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譯傳人 悟而後譯——訪翻譯家羅新璋

1980年，44歲的羅新璋從中國外文局《中國文學》雜誌社調入中國社科院外文研究所，從事法國文學研究。當時很少有人知道，這位在雜誌社做了17年中譯法的學者，其實對法譯中情有獨鍾。早在青年時代，他就與著名翻譯家傅雷通信往來，還花了4年時間手抄200多萬字的傅雷譯文。外文所前輩錢鍾書點撥他：「照你的情況，不如翻譯幾本喜歡的法文書。」於是，羅譯本《特利期當伊瑟》、《列那狐的故事》、《紅與黑》、《栗樹下的晚餐》、《巴黎公社公告選》接踵而至，「傅譯傳人」的美譽在讀者和學界流傳開來。

羅新璋

站在傅雷的肩膀上

「我的翻譯全靠學習傅雷，才有了一些小本領。」羅新璋回憶，1957年他從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法語專業畢業，受「反右」影響，沒能去成原定的分配單位人民文學出版社，而是進入了國際書店，整天與訂單、發票打交道。在這種情況下，他開始利用業餘時間系統學習傅雷的翻譯。

1960年，羅新璋在東單市場發現了一部法文版十卷本《約翰·克利斯朵夫》，要價35元。當時，他的工資不過每月46元，但羅新璋還是攢了兩個月的錢，買了下來。

「最初，我是對照原文看傅雷的翻譯，把一些好的譯文抄在法文書上。沒有這套書，就沒法抄進去。」羅新璋做了一個統計，從1949年到1960年，傅雷總共發表了275萬字的譯文，而他抄了255萬字，「有20萬字譯文沒抄，那是因為我買到的法文書行距太窄，寫不進去字，但也做了筆記」。

羅新璋嘗試著把自己的習作寄給遠在上海的傅雷，很快收到了回信。面對這位素不相識的年輕人的習作，傅雷沒有客套應付，而是嚴肅地指出了問題：單獨看每個句子，譯得都沒錯，但是通篇來看，每個句子各自為政，不夠連貫。傅雷教給他改進的方法：自己作文寫信，行文往往會比較流暢，翻譯作品可以從中得到借鑒。

經過四年磨礪，對於傅雷譯作中的經典譯法，羅新璋已爛熟於心。《紅與黑》中有一句話，如果依照法文直譯，可以譯作「用一種外交家的神情看著妻子」，但他會想到《歐也妮·葛朗台》中，傅雷把一句類似的話翻譯成「老謀深算地看了她一眼」。

「傅雷的翻譯重神似而不重形似，把原文的內涵表達出來了。」羅新璋說，在傅雷200多萬字的翻譯中，有不少這樣的句子，有的讓他受到啟發，有的甚至可以借用，「我站在傅雷的肩膀上，稍微佔了點兒便宜。」

2004年到2006年，羅新璋應邀赴台灣師範大學講學。羅新璋用一個學期的時間，從傅雷的翻譯中選出200個例句，分成20種譯法，向台灣學子介紹傅雷的翻譯方法。

「年輕人看到傅雷是怎麼翻譯的，就會有所啟發，比較容易進入。這些例句是從200多萬字中像大海撈針一樣撈出來的，如果出書的話，擔心不全面，需要進一步完善。」羅新璋希望，天假以年，能把這項工作儘早完成。

「苦讀」之後是「苦譯」

在台灣講學的三年，羅新璋還做了件「出格」的事——編了一部《古文大略》。

「做翻譯，外文好當然是基礎。傅雷的翻譯之所以好，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法文好，理解得深。但是搞外譯中，中文也要好。有時候，我們能體會原文的意思，但如果中文的辭彙量不夠，就表達不出來。」羅新璋認為，中文能力的養成需要靠長期閱讀積累，熟讀古文選本是一條捷徑，但對於外語專業的學生來說，閱讀《古文觀止》等古代選本中收入的先秦古文，存在一定困難。於是，他根據當下青年翻譯的實際情況，編寫了這部180篇文章的《古文大略》。

「《古文大略》選文以漢以後的文章為主。劉師培在《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中說『非偶詞儷語，弗足言文』。提高翻譯的文采，這也是一個取巧的辦法，所以還選了15篇駢文。」為了讓青年人了解中國古代的翻譯思想，羅新璋還把支謙的《法句經序》、嚴復的《天演論·譯例言》等翻譯文獻收入其中。

平時上網，看到一些年輕人把外國的詩歌翻譯成典雅的「詩經體」和「離騷體」，羅新璋感到很欣喜：「江山代有人才出。我們那時候是苦讀的辦法，有所本才能有所發揮。」

羅新璋不僅年輕時「苦讀」，年近花甲翻譯《紅與黑》，也堪稱「苦譯」。那時，他每天早晨4點到7點連續工作3個小時。大部分的時間不是翻譯，而是反覆閱讀《紅與黑》的法文原文。

「後來我總結了一下：這是『悟而後譯』。看了原文，自己有了感悟，再把它譯出來，而不是照著字典翻譯。」按照每天1000字的速度，羅新璋用了兩年的時間，數易其稿，才最終交出《紅與黑》的譯文。

如今，在市場的驅動下，譯作的出版周期往往非常短，留給青年譯者「苦讀」和「苦譯」的時間越來越短。在羅新璋看來，人的才思不同，翻譯的速度有快有慢，但對待翻譯的態度都應該是認真嚴謹的，「傅雷比較花工夫，他的文字也很講究。朱生豪就曾用一年的時間翻譯了18部莎士比亞戲劇，其中的《哈姆雷特》至今無人能及。」

羅新璋希望，青年譯者能本著對原稿負責、對讀者負責的態度，更加謹慎小心，少犯一些不必要的錯誤。

（文章來自「光明日報」，作者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