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略思想史：秦時代戰略思想之張儀與司馬錯中國戰略思想史第四十六課

作者|鈕先鍾，著名戰略思想家、學者

來源|《中國戰略思想史》

張儀到秦國去推銷他的「連橫」思想是在公元前三二九年，也正是魏齊相繼爭霸不成，秦國開始準備乘機東進之際。此時秦國軍事實力還不能算是太強大，所以必須以外交來配合行動。連橫也就是一種最適合秦國需要的外交戰略。其方式即為使用外交手段來分化（離間）六國，使其個別與秦國建立雙邊友好關係。此種戰略若能運用成功，則秦國可以同時達到爭取與國和削弱敵國的目標。

於是張儀也就獲秦惠王的重用，做了相國並代表秦國政府到各國進行外交活動，先後說服魏、楚、韓、齊、趙、燕等國與秦國改善關係。張儀的連橫政策的確運用得相當成功，不僅破壞六國之間的團結，並誘致他們互相攻伐，予秦國以可乘之機，使其能夠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不過，連橫只是秦國國力尚未充沛時所必須採取的外交手段，所以等到其主要爭霸對手齊國已經衰頹之後，也自無再執行此種政策之必要。換言之，在秦國的大戰略中，連橫只是一種過渡性的措施而已。

在張儀為相的階段中，又還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戰國策中曾有詳細記載的「司馬錯論伐蜀」。從戰略思想史的觀點來看，這段故事是值得加以比較深入的分析：

當時張儀與司馬錯為了戰略問題在秦惠王的面前發生爭論，前者主伐韓而後者主伐蜀，各陳利害，激烈辯論，對於國家戰略的檢討可以算是一種極有價值的範例。張儀之所以主張伐韓，其理由如下：

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諸侯，天下莫敵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民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夷狄，去王業遠矣。

張儀的意見相當膚淺，可謂「理不直而氣壯」，足以證明所謂縱橫家之流，實在缺乏高深的戰略修養。他的主張不僅過於冒險，而且也近似幻想。假使魏不親、楚不善，或中途變計，則秦將何以善其後？反觀司馬錯的說詞，則可充分表示一位戰略家所應具有的理性和智慧：

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地，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符，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

以上對於伐蜀之利可以說分析得非常透徹，接著司馬錯遂又說明伐韓之害，以來作對張儀的正面答覆：

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其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固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實也。[註：戰國策：司馬錯論伐蜀。]

司馬錯的議論對於戰略研究實乃最好的教材，它顯示戰略的思考必須慎重精密，不可掉以輕心。所應注意者可分下述四點：（1）必須衡量國力，（2）必須慎選目標，（3）必須師出有名，（4）必須不引起他國反對。用現代術語來解釋，司馬錯的思想中含有李德哈特所謂的「間接路線」觀念，同時也是一種蠶食戰略。[註：李樹正：國家戰略研究集。]

還有一點值得重視，那就是秦國政府對於戰略的決定作為似乎已有一種良好的模式：（1）在作決定之前，對於戰略有非常徹底的辯論，（2）最後作決定時，決策者是完全基於合理的判斷，而不受發言者地位的影響（張儀身為相國，地位自在司馬錯之上，但惠王仍採納後者的意見）。（3）尤其可以證明秦國的確有高水準的戰略家，而且他們也受到政府的尊重。這些戰略家幾乎都是客卿，秦之所以能統一中國，他們確有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