在哪裡呢？女工在哪裡？我想這些批評都是不太合理的，因為這本書用的是民族志的方法，你需要深入地、長期地研究，你只能聚焦在某一點。

早報記者：男性氣概（masculinity）在你的書中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概念，你認為工人階級的男性氣質有什麼特殊性？

威利斯：你說得沒錯，男性氣概是《學做工》一書很重要的主題。我依然認為我是男性氣概研究的早期學者之一，儘管我很少得到這方面的肯定，但我很早就意識到男性氣概是一種象徵結構，我把男性氣概看成一系列的可能性，或漂浮的能指。我不認為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男性氣概。

英國的男性氣概必然不同於中國的男性氣概，更重要的是，不同階級的男性氣概也不同，所以這些不同的男性氣概符號、實踐、觀念都是在特定的時段、地方被體現的。這也引導我把男性氣概的概念更細化到一個具體地方的具體人群里，他們是如何展現自己的男性氣概的，如何界定何為男人。

在《學做工》里，我想說的是男性氣概是和資本主義聯繫在一起的。在我寫這本書的1970年代，那時正值英國工人階級黃金時代的末期，當時的一個巨大階級差別就是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而這是我研究中的「傢伙」們理解男性氣概的方式（在《學做工》一書中，這些人認為從事體力勞動才是有男人味的，而那些書獃子則沒有男人味。——記者注）。如果按照別的標準來看，他們的工作是不體面的、工資又低。但通過把自己的體力勞動解讀為有男人味的，他們為自己的勞動賦予了尊嚴。

「要和工人階級保持聯繫

而不只是做學術研究」

早報記者：在《學做工》里，你批評了一種看法，你認為「西方工人階級文化正在以某種方式實驗未來」這樣的觀點是浪漫主義的，為什麼？

威利斯：這個問題很大。我認為工人階級處於一個曖昧的位置，他們受到資本力量的宰制與壓迫，勞動與集體生活等等都是知識資源，但是西方工人階級並沒有把自己與理論化的知識、教育資源連接在一起。（在《學做工》一書中，他們鄙視腦力勞動，輕視理論知識，重實踐。——記者注）

如果你看象牙塔里的所有這些理論——馬克思主義理論或社會主義理論——它們不是來自工人階級的，它們是關於工人階級的。西方工人階級的經驗並沒有形成一種自己的體制化的知識。相反，工人階級最容易被消費主義或其他資本主義的扭曲所蠱惑。

早報記者：在一次訪談中，你提到寫完《學做工》後，你會把書給你的訪談對象看，是不是因為你強調來自下層的創造力？

威利斯：沒錯，但這一直是非常矛盾的。我可能是最早把自己的研究發現分享給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家之一，現在這樣的做法當然已經司空見慣。當時我的想法是要把研究和行動結合在一起，我感到我有責任把自己的研究分享給他們。這是一種集體合作的項目，我們以民主的方式來討論，什麼是當下有用的知識，這些知識如何能在以後具有社會意義。

但是我很難說這樣的做法是成功的，你有沒有讀書中的「補充訪談」這部分，第一部分的民族志他們都感興趣，但第二部分的理論部分，他們就直接跳過了，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學術訓練，不知道怎樣去對前面的民族志解碼。這就是矛盾，就像我們剛才這半小時的對話，中國的工人階層是否能理解？但我們不該放棄這樣的努力，教育的重要性不應該被低估。

許多失業的工人會重回學校。在我家鄉的高校，有一個項目就有4個失業工人會來，他們很費勁地理解專業化的知識，也會給出回應，也會寫信給我，分享他們閱讀《學做工》的體會。所以永遠永遠不要放棄這樣的可能性。我不能說我當年做的是成功的，但我還是希望《學做工》可以對工人有用，而不只是對學術界有用。

早報記者：在一次訪談中，你說「如果文化研究在早期階段就讓民族志成為主流，而不是分裂成好幾個意識形態陣營（女性主義、後殖民、後結構主義等等），那麼今天文化研究可能早已經成為成人教育的形式了」。我很好奇文化研究在今天如何像早期那樣成為一種公共教育、成人教育？

威利斯：永遠不要忘記文化研究的奠基人當時就積极參与到工人教育、成人教育中，理查德·霍加特創立了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雷蒙·威廉斯也寫了很多引領我們的著作，E.P. 湯普森寫了著名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他們都深入到工人中，參與到工會政策的制定中。至少在文化研究的早期，對於教育的理解是更寬廣的。

當年我在文化研究中心讀博士的時候，也深深地意識到要和工人階級保持聯繫，而不只是做純粹的學術研究。我們希望知道什麼樣的知識是有用的，然後讓它通過體制性的力量來讓知識產生社會作用，儘管是非常理想主義的。這是文化研究的起源，但現在已經完全丟失了。文化研究變得越來越學院化、學科化、體制化、專業化、碎片化，現在說到文化研究，可能有20種文化研究的分支，現在幾乎沒有一個學科跟文化是沒有關係的，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方面我們確實做到了，我們把大眾文化變成了大學課程，當年引領學生運動的鮑勃·迪倫現在拿了諾貝爾文學獎。而文化研究已經拋棄了工人階級。

然而，我認為早期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優勢就是民族志。因為在民族志那裡，受支配的人群，不論是工人，還是女性、黑人，都可以把很多問題放到檯面上來討論，什麼是他們面臨的矛盾，什麼樣的力量在發揮作用。民族志不能使他們成為非常專業的社會科學家，但是對學者來說，呈現一種可以被認知的圖景來說，民族志有重要的作用。那麼為什麼民族志不能成為那些受支配的人自己的知識教育？

錄入編輯: 朱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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