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如何打擊結黨、小圈子，總攬皇權

乾隆帝。

作者 | 馮翊

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乾隆帝突發一道諭旨，禁止大臣與宗室諸王交結。

諭旨聲稱：「皇考世宗憲皇帝時，因朝臣與諸王交接往來，曾經降旨訓諭，深戒黨援……朕臨御以來……諸王中一二節遴者，竟有招納之事，而大臣中亦有在王府往來者……」

很明顯，皇帝擔憂宗室朋黨死灰復燃，下旨意在遏止。

雖然乾隆帝在即位之初，一改乃父苛待宗室之風，釋放在押親王，恢復爵位，但對待任何威脅其皇位的宗室，毫不手軟。康熙朝廢太子胤礽之子弘皙的下場就是個例子。

此事已經過去十四年之久，但乾隆帝的不安全感，似乎並沒有隨著前朝宗室嚴打而消失。

|老問題

乾隆帝抑制諸王與朝臣往來，不過是延續雍正帝的舊政策。

諭旨中提到的雍正帝「降旨訓諭，深戒黨援」，應特指乃父撰寫的《朋黨論》。雍正帝上位後幹掉八爺黨，對諸王朋黨深為痛恨，《朋黨論》將結黨視為「逆天悖義」，可「陷於誅絕之罪」。

經過雍正帝十三年的整頓，乾隆帝登基時，宗室作為足夠威脅皇權的政治勢力，已經七零八落，皇帝有足夠自信來寬待宗室，諸如恢復八爺黨子孫的爵位，容忍一些宗室人員的小過失等等，均博得了仁慈美名。據《嘯亭雜錄》記載，雍正第五子、乾隆帝生母的養子弘晝，喜好喪儀，愛吃祭品，還囂張跋扈（曾因與大學士訥親不和，當皇帝面打他），對這位王爺，皇帝十分寬容，即便弘晝當著文武百官的面頂撞他，皇帝亦能夠「哈哈」以對，不予追究。

《嘯亭雜錄》

但這僅限於個人私德，搞小圈子、團團伙伙的行徑，乾隆帝還是沒法容忍。乾隆四年，乾隆帝發現廢太子胤礽之子弘皙有覬覦皇位之心，便派人捉拿，審實得知，弘皙暗中聽信術士安泰的邪術，曾在安泰舉行「祖師降臨」儀式時詢問：「準噶爾能否到京？天下太平與否？皇上壽算如何？將來我還升騰與否？」盼望政局突變。不料事敗，弘皙被乾隆帝罰「在景山東果園永遠圈禁」，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而雍正帝的兄弟、乾隆帝的叔叔允祿曾贈送官家物品給弘皙，皇帝懷疑二人結黨，將允祿罰俸五年，再往深追究，皇帝發現，其兄弟弘升、弘昌、弘皎均與允祿有往來，雖然允祿在皇帝眼中「乃一庸碌之人」，但兄弟們皆「群相趨奉」，朋黨之疑似已坐實，且「有尾大不掉之勢」，乾隆帝迅速出擊，一鍋端掉。

弘昌等人與允祿的遭遇，很容易讓人想雍正帝當政時，弘時（乾隆帝之兄）與政敵允禩的往事。兩人因過從甚密，被雍正帝拆散，弘時被逐，允禩遭圈禁。乾隆帝的處理，算是客氣，幸運的是，儘管登基時，朝廷已有明顯的大臣朋黨氣象，但與宗室並未過多勾連。

乾隆初的朋黨，即是圍繞在大學士鄂爾泰和張廷玉周圍的滿洲黨與漢人黨，二人是雍正帝親自提拔上來的重臣，並受遺命輔政。雍正帝去世後，二人水火不容，爭風吃醋，鄂若同之，張必反之，相互傾軋。乾隆帝剛剛上位時，沒敢亂動，但意在滅之。乾隆十年，隨著鄂爾泰去世，以及鄂黨在前線戰事的失利，皇帝打壓了不少靠軍功起家的鄂黨，而張黨又知所進退，刻意低調，兩黨之爭逐漸式微，乾隆帝亦提拔了自己人如傅恆、阿桂上位。

然而兩黨的餘溫尚存，乾隆十八年的這道諭旨，有意提及雍正帝「整飭風俗、防弊遏邪」打擊朋黨的苦心，似在警告那些與諸王來往的朝臣，不要逼他像乃父那樣行事。

|舊制度

事實上，朝臣與宗室、王公之間的來往，有一項制度口子，是沒法關閉的，乾隆帝亦承認，交結往來之習，「旗員素隸各王門下者，本自不禁」，這便是八旗領主制。

努爾哈赤在晚年時，將八旗旗主分配給自己親近的子侄統領，雖有利於團結，但也威脅倒後繼者的皇權。經皇太極與順治帝兩代人努力，八旗制度逐漸形成皇帝自將上三旗（先是鑲黃旗、正黃旗、正藍旗，多爾袞倒台後，變成鑲黃旗、正黃旗、正白旗），其他王公分掌下五旗的格局。旗人作為最小的人身單位，各依其主。

康熙帝把下五旗當做分封皇帝兄弟、子孫的場所，一旗往往有數名王公，與原旗主共治，原有旗主權力被拆散。後來，皇帝再削減旗主王公府屬的官員，把所領有的旗人單位——佐領及其領有的旗丁統一划歸到各旗都統管理，而都統直接受命於皇帝。自此，皇帝大權在握，旗主與旗務無緣。

北京內城八旗軍拱衛圖。

在大的制度框架下，旗主的確沒法干涉旗務，但皇帝沒有做絕，為優待部分王公，會將上三旗內若干佐領下的旗人、包衣劃為「私屬」。王公往往把後者當做奴才傳喚使用，以致部分旗人只知其主，不知皇帝。一些仕途順遂的旗人，哪怕飛黃騰達做到總督級別的高官，面對王公的橫加勒索亦無可奈何。

雍正帝上位後，再鉗制王公與旗人的私人關係：減少私屬佐領人數，禁止旗主擅自對所屬旗人治罪，更不得干涉所屬旗人官員的升遷、罷黜。這樣，旗人始得脫離王公、宗室旗主的束縛，成為「國家」的旗人。

然而，旗人與王公旗主的這層表面上的隸屬關係是難以擺脫的，甚至是某些旗人不願意擺脫的，所以雍正帝並不禁止私人往來，「猶許歲時慶弔，趨謁如制，」在日常節日等人情往來場合，低階旗人利用王公、宗室終身有用的特權，進行請託、說情，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乾隆帝諭旨中稱「旗員素隸各王門下者……其非本門及漢大臣，則全無交涉」，反推可知本門及滿大臣與旗主的交涉情形。這項舊制度安排，若無皇權的強力壓制，口子會越來越大，朋黨之禍、認養私人的情形定會再起，這在晚清變得常見。

|不安全感

皇帝六月份的這道諭旨，對非本門及漢大臣的交涉非常擔心，「歲時投刺，即開促膝密談之端；形跡未絕，保無掣肘顯為之事，」「且其意將以為榮耶？抑別有所為耶？」

對於這些交涉細節，飽讀史書的乾隆帝不可謂不熟悉，即離皇帝最近的雍正朝，就有科甲朋黨，更別說被當成朋黨禍國反面例子反覆訓諭的前明了。事實上，皇帝發布這道諭旨之前，就已有了打擊朋黨的現實經驗。

如前所述，鄂爾泰與張廷玉依靠前朝的經營，在朝中形成依附於己的兩大勢力：滿黨與漢黨。乾隆帝執政之初並未妄動，直到乾隆六年，找到了機會——先拿鄂爾泰黨開刀。

這便是仲永檀案。仲永檀是乾隆元年的進士，以鄂爾泰門生自居，乾隆六年，時任翰林院檢討仲永檀密奏，禮部侍郎吳家駒收受劣跡（行賄）官員、已故工部鑿匠俞君弼饋銀100兩，還侵吞公款2000兩，而張廷玉等人還差人給故去的俞君弼送帖。仲永檀暗示張廷玉、吳家駒與劣跡官員俞君弼有某種聯繫。

鄂爾泰

由於吳家駒攀附張廷玉，被目為張黨，仲永檀所為，可看做鄂黨有意打擊張黨。一開始皇帝不信，後來吳家駒認罪，便將其革職，但並沒有強力追究張廷玉的行為，認為「全屬子虛」，可見對張廷玉的偏愛。

沒有扳倒張廷玉，仲永檀也得到升職，但並沒有阻住他的厄運。皇帝對其奏摺中「向來密奏留中事件，外聞旋知。此必有串通左右暗為宣洩者」一語起了疑心，認為把密奏留下不發的事兒，只有皇帝本人自己知道，何以「外聞旋知」？「暗為宣洩者」是誰？經調查發現，此事由兩江總督鄂容安泄露於仲永檀，兩人密謀利用俞君弼案來打擊張廷玉。皇帝指責二人結黨，還斥責鄂爾泰薦舉非人，張黨乘勢要求將鄂爾泰革職。

鄂容安是鄂爾泰的長子，皇帝自然不能遽然動搖這名滿洲權貴的根基，便將其從輕發落，而仲永檀則下獄，遭另一名政敵刑部尚書張照在獄中設計毒死，而張照又曾與鄂黨首領鄂爾泰有過節。仲永檀以生命的代價，全盤接受了二人的恩怨，死得很冤。

不過乾隆帝並沒有放棄追擊鄂黨的意思，乾隆十年鄂爾泰死後，皇帝以貽誤軍機殺大將張廣泗，鄂黨大震。而張黨毫髮無傷，但並未擴張勢力。一方面，張黨本身低調，多加約束，皇帝不滿之處僅限於張廷玉本人的禮節有虧，一方面，雍正帝許諾給予張廷玉附祀太廟（漢臣僅有），皇帝不好擅加貶斥，更重要的是，張黨雖眾，多是文吏，沒法威脅到皇權，而鄂黨多是軍功起家，鄂爾泰本人又在雍正帝死後，對乾隆帝甚為輕蔑，常常自比諸葛亮，功高震主，這與當年雍正帝殺年羹堯的背景十分相似。

到乾隆十八年發這道諭旨時，張廷玉並未故去，鄂爾泰黨勢力仍在，在此前後，雖然並沒有發生足以威脅皇權的大臣與王公結黨事件，但對於熱衷獨攬大權的乾隆帝來說，二者之間的一切走動，哪怕是正常的詩酒唱和，都是可疑的，都是不安全感的來源。何況，前朝舊臣仍在，自己有意提拔的人羽翼未豐，皇帝發此諭旨，借看起來並不相干的朝臣結交王公之事，似更有敲打張、鄂兩黨的意味。

待兩年後，鄂爾泰門生內閣大學士胡中藻陷於「文字獄」，他在數年前任廣西學政時寫下的詩文被人翻了出來，發現其中一句「一把心腸論濁清」，「濁清」二字有意諷刺本朝，是為大逆。這件罪責可輕可重的大案，皇帝選擇從重，胡被斬首，又再藉機牽連鄂爾泰家族，鄂黨幾乎被連根拔起。歷經二十年，皇帝踩在「滿黨」之上，最終確立至高無上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