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張藝謀，是評論死了

摘要電影公司在新片上線前必須搞定所有媒體和管住相關影評人的嘴巴，為票房飄紅營造一個美顏相機的氛圍。這樣，關於一部電影的評論（姑且叫評論）都是正面、完美的。當然，粉飾太平的成本也不小，電影公司得花點錢。

影評人「褻瀆電影」因為在微博上寫了一句「張藝謀已死」，結果天上飄下來一份律師函，想把「褻瀆電影」壓在五行山下。

大家都看得出來，「褻瀆電影」針對的是張藝謀的新片《長城》，而不是張藝謀的肉身，所以樂視影業才會挺身而出，為張藝謀「續命」。

一部電影在剛剛上線時，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時期，因為票房多少，完全取決於上線後這段時間的口碑，但凡有點刺耳的聲音，都可能影響到票房。我的耳畔彷彿響起了趙忠祥老師磁性的聲音：「在非洲大草原上，貓鼬又到了發情期……」電影公司的貓鼬們像人一樣直立起來，警覺地環顧四周，但凡有點異樣，會迅速作出反應。「褻瀆電影」不幸被貓鼬發現了。

電影公司在新片上線前必須搞定所有媒體和管住相關影評人的嘴巴，為票房飄紅營造一個美顏相機的氛圍。這樣，關於一部電影的評論（姑且叫評論）都是正面、完美的。當然，粉飾太平的成本也不小，電影公司得花點錢。等票房全線飄紅，你就是把某某某的祖墳挖了，他們也不會搭理你，因為此時他們正忙著數錢呢。電影上線，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掙了錢之後，是老婆屁股隨便摸。

記得當年我還看國產電影的時候，有幸被邀請去看×導的電影《×××》首映式。我不是跑電影口的記者，也不寫影評，但是寫字的人都有個壞毛病，經歷點什麼破事都要有感而發，所以看完電影，回家寫了篇博客，我說電影的結構不好，拍的很一般。結果，電影公司的人打電話罵了我半個小時，說我不遵守行規，之前提醒過你不要說壞話的。在被各種羞辱一通之後，感到萬幸的是，我沒有收到律師函。

在這件事之後，我才明白，原來一部電影上線後，說好話是一種民俗。

我講一個外國樂評人和藝人之間的故事，以前我寫文章里提到過，不妨再複述一遍：

「槍炮與玫瑰」剛出道的時候，經紀人把他們弄到英國演出，那時候他們還沒啥名氣。《聲音》雜誌的記者看完演出後寫了篇評論，裡面有句話：「聽阿克斯爾·羅斯（「槍炮與玫瑰」的主唱）唱歌感覺他好像只長了一個蛋。」（暗諷羅斯聲線太細，在台上作態扭捏）。羅斯也不是吃素的，看到評論後立馬跑到《聲音》編輯部，跳到桌子上，解開褲帶，掏出那話兒，「老子讓你們丫看看我到底長了幾個！」後來寫文章的記者不幸與羅斯狹路相逢，羅斯本想暴打他一頓，卻發現記者穿了一件Aerosmith的夾克衫，羅斯立刻改變主意，把夾克衫扒下來，權當精神損失補償。

在一個相對正常的輿論環境里，評論者與被評論者之間的衝突有時候是很有趣的，大家都心知肚明，因為這是商業規則，按遊戲規則玩，誰也不虧。美國作家傑弗瑞·羅賓森說過一句話：「評論家與作家的關係，就如同狗跟電線杆子的關係一樣。」但在中國，狗只能舔電線杆子，不能對著它撒尿。

過去我寫文章，沒少惹麻煩。曾經有兩個號稱×××樂隊的樂手堵在我家小區門口，揪著我的脖領子喊：「你憑什麼罵中國搖滾？我們願意為中國搖滾付出生命，你行嗎？」我這麼一個貪生怕死的人，怎麼可以隨隨便便為什麼付出生命呢，當年上大學，輔導員苦口婆心要求我入黨，我說宣誓詞要讓我付出生命，我怕死，不合格，謝絕了輔導員的好意。為了什麼破搖滾付出生命，純屬吃飽撐的。後來我也沒見到這倆哥們混出名堂，要麼是某搖滾大佬不好意思當面跟我對質，派手下馬仔來騷擾我一下，要麼是這哥倆真的為中國搖滾捐軀了。

作為一個經常寫評論的人，我是在一種非常不正常的評論環境下走過來的，深知「評論」這兩個字對評論者來說意味著什麼。看到「褻瀆電影」說「張藝謀已死」，我倒是覺得，不是張藝謀死了，而是評論徹底地死掉了。

我們經常看到各種各樣的評論，尤其是文化藝術類的評論。你很少看到有人去評論電冰箱——除了老羅之外，因為電冰箱不具備美學要素，它只是一種按技術標準生產出來的實用產品，沒有哪個評論家長吁短嘆電冰箱之美。人們對文化藝術類產品的理解是見仁見智的，主要是因為它的美學層次上的判斷無法像電冰箱技術標準那樣清晰。而通過鑒賞、評析，可以給更多人提供文化藝術品的美學觀點、信息，高低優劣自然也就擺在那裡了。很多人可能意識不到，評論是商業時代的產物，藝術、文化、娛樂行業生產出大量的產品，需要讓人知道，這樣才能賣出去，於是才有行業評論。

中國是個農耕國家，進入商業社會比較晚，商業意識也不強（不是說你會做買賣就是有商業意識），好不容易進入市場經濟，人家歐美國家最近又宣布你玩的不是市場經濟。中國是不是市場經濟由經濟學家來判斷，至少，我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文化評論絕對不是商業社會下正常的評論。中國媒體的文化評論從二戰後到現在就沒有一天是正常的，個中緣由我不說你也懂，在不正常的環境下，人們對評論的理解也變得非常狹隘，有勢力的一方是不許你批評的。即使不存在強勢，中國人發達的人際關係讓評論者也不好意思下手，頂多也就是「領導我必須批評你，您日理萬機，理萬機都受不了了……」這樣的文化評論。

你可以零星看到一些精彩的、客觀的評論，但不意味這是一個容許正常評論存在的環境。中國從來就沒有出現真正的評論氛圍，評論的美學基礎，評論的方式從來沒有構建起來。現在「×評人」比任何時代都多，放眼望去，有他媽幾個人會寫評論啊。

由於先天基礎環境比較差，這導致中國進入物慾橫流，需要大量吹鼓手的「市場」經濟時代，評論徹底淪陷。

我一直在傳統媒體工作，深切感受到這種淪陷讓你變得毫無尊嚴。我依稀記得第一次接到「你們能不能上一個我們某某某的封面」電話時的憤怒，我至今無法接受一個媒體發表什麼文章，用誰做封面是可以被某些公司指令這樣的事實，即使這種現象如今已經司空見慣。

早些年，媒體還有自己的觀點，現在，媒體已經沒有觀點了，因為媒體和企業早就狼狽為奸了。如果你看到媒體有觀點，大都也是七繞八繞，躲開敏感地帶，避讓友軍，挑只軟柿子，往死里捏。

傳統媒體基本上完蛋操了，自媒體繁榮了。自媒體的評論還不如傳統媒體，它本身就是在狼狽為奸的地基上建造起來的。自媒體的評論大都是為了營銷，而不是為了表達，這是有本質區別的。想想吧，那些在一個沒有真正評論氛圍長大的人，當他們去評論的時候，根本不知道什麼叫評論，被強姦了還覺得是過正常性生活呢。

互聯網時代，人們都特別愛事兒逼事兒地總結一套一套模式，什麼UGC啊，UCC啊，PPC啊，OGC啊。如果沒有正常的評論氛圍，你還C個茄子啊。不過，通過這種總結，倒是可以發現，內容的生產已經完全被勢力所控制。所以，對於那些文化娛樂製造者來說，他們可能真的不知道什麼叫評論了，以為自己寫的宣傳稿發表出來就叫評論。評論在產品製造者那裡已死，在媒體那裡已死，在讀者那裡已死。當評論失去話語權，剩下的能是什麼？封口費和律師函。

但無論顯示多麼糟糕，總會有真實之聲，即使當今輿論環境如此惡劣、卑劣，還會有人願意發出真實的聲音，哪怕細若遊絲。過去我們談到一種觀點、一句話、一種評論的時候，常用「入木三分」「擲地有聲」「一針見血」「力透紙背」「一語中的」來形容。可是，當一些人臉皮厚到連鑽井機都扎不透的時候，所有的評論在他們面前都顯得蒼白無力了。依我看，用「張藝謀已死」來評論他的電影藝術生涯是這個厚顏無恥的時代說的最中規中矩的話了，真的已經很客氣很委婉了。

樂視影業在貓鼬發出警報後，有如此暴跳如雷的反應，除了說明這些人沒什麼美學教養，不懂評論常識之外，最主要的是他們在一個扭曲的言論氛圍下，長期聽不到另一種聲音，早就被慣壞了。平時頤指氣使慣了，突然看到這麼一句話，立刻變成了潑婦。

「褻瀆電影」這個名字在當下就很反諷，大部分國產電影真的是對電影藝術的最大褻瀆。

再退一步講，就算樂視影業起訴「褻瀆電影」，法院也未必會站在張藝謀這一邊。過去公共人物名譽權隱私權的官司，法院一般都不會站在公共人物這一邊，至於為什麼，很簡單，你不能既當婊子又立牌坊，好事不能都讓你一個人佔了。

我猜樂視影業也未必想打官司，這事兒鬧大了會被人笑話，他們不過是霸道的思維習慣使然，想以大佬身份提醒影評人，你們都老實點，不能隨便評論我們的電影。正如各種新聞要以新華社稿件為主一樣，樂視影業出品的電影，影評要以官方營銷通稿為主，要是不聽話，封殺你。這心態，放眼世界，唯貴國獨創。

我倒覺得，這種靠律師函嚇唬人的方式不可取，也沒啥效果，再遇到不聽話的評論人，直接以尋釁滋事的罪名抓起來送公安局去。（文/王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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