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留學大變局：充滿機遇和騙子的回國旅程

中國市場風起雲湧，隨時在發生變化，隨時有項目倒掉。它更像是一個冒險場和掘金之地，機會轉瞬出現，又轉瞬即逝。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的大時代，也刺激了中國留學局面發生從未有的大變局。

本刊記者 易萱 陳光/ 文

跟網上的照片相比，肖振祥瘦了很多。這位北京朝陽區海外學人中心主任最近一直很忙，在接待室接受本刊採訪時，連午飯都沒吃。接待室的桌子上，放著最新一期的《留學》雜誌，封面寫著「來朝陽創業的N個理由」。

確實有很多留學生想到朝陽來。從8月底開始，肖振祥就忙著籌備今年「鳳凰計劃」的評選工作。這是朝陽區的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今年我們有一千多個項目」，肖振祥說，而在2013年，這類項目僅一百個左右。三年里，增加了十倍。

教育部和發改委也各有一組數據。教育部說，到2015年歸國留學生占出國總人數的一半以上，這是中國打開自費出國留學大門後從未有過的情況。發改委的數據則顯示，單是2012-2014這三年，回國的留學生人數已經超過之前30年總和。

當年為了吸引留學人才回國，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大員，都想盡辦法，也收效甚微。現在，天平重新傾斜。那些留學幾年，甚至是十幾年，在海外有了家庭和孩子的人，都下定決心要回來了——正如他們當初下定決心留在國外一樣。

海歸騙子

8月18日早晨七點，肖振祥就起床了。他只睡了三個小時，「我今天狀態特別差，因為有一個報告要寫，所以一直到凌晨四點」。

他最近一直很忙，「鳳凰計劃」啟動了，開會、見留學生、篩選項目。這個計劃需要在海外取得碩士及以上學位的留學生，一旦條件審核通過，可以給他們提供10萬到50萬元的創業資助。

這筆錢當然不好拿。

8月19日下午五點，羅璇剛回到在北京的辦公地。過去七天，他先後在紐約和拉斯維加斯參加國際服裝及面料展覽會，這是北美洲最重要的服裝市場信息發布和訂貨中心。武漢人羅璇是位80後留學生創業者。2014年底，他回國創辦了以男性染色體符號命名的跨境電商XY，做起針對年輕都市男性的生意。

當時在朋友推薦下，羅璇申請了以吸引海外高層次人才為重點的武漢東湖高新區「3551光穀人才計劃」。光是初步篩選，就用了兩個月，之後又是參加由八位專家評委組成的答辯團，這才最終通過。加入這個計劃，意味著他可以在當地留學生創業園免租辦公，並收穫一筆一百萬的啟動資金，這對創業者來說太重要了。但這筆經費將分三年落實，期間，工作人員會還會定期審核企業成長狀況，再根據進展決定是否下發經費。

「因為去騙錢的人也很多，所以他們很謹慎」，羅璇說，這是用來防江湖上流竄的「海歸騙子」，「很多人拿了錢之後第二年就沒有干（創業）這個事情了」。

伴隨著回國人數的增多，魚蝦混雜、泥沙俱下。圈子裡，羅璇聽過一些這樣的案例，一個極端的是江蘇某市一個回國留學生，用創業計劃書拿了當地政府一千萬元資助後跑路。「國家剛開始做的時候特別松，（遇到騙錢事件）後卡得很緊。」

天津市政協委員胥家宏就認識這樣一些海歸。在2007年的天津市政協會議上，他就曾提到，有一些海歸獲得政府扶持資金後，並不熱心於項目本身，而是購買私家房產、置地或挪作其他用途。「他們打著『掌握國外專利項目回國立項』的幌子，騙錢謀私，造成政府專項扶持資金的流失，使得那些真正需要資金扶持的項目得不到政府撥款，只得被迫下馬。」

27歲的楊冬2009年至2013年在日本留學，學習錄音製作，2013年回國在MAO俱樂部擔任調音師兼副店長。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執行秘書長苗綠也向本刊介紹，由於政府給海歸創業的扶持力度比本土創業者更大，中央有時將大數目的專項資金撥給地方，會有一些海歸利用政府監管漏洞拿著創業方案去各地騙錢。「政府的人手有限，監管也有限。它跟蹤一個項目是很難的，就是先轟轟烈烈地給錢，後面怎麼實施？怎麼評估？怎麼修正？政府有它的問題，所以就有人騙。」

這類事情發生得多了，各地也開始加進了對留學生項目的審核工作。現在肖振祥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這個，據他介紹，鳳凰計劃」對申請者的篩選非常嚴格。評審團中既有政府產業部門的專家、市場科研領域的學者，還有具有實戰經驗的成熟企業家，及人力資源管理等領域的專家。而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的工作人員，也參與到這個項目的評估過程中。

省長特批

2013年6月1日，在日本東京音樂學校錄音室里調音的楊冬。（新華社圖）

羅璇並非畢業後就回國的。

拿到美國密蘇里大學媒體管理碩士後，羅璇在2011年加入了谷歌紐約總部，負責奢侈品及電商大客戶廣告銷售等方面的工作。工作中，羅璇發現美國男裝消費增長迅速，特別是在網路購物領域。2013年底到2014年初，他在國外經常看到中國創業熱的報道，很多天使投資人、企業家也跑到美國去做宣講。在美國待了七年後，羅璇終於做了個決定，回國創業。

「到海外去留學的，大家走的路徑都是這樣子，先讀書拿學位，畢業了找工作，工作了以後再買房買車，然後安家定下來了。」北美洲中國學人國際交流中心的創辦者兼董事長尤偉順說。他1990年到美國，之後又開始做留學生回國的工作，到現在已經26年了，「基本上可以說95%以上的人都是走這條路」。

2000年11月2日，首屆「北美留交會」在華盛頓開幕。此前數月，尤偉順一直忙著給國內各省省長發邀請，希望各省能派代表團赴美參加人才交流會。

最終有七個省派了代表團參會，福建省就是其中之一。「福建代表團由三個廳長帶隊，這是時任福建省省長習近平親自批的。」尤偉順向本刊回憶。

福建代表團在參會前就開始了人才動員工作，目標之一是畢業於美國喬治城大學生理及生物物理系的陳以旺博士。他從1998年起致力於心血管新葯和基因產品的研發，參與研發的治療過敏專利藥品暢銷美國市場。當時陳以旺在美國已有七項專利。

此次赴美前，福建方面已經和陳以旺有過幾次溝通，但陳一直在猶豫。尤偉順記得，這一次，整個福建代表團14個人，包括三個正廳級官員和多位開發區創業園主任，一齊跑到陳以旺家裡做他的工作，最後終於說服了陳以旺，邀請他擔任福建醫科大學副校長的職務。

但又遇到一個問題：陳以旺已經入了美國國籍，當時法律對外籍人士在公務系統任職有很大限制，尤其是福建醫科大學屬於正廳級單位。據尤偉順介紹，為了讓留學生人才在國內充分發揮價值，陳博士的副校長職務正是時任福建省省長特批的。

自1978年中國再次開放留學大門後，如何吸引留學生回國就是政府的一個大難題。1978年，在鄧小平「要成千成萬地派」留學生的指示下，約6000名留學生前往歐美各國進修。這批公費留學生雖然有著極高的回國率，卻成為時代絕響。1984年，國務院出台《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自費出國留學的大門，這批精英大都留在海外。教育部統計數據顯示，1978年到2004年底，留在國外的中國留學生占出國留學生總人數的75%，其中高層次人才外流率更高。據《美國大學博士學位獲得者綜合報告》顯示，傾向於繼續留在美國的中國博士比例為全球之最，2002-2005年高達90.4%。

為了吸引留學生，尤其是高層次人才回國，中國政府想盡了辦法。2001年年初，尤偉順帶了八個復旦的校友回中國，考察國內創業、就業環境，「大概一共訪問了十來個城市，每到一個城市都是主管海外招商、海外留學人員的副市長甚至副省長出來接待我們，」尤偉順說，「那是我第一次了解到中國對海外留學人員這麼歡迎。」

回到美國後，尤偉順就在華盛頓組織了一次留學人員交流大會，邀請了很多中國開發園區主管人才、項目招商的官員參加。據尤偉順介紹，當時這個活動還受到中國駐美大使館的支持，「開會之前總領事、副總領事到我家來了好幾次，問我需要幫什麼忙」，大使還親自出席了歡迎晚宴。

但當時效果並不理想。「2000年前後剛好是柯林頓當總統，經濟最好的時候，」尤偉順說，「八九萬、十來萬年薪那是很多的，（換成人民幣）那也是幾十萬。那時候中國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都付不出幾十萬人民幣。」

一直到2008年，情況才發生逆轉。這一年，全球爆發金融危機，歐美國家不但工作難找，很多企業紛紛裁員，「2008年金融危機後，海歸就大量回來，回來得特別多，回來以後有些人創業成功」，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執行秘書長苗綠說。

也是在這一年，中央決定實施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的「千人計劃」，地方上也迅速跟進，北京開展了「鳳凰計劃」，上海實施「曙光計劃」，深圳推出「孔雀計劃」……「我們想中央提了上千名，我們作為區域來講那就提上百名，」北京朝陽區海外學人中心主任肖振祥說，「當時恰巧整個世界經濟形勢不好，正好政府歡迎他們回來，兩股力量合在一起，所以大家就開始回來了。」

浮躁時代

郭桂川，2010年至2012年在澳大利亞留學，目前在中鐵建工集團北京分公司擔任土建技術員。他出國前就決定學業完成後要回國。

羅璇在位於北京三元橋的一家公司大樓下站了很久，開始懷疑自己的創業思路，「也想要不要做O2O，做母嬰，或者做比較好拿錢的方向」。

那是2014年12月的一個下午，天氣很好，他的心情很糟糕。公司資金遇到困難，他和夥伴在北京不斷找錢。他們曾經和三元橋這家公司的投資經理聊過，對方覺得也不錯，把他們介紹給公司老闆，羅璇抱著很大希望去跟老闆談，沒想到整個談話僅用了不到五分鐘，不管羅璇怎麼解釋，老闆的回應都是「這個不可能」。

羅璇是個慢熱的人，採訪當天穿了一件普通的黑色Polo衫。說話時經常看著手機或桌子，不太有目光接觸，話也不多。與向聽眾展開演說，來一場「大忽悠」的人相比，他是那種打開產品頁面，做具體介紹的創業者。這種實幹精神也許在美國很適用，但回國後，羅璇發現很多時候是概念走在前面。

就在羅璇回來的2014年，政府提出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口號，開始大力推動社會創業。「各地政府園區的支持力度也特別大，中國整體創業氛圍都比較濃厚」，苗綠說，海歸更是如此。他曾多次和風險投資人接觸，發現他們很喜歡投海歸，尤其是能夠和本土嫁接的項目，「中國的人口紅利太大，市場太大，稍微有一個新的創新就能夠出來」。

在風險投資面前，政府的資金顯得有點尷尬。「像北上廣深給你許諾的條件不多，真正有大筆資金扶持的不多，多是給你一點小的資金扶持，或者給你一些貸款貼息。」尤偉順說。

而且，蜂擁回國的海歸，遇上求才若渴的地方政府，難免出現前面所說的海歸騙子，這又讓政府對創業者的支持打了一些折扣。而那些一線城市，市場發達，機會多，不用特別吸引，留學人員都會來。真正對留學生仍有很大需求的，是二三線城市，尤偉順說，「他們有上面的壓力，要把人才引過來，有指標，有任務的」，於是經常會開出很優厚的條件。

「承諾很多，最多的三百萬、五百萬都有」，尤偉順也聽到過一些案例，實際上，這些城市在財力方面不具備這個條件，等留學生落戶這些城市，開始問政府要承諾的三五百萬時，「那就不是每個人都能兌現了，或者是很長時間拿到一點，沒有全部拿到。」

拿投資，還得靠市場，風險投資人大多集中在北上廣等一線城市，創業者也因此蜂擁而至。羅璇和創業夥伴商量後，把公司從武漢搬到了北京，之後，開始頻繁見投資人。

據他估計，他至少見了二三十家投資人。當時正值中國資本市場的火爆時期，他們每天都能看到別的公司拿到投資的消息，「誰誰又拿了多少錢，誰A輪還沒有結束，B輪都已經簽完了」，羅璇說，但他們的融資卻很困難。

「當時大家都希望再投出個BAT或者滴滴這樣大的項目，國內需要更Sexy（性感）的概念，」羅璇說，2014、2015兩年，是中國投資、創業非常浮躁的一段時期，自己和創業夥伴也一度動過心思，要不要換一個容易點的創業方向。但思前想後，他們覺得，「我不是做個宇宙飛船，我就是做一個電商，電商就是貨更好，內容更好，效益更高，我們看到了一個成長中的市場，就是一個商業本身」。

未來會更好嗎？

2012年4月18日，他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圖書館留下的照片。（新華社圖）

今年，羅璇遇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他曾經找過一位業內很有名的大佬尋求資金支持，結果遭到拒絕。有一天，這位大佬忽然通過羅璇的朋友打聽其公司情況，他有點後悔錯過羅璇公司A輪融資的機會，詢問羅璇的朋友：「我們是不是可以承認錯誤？」

在羅璇看來，這也是中國市場的一個特點，風起雲湧，隨時在發生變化，隨時有項目倒掉。它更像是一個冒險場和掘金之地，機會轉瞬出現，又轉瞬即逝。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的大時代，也刺激了中國留學局面發生從未有的大變局。

無論是投資人，還是其他用人單位，都明顯感到，最近兩年，海外留學生的比例在增加。2015年初，在美國學習工作近十年的李磊決定來到北京，擔任今日頭條科學家兼頭條實驗室總監的職務。他發現，今年公司來了不少畢業於伯克利統計系、哈佛商學院、西北大學商學院的留學生實習，其中一位博士生還放棄了在微軟研究院的高薪實習機會。李磊認為，相比美國，中國的公司會把留學生拋到一個非常重要的職位上去鍛煉。就工作前景而言，在國內留學生們的發展空間會更大一些。

劉自鴻也是被這種潛藏的機會吸引回國的。2012年他帶著近30項已申請或授權的專利，在美國矽谷和中國深圳同步創業柔宇科技。創業初期，劉自鴻一度也有過迷茫，有一段時間在矽谷朋友家客廳的地板上打地鋪，客廳只有十多平米，他要把腳伸到桌子底下才能平躺。夜深人靜時，他會暗想：「其實在紐約工作時，我應該已算中產階級，但為什麼要放棄安逸的生活來睡地板？還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

但他還是堅持下來，並且帶著項目也回了中國——條件更差——劉自鴻和團隊經常在深圳留學生創業大廈不足百平方米的房間內工作16個小時，白天處理國內事務，晚上與矽谷的技術研發中心溝通。雖然疲憊，但他還是相信自己「在最好的時機回國，在最合適的市場做有價值的事情，肯定是正確的」。

中日混血的薦田一鵬是位非典型留學生，由於母親是中國人，一鵬從讀書到工作經常往返於中日兩國。2007年，在加拿大讀完本科市場營銷專業後，一鵬在一家美國公司的東京分站工作。2013年，一鵬決定回中國創業，和朋友一起成立了一家農業科技公司，試圖打造一種城市農業的生活方式。

「我必須得在中國開始，」一鵬說，「中國是世界上最棒的地方，因為成本低。在日本也許能做得更好更精緻的東西，但是成本是不一樣的。而且中國市場還是最大的，我們和競爭對手都分不完。」

但這些興沖沖而來的留學生，有時也會意識到，當下的中國和印象里的已經不一樣了。比如羅璇所感受到的，國內更喜歡玩「概念」，有時髦的概念就能拿到投資，反而那些紮實幹事的人可能會遇冷。

「有時候文化上會有一些衝擊，尤其那些在國外待的時間長的人，確實回來以後處事方法和看事的方法跟國內不太一樣，」肖振祥說，「另外，國內市場環境跟國外還是有一點點差別的，有的時候反過來，國內現在發展變化非常非常快，很多地方已經超過了歐美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這時候他們做事情也有一些不適應。」

最後這一點，李磊有著切身感受。他和妻子都回到了國內，回國後，妻子的工作要求她從早上十點忙到晚上十一二點，兩人一度每周工作六天。國內的空氣質量也讓人發愁。有時候，兩個人會想起在美國的生活，工作相對輕鬆，過得很安逸的那些日子。在中國這輛高速行駛的列車上，這種生活似乎一去不復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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