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紅樓夢》的源頭

華夏文化悠悠五千年文明，成就了無數的學派。它們早已化成經典流淌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之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華「三大顯學」——甲骨學、敦煌學、紅學。甲骨學研究的內容是夏商盛世的古文古史。敦煌學研究的是大唐盛世的藝術哲學。所以說甲骨與敦煌一個發源於夏商，一個發源於大唐。而紅學源於何處？說來還有一個笑話。

「紅學」一詞源自戲言。李放的《八旗畫錄》和均耀的《慈竹居零墨》，都記載了這樣一段故事。

清代乾隆以後，考據之風日盛，許多學子埋頭在「四書」、「五經」之中，但有一個叫朱昌鼎的人不肯趨附這風氣，偏愛讀小說，「自言生平所見說部有八百餘種」，而且特別喜歡《紅樓夢》，並把它研究得非常精熟。一天，朋友登門拜訪，問他現在鑽研什麼「經學」，他說：「我研究的經學是少一橫三曲的。」那人不明白，他便解釋說：「『經』字去掉一橫三曲不是一個『紅』字嗎？我所專門研究的是『紅學』啊。」

在朱昌鼎的心目中，《紅樓夢》的地位不亞於經史。他將研紅等同於研經， 把當時看來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和高文典冊相提並論，而且常誇飾於人。這在那個時代已經很具進步性了。當然，朱昌鼎先生和友人的對話帶有幾分玩笑的意味。他所自稱的紅學也並不是一種嚴格的科學命名。

紅學是什麼時候誕生的？紅學界一般認為該從1754年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算起，其評點即最早的紅學。但《紅樓夢》研究真正形成嚴格的學術體系卻要晚得多。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正是中國社會動蕩、劇變的時期。反對舊制度、提倡社會改良的呼聲，成為那個時代的最強音。用文學來揭露社會的黑暗，抨擊舊制度，歌頌反抗精神，提倡民主，是那個時代不少激進文人的共識。這時儒家經典的光芒相對失色，在梁啟超先生倡導的「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的意識形態下，《紅樓夢》等「說部」文學，當之無愧地跨入了經典的行列。

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從此開創了紅學研究的新紀元。因此，王國維被後世尊稱為現代紅學研究第一人。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勵精圖治，廣納賢才，引領著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三位著名學者——蔡元培、胡適之、陳獨秀齊聚北大。同年北京大學開設小說課程，胡適、劉半農、周作人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批小說課教授。「《紅樓夢》研究由此作為古代小說研究的一個極為特殊的組成部分走上大學講堂。」

尋找紅學的源頭，其實具有兩重意義：除了從歷史時段上來尋找紅學發源的具體時間與具體事件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以書名學」的原因。《紅樓夢》為什麼能形成一門學科？說來異常複雜，但我們可以用四個字來濃縮——「兩性」、「四待」。 所謂「兩性」是指《紅樓夢》具有深刻的「時代性」和超強的「現代性」。《紅樓夢》的「時代性」是指作者以微塵之中見大千的手法，為人們細細講敘了一個時代中一個民族由盛轉衰而自破立新的內外史。《紅樓夢》的「現代性」不是指它具有現代人的思想，而是指它對現代思想與生活的切入能力。 所謂「四待」是指《紅樓夢》永遠具有「待釋」、「待考」、「待辨」、「待續」的狀態。《紅樓夢》的「時代性」與「現代性」使它永遠處於一種「四待」的狀態：它等待著一個新的世界出現。因此，《紅樓夢》的「四待」內容是未來時代的「紅學」主潮，而時代主潮永遠引導著《紅樓夢》意義闡釋的方向。《紅樓夢》的「時代性」與「現代性」也永遠掌握在時代主潮的手中。所以從這個意義層面來說，「紅學」的源頭就在當下的時代文化主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