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社論：以大戰略應對特朗普衝擊波

作者|蘇琦，《財經》雜誌副主編

來源|《財經》雜誌授權《首席戰略官》發布/本文將刊發於2016年12月19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近來中美關係頗不平靜。從當選到現在不長的一段時間裡，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已經在事關中國的一些議題上做了不少文章，除了在決策團隊中延攬以對中國言辭「強硬」而知名的人士外，還在台海兩岸關係上有所動作。在公開高調接受台灣地區領導人祝賀其當選的電話後，更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公然宣稱美國可以考慮終結「一中」政策，引發美國國內及國際輿論一片嘩然。

此外，特朗普提名以親俄而著稱的原美國石油公司高管出任國務卿，被普遍解讀為欲釋放信號改善美俄關係，並冀圖「離間」中俄戰略夥伴關係，甚至推行「聯俄抗中」策略。

種種跡象表明，未來一段時間，在特朗普團隊候任及執政前期，中美關係或將迎來相當不確定性的磨合期甚至摩擦期。需要警惕的是，美國政治圖譜中左右兩翼強硬派人士在對華議題上可能出現一定的合流，前者強調人權、勞工福利、環保等議題，而後者可能在匯率、市場開放度等問題上施壓。

為避免被牽著鼻子走，相關方面啟動各種渠道開展與特朗普團隊和美國主流智庫的對話，精準研判特朗普政府關於中美關係的觀念和政策路線圖至為重要。當然，考慮到特朗普政府本身的決策和執行機制可能還需要一段學習和調適階段，在其對華政策真正成型之前，中國需要儘快制定相關危機管控預案，未雨綢繆早為之計。

不過，比「見招拆招」更重要的挑戰，是如何構建一個穩健的戰略生態去因應中美關係新變局。這需要我們深入考量中美關係在新階段的基礎和主基調是什麼，有哪些「變」和「不變」，然後判定需要採取什麼樣的大戰略，並在此一總體戰略框架內通盤考量中美關係應對之策。

判明中美關係新時期的基礎和主基調需要深入分析過去數十年維繫中美關係大局的深層次因素及其變遷。從冷戰到後冷戰時期中美關係經歷了從聯手「反霸」，到商貿關係為主軸，再到加入聯合「反恐」和攜手應對全球共同關切議題等合作基礎的變遷，而美國對華政策也經歷了從緩和到准同盟到「全面捲入」再到期待中國成為「負責任利益相關方」等基調的變化。而2008年以後，隨著中美國力的消長和地緣戰略格局的調整，中美關係進入一個新的調適期，中方的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未被美方決策層全盤接受，而美方的「重返亞太」則被普遍視為隱隱含有對中國的圍堵和遏制意圖。

如今特朗普的當選無疑令仍在摸索新時期主旋律和合作新基礎的中美關係投下新的變數。但需要清楚看到的是，無論世事如何變遷，中美之間的彼此需要和依賴仍然大於彼此的利益衝突。中國依然需要美國的市場、資本和技術，中國巨大的市場也仍然對美國的投資者和出口商構成巨大的吸引力，中國的出口產品對美國消費者而言也依然有其競爭力。

無論美方如何強調「製造業回歸」，也無論中方如何強調「自主創新」，雙方經貿關係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客觀現實無可更改。且全球價值鏈構造經年，其間所牽涉的不僅僅是中美兩國的利益，任何劇烈的衝擊和調整都會帶來多輸的結局。

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美關係的主基調仍將以合作互惠雙贏為基礎，而身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中美還有著攜手引領國際社會進行全球治理協作的道義上的重任。中美之間或許會因為全球化退潮期經濟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崛起，以及地緣利益的調整而出現這樣那樣的磕碰，但大打出手不太可能，人們無法想像一個和中國對抗的美國會再次「偉大起來」，也無法想像在一個美國全面收縮的世界上中國能獨當一面。

對於中方而言，身為雙邊關係中相對弱勢的一方，在合作共贏的大方向和總體戰略框架確定的情形下，應更多採取大局為重的總體策略，確保中美關係「資產負債表」大體處於「盈餘」狀態，而不汲汲於一時之得失。

大方向既明，具體議題的處置便可靈活把握相應的底線原則和彈性空間。有輿論認為，特朗普及其團隊目前是以一些議題上的「進攻」來換取中國在另一些議題上的「讓步」。針對這樣的態勢，中方應主動表明哪些議題不可能有讓步空間，哪些議題可以合作共贏，以及早避免美方「盲測」所帶來的損害。

在具體的應對過程中，政經議題應分開處置。經濟議題大可見招拆招，或通過已有的平台和機制比如世貿組織進行解決。而在一些暫時無解的政治議題上，則大可從長計議，劃定底線後淡化處理，不必每次都聞雞起舞。

此外，還應該堅決擯棄那種可能逞一時之勇和一時之快的主張，而冀圖訴諸於支持與美國交惡的政權或勢力來反制美方的所謂「聲東打西，圍魏救趙」的主張更是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