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是如何成為日本的救命稻草的

日本政府把兩次世界大戰定性為「科學戰」，將戰敗原因歸咎於科學技術落後。在此後的重建中，科學技術成為救命稻草。

文 / 張文政

編輯 / 徐臻

10月31日，201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大隅良典來到日本首相官邸，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會面，安倍在10月3日已經親自致電向他表達祝賀。當天，安倍允諾，「（日本）政府將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其中尤其將對基礎研究加以重視。」

政府對諾貝爾獎重視的背後，是日本以科技立國為核心建立的一整套體制。這讓日本在戰敗後迅速走出了低迷的經濟、政治泥沼，飛躍進入全新的時代。

日本政府把兩次世界大戰定性為「科學戰」，將戰敗原因歸咎於科學技術落後。在此後的重建中，把科學技術作為救命稻草，又在20世紀80年代初拋出「科學技術立國」論，以及2001年的「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科學技術一直在日本的國家價值體系中處於特殊位置，在整個國家戰略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科技立國進入官方文件

大隅良典的獲獎，再次讓日本政府在2001年提出的要在「50年內拿30個諾貝爾獎」的說法回到公眾視野。這是日本提出的「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里的一部分。

這份計劃中寫道：「發表與投入相符的質量高數量多的論文，增加國際影響力大的論文比例，不斷出現如以諾貝爾獎為代表的國際科學獎獲獎人，使獲獎人數與歐洲主要國家相當。在今後50年中，日本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達到30人左右；要建立有相當數量的研究基地，能夠吸納國外優秀科研人員，創造世界高質量的研究成果，並向世界廣泛傳播知識。」

它一度被視作一項浮誇的政治宣言，僅服務於短視的政治利益。不僅一些國家的媒體發出對日本政府這一計劃的嘲諷，就連日本本國的一些科研人員對此都表示不解。

但這種解讀並非全部是事實。諾貝爾獎被公認是學術評價的最高水準，在現代國家對科學技術有計劃推進的模式下，科學技術與國家、企業形成了命運共同體，諾獎的數量某種程度上和國家內部整個的科技戰略、科技政策的行政體制的優良程度有關係。

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劉海波認為，二戰後，日本在相當時期內，在基礎研究領域都留給人「搭便車」的形象。所謂「搭便車」，就是從國外購買和引進先進技術。這種方式使日本在二戰後的經濟恢復中快速用上了最新技術，並儘快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1956年5月，日本科學技術廳成立，主要任務是對科學技術進行綜合性的行政管理（人文科學以及大學的研究除外，歸文部省管理）。1959年2月，另一個更強有力的、高度集權的科學技術中央機構——科學技術會議成立，以便制定新的發展戰略、編製科技的長遠規劃。這標誌著日本政府第一次強力控制了國家的科學技術行政。

這一時期，發生了戰後第一次行政體制改革，日本的科學技術行政體制形成了由相對獨立的科學技術廳、文部省以及各省廳與發展技術有關的行政部門所構成的分散型科學技術行政體系，互不干涉、靈活、政策有較強針對性。

由此，日本的科技政策主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以科技廳和文部省為主制定的基礎研究政策，另一部分是在通商產業省制定的產業政策的主導下，各省廳制定的與科學相關的政策。

政府在研究投入上逐年加大砝碼，1970年日本投入的研究經費是1960年的6.5倍，10年後是25.4倍。科研投入佔GNP比重由1960年的1.1%上升到1970年的1.59%，到1980年接近2%。

由於2000年以後的日本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得主的獲獎研究成果大都是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取得的，這個「2%」也被認為是日本科技工作者取得重大科技突破的原因。

1980年伊始，日本各主要報紙的新年特刊都以不同方式表現了「技術立國」、「確立自主技術」、「培養尖端技術」等主題內容，對科學技術的發展寄予了厚望。

1980年3月，日本通產省在《80年代的通產政策構想》中，提出「科技立國」的口號，把提高創造性自主技術的開發能力作為以後的基本政策，這是日本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中明確提出「科技立國」，它繼而成為上世紀80年代日本的科技政策和新的基本國策。

《科學技術基本法》醞釀的27年

1995年11月，日本《科學技術基本法》以議員立法形式在參眾兩院獲得一致通過，成為日本科技政策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科學技術基本法》屬於13項「基本法」之一。所謂基本法，就是「就教育、農業、環境等在國家政治中佔有重要分量的領域，明示制定關於國家制度、政策、對策時的基本方針」的法律。

《科學技術基本法》把科學技術定位為「知識產權」，規定了日本為實現「科學技術立國」目標的基本方針，並將其定位為國家的最重要課題之一。它的制定意義在於讓社會各界深刻認識到本國經濟和科技所處環境之嚴峻。

儘管內閣會議決定儘早實現政府研發投資的成倍增長，但一直沒有進展，《科學技術基本法》成為促使政府研發投資根本性增加的強有力後盾，而且為在國家預算之外強力推進科學技術振興政策創造了條件。

事實上，內閣早在1968年就將《科技技術基本法》草案提交給國會，但當時未獲通過。由於日本政府和知識界在關於振興科學（或科技）的法律應該如何處理人文與自然科學、基礎研究與應用開發研究、政府管理與大學的自治的關係等重大問題上未能達成妥協，甚至在提案的法律條文中未就大學中的科研事項作任何規定，惹惱了主管教育機構的文部省，在執政黨內部也沒能獲得統一意見。

時隔27年之後取得進展，主要是因為日本面臨的國際經濟和技術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當時，日本科技實力儘管受到肯定，可是發展偏重於產品化的應用和開發研究，忽略基礎科學教育的落實；科技決策體系偏重於行政官僚體系的指導與介入，忽略了科技研發的創新。

在1993年的大選中，社會黨成為眾議院第一大黨，1955年以來的自民黨一黨執政畫上句號。當時自民黨總裁橋本龍太郎就對科技廳官僚出身的尾身幸次說：「為了爭取選民，以便在下次選舉中重歸政權，自民黨應該多提出法案，《科學技術基本法》的法案就交給你了。」

為徹底挽回選舉劣勢，1994年3月，自民黨黨內的科學技術分會開始討論《科學技術基本法》的立法問題，下決心著手經濟結構的優化和科學技術政策的轉型。3個月內召集了相關部委、學界、研究機構、產業界的8次工作會議後，提案被交付到自民黨科學技術文教商工聯合委員會商議。

自民黨同時與超黨派的「科學技術與政策議員聯合會」聯手，吸收科學技術會議、日本學術會議、經團聯（日本大企業的聯合會）、日本商工會議所（中小企業的聯合會）、理研董事長、東大總長、學術振興會監事和國立大學協會、國立公立大學工會聯合會的意見之後，與社會黨新黨魁組成「執政黨科學技術基本法研討項目組」，又經歷長達5個月的調整，在10月27日以議員提案的方式提交國會審議，在1995年11月15日得以公布施行。

從1956年到1995年間，日本自民黨執政政府通過立法和設置新機構（科學技術會議和科技廳），逐步削弱了反對者——日本學術會議的影響力，通過各個擊破的方式完成了研究體制的重組。但另一方面，因為一度有日本學術會議這樣「真誠的批判者」，日本科學技術會議制定的科技戰略都具有較強的操作性。

縱觀上個世紀整個80年代乃至90年代前期，日本的科技政策以及科技戰略目標逐漸呈現出以下幾個重要轉變：首先是改變了過去以引進外國技術為主的「吸收型」戰略，開始採取以依靠國內自主研究開發來謀求技術進步的新戰略；其次從側重於新產品應用和開發研究轉到逐漸加強基礎性科學研究的軌道上；第三，重點加強尖端技術的開發研究，將高科技作為謀求政治軍事大國的手段。

總體來說，追求協調發展和創造新價值是這一時期日本科技戰略的主要方向。

在政治層面表明重要性

與《科學技術基本法》配套出台的，是具體規劃科學技術在21世紀發展目標和方向的第一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原有的文部省與科學技術廳合并，新成立的文部科學省成為真正負責執行與推動科技政策的機構。日本首相開始主導「科技政策」的核心目標與整體方向——因此，安倍會在第一時間給大隅良典打電話也就不奇怪了。

作為文部科學省的外圍機構，日本學術振興會成立後一直十分活躍。它負責制定具體的科學研究項目，掌管的「科學研究費」是日本最大規模的競爭性申請類科研費，占日本政府全部競爭性科研費的六成以上，是當前日本科研經費最重要的來源之一。

日本學術振興會的科研經費預算就納入在「科學技術基本計劃」之內，保障研究人員能夠從大學、企業或國家獲得充足的研究經費，從而安心專註在研究上。

它還在斯德哥爾摩開設了「研究聯絡中心」，就設在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評選機關——卡羅林斯卡研究所內，向世界宣傳日本科學技術。這一舉動的動機引來不少外界揣測。

為了進一步實現對科學技術政策的統籌化制定，2001年1月6日，科學技術會議（CST）改組為綜合科學技術會議（CSTP），由首相直接指導，為內閣制定並實施綜合科學技術戰略提供智庫支持。

CSTP每個月都要舉行會議，而不像CST一年只開一兩次會；討論內容不僅像CST那樣包括自然科學，也包括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並且更加重視科學技術與社會、人類的關係，還包括倫理難題；另外，CSTP能主動提出新的政策建議，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只是被動地響應首相的質詢。

日本在這一階段行政改革的思考邏輯，其實是歐美國家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倡導的新政府運動以及配套的行政機關縮編、行政程序的簡化等措施，也即日本政府在上世紀90年代進行的「小而能政府」改革方向。

2012年12月26日，安倍就任第96任日本首相，在施政方針演講中，安倍提出要把日本建設成為「世界最適宜創新國家」，而CSTP就是建設「世界最適宜創新國家」的指揮部。要強化其統攬創新政策的職能，就需要在許可權與預算方面獲得前所未有的強大推動力。

2013年6月，日本政府頒布《日本再興戰略》強調應「強化CSTP的指揮部作用，破除省廳間的縱向分割，在戰略性領域實施政策資源的集中投入」。同時，為解決日本所面臨的最緊迫課題——經濟復興，日本政府還制定了《科學技術創新綜合戰略》，明確提出「科學技術創新立國」的方針，從而明確了科學技術政策與創新政策的一體化改革方向。

日本政府據此推出了被稱作「強化領導職能三支箭」的措施，其中包括：設置「科學技術創新預算戰略會議」，建立「科學技術重要政策行動計劃」制度；設立跨越省廳及學科、產業領域邊界的橫向聯合型項目「戰略創新性創造項目」（SIP）；設立支持具有高風險高影響的研究開發的「創新性研究開發推進項目」（ImPACT）。

為進一步強化CSTP主導科技政策的作用，2014年它被再度改組為綜合科學技術創新會議（CSTI）。

在這些改革過程中，各界也發出了質疑。2015年10月16日《朝日新聞》就引用千葉大學教授的評論抨擊道：「研究體制如何和諾貝爾獎的熱潮相連接呢？過於著急改革，那麼請問『改革』到底是什麼？」

有個細節值得玩味。2013年3月1日，第二屆安倍內閣成立後，首次召開CSTP。本來規定每月召開一次，每次時間約一小時，但民主黨執政時期，特別是菅直人、野田佳彥擔任首相時期，幾個月才開一次，而且每次只有20多分鐘。曾在2009年1月至2013年1月任CSTP成員、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校長白石隆表示，「從首相擠出多少時間用在綜合科學技術會議上，可以具體顯示出對科學技術及創新政策的重視程度。」

「民主黨政權下，CSTP沒有按時召開，」安倍在這一次全體大會上特意強調這點，「為了推進科技創新，我們需要在政治層面上表明它的重要性。」

文章首發於《博客天下》第2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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