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媒的伊斯蘭：阿富汗的媒體與宗教革命（上）

編者按：在阿富汗激進的伊斯蘭政治意識形態和組織的發展進程中，三種形式的紙媒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威廉姆斯學院人類學教授大衛·B·愛德華通過對報紙、小冊子和雜誌的考察，得出在阿富汗產生伊斯蘭政治激進主義和獨裁政黨的過程中，這三種紙媒形式填充了意識形態的空白。本譯文分為上下兩部分，本篇為（上）。

文 大衛?愛德華 編譯 蘇欣

序言

列寧在1901—1902年間寫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出一個觀點，即社會民主黨需要「一份全俄政治報」為其組織取得勝利服務。面對空想理論家的攻擊，列寧憤怒地回應批評者，原文如下：

我們可以藉助共同的報紙開始建立真正的聯繫，作為一個定期發行的報刊和全俄的事業，其中將把各種各樣的工作綜合起來，因而推動人民不屈不撓地行進在無數條通向革命的道路上，正如同條條大路通羅馬。(《列寧全集》，1969版，163—164頁)

這遠非一個抽象的概念，列寧設想中的報紙將充當如下的作用：

這個報紙就會成為巨大的鼓風機的一部分，這個鼓風機能夠將階級鬥爭和憤怒的星星之火，燃成熊熊烈焰。從「報紙」一詞的完整意義上來說，它是很平常、很細微、定期的和共同努力的結果。因報紙的力量，一支由久經考驗的戰士組成的常備軍將系統地建立和接受訓練。(《列寧全集》，1969版，166頁)

在本篇文章中，我想沿著列寧評論的思路，從兩個方面去探討印刷媒體和政治的關係。第一，在實現革命的政治影響中，報紙並不是唯一的印刷形式。在革命運動的發展過程中，小冊子、雜誌、傳單和其餘的紙媒形式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都服務於不同的革命政黨。但與此同時，重要的是要認識到：不同的紙媒形式都能帶來革命性的影響。但由於每一種紙媒形式都有其獨特的功能和工具，所以這些影響的性質可能每次都會有所不同。在特定的設置中，每一種紙媒形式也傾向於特別的作用，因此我們必須在特殊紙媒形式的客觀特徵和它們產生的背景和情況之間保持敏感的判斷力。

第二，關注紙媒辯證性的影響，即紙媒不僅影響那些閱讀它的人，而且影響創造書寫它的人。使用和開展紙媒的形式改變了從事這一過程的人們，而且這種改變是以被改變的人完全無意識到的狀態下達到的。因此，紙媒的影響並不僅僅局限於列寧所指的煽動革命的作用。事實上，紙媒可以產生微妙但非常深遠的影響。例如，紙媒會推動政黨內部結構的等級化，也推動秘密過程採納的程序化，以及促進政黨內部成員和支持者之間從屬關係的合法化。

列寧

列寧的主要興趣在於運用報紙的力量來獲得權力。本文關注的是，在一個特定歷史背景下，去探知紙媒扮演的角色。這個特定的背景是阿富汗，我探討的焦點是一個政黨，列寧將會毫無疑問地將其定性為反動而不是革命。這個政黨是阿富汗伊斯蘭黨，在過去的25年里，它一直致力於在阿富汗的土地上建立一個伊斯蘭政府。直到1989年，蘇聯撤軍後，阿富汗伊斯蘭黨的領袖開始宣戰，其理由是阿富汗的主權和人民處於無神論的共產主義和蘇聯的統治之下。自1989年以來，阿富汗伊斯蘭黨的目標是在阿富汗建立一個伊斯蘭政府，並推動伊斯蘭革命在世界範圍內的發展。

阿富汗伊斯蘭黨領袖古勒卜丁·希克馬蒂亞爾

在追求這些目標的過程中，阿富汗伊斯蘭黨一直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手段，但它同樣堅持追求自己的革命計劃，其是一個和馬克思主義革命手段相似的計劃，它在阿富汗社會（和潛在的其他穆斯林國家）中具有激進的影響。事實上，阿富汗伊斯蘭黨提出的伊斯蘭革命計劃歸因於本土的阿富汗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一直反對，開始其既定目標是為農民和無產階級實現社會和經濟的公平正義。同樣的，最初幾年，阿富汗伊斯蘭黨也仿照左翼政黨建立一個獨裁的政黨結構，在各類學校、辦公室和軍事單位中建立秘密的人員網路，爭取暴力推翻現存的阿富汗政權。最後，也是本文最重要的內容，即阿富汗伊斯蘭黨遵循阿富汗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策略——使用印刷業來推進革命的產生。

在調查阿富汗伊斯蘭黨的歷史方面，我將著重考察三種紙媒形式——報紙、小冊子和雜誌——在政黨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對於政黨來說，每一種紙媒都有不同的作用，我將嘗試著概述這些不同點。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以報紙為開端，政黨內部（被稱作穆斯林青年會）建立了間接的聯繫。然而，儘管如此，以報紙為開端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正是通過使用報紙，阿富汗人行政管理的傳統方式受到了最具決定性的衝擊。

因此，儘管起源於阿富汗伊斯蘭黨的穆斯林青年組會在政治起初階段並沒有創辦任何屬於自己的報紙，但是其領導人和組織本身被報紙的這種生產方式所改變，特別是左翼報紙。左翼報紙的根本途徑為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礎，這種政治文化被後來的伊斯蘭政黨所採納。因此，在「民主改革」的時代，通過討論左派報紙和其對阿富汗政治文化產生的變革影響，來探討紙媒和伊斯蘭政治活動的關係，這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

報紙和文明衝突

據說阿富汗的第一份報紙產生於19世紀末，由著名的伊斯蘭改革家賽義德·哲馬魯丁·阿富汗尼（Sayyid Jamaluddin al-Afghan）創辦。當時，阿富汗的大多數報紙往往由左派力量所控制，而不是宣傳伊斯蘭教的穆斯林。1965年民主時代，這一現象更為明顯，當時查希爾國王通過一項法律允許獨立報刊發行。為了抓住機遇，左派政黨著手利用報紙，儘可能多的建立一個全新的政治文化，在實際的支持和潛在的支持者架起橋樑，交流特定的信息。

阿富汗尼

首先，由於報紙獨特的類型，它可以促進建立一個新的政治文化。因為在我們的社會中，報紙無處不在。對我們來說，報紙是相對無形的，報紙也不是那麼容易專註於它們最初所假設的基本屬性。報紙往往專註於日常平淡無奇的瑣事，人們經常在早餐時間快速或順便瀏覽。20世紀60年代後期，喀布爾的報紙內容至少是新穎的，受過教育的公眾渴望報紙能為他們提供刺激新鮮的內容。左派報紙的出版商更好地注意到了這一情況，如人民派和旗幟派，他們製作吸引民眾眼球的大型標題等方式來精心打造報紙的刊頭，因此通過良好的視覺印象使自己走進公眾的生活和思考中。

最初，報紙的內容往往是龐雜的，同樣他們僅關注自己，尤其是當他們在街上公開出售或分發的時候。列寧意識到報紙的功效時，他把它們稱為革命中「巨大的鼓風機」。報紙的讀者有可能創建一個統一聯盟，重要的信息可以隨時被一個地方大量的民眾所得知。報紙促成了民眾在空間上的聯合，但這種聯合也是十分短暫的。報紙與書籍不同，甚至與小冊子和雜誌也不同，報紙並不是為了拯救，也不是引發民眾長期的思考。報紙報道的內容是當下剛發生的；報紙的內容被定義為「新聞」，意味著短時間內會被快速地瀏覽完。

政府部門的報紙每天都重複無聊的事情，著重報道官方統計數據和報告，使它們當前的狀況變得死氣沉沉。相反，左派的獨立報紙卻與之大不相同。左派報紙注重自身的創作，在辦報的過程中為阿富汗公民構建了一種新穎的概念——「新聞」。通過報紙的報道，事件本身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緊迫感和時代感。時間的流逝和機會的喪失，以及同一時間在國內外發生的事件(如世界上所有首都的街頭抗議)，左派報紙正是傳遞著這種緊迫感，更是同步地傳遞內在於世界革命中的同一理想。

在新興的政治文化中，左派發表的類似文章也構成了另一個新穎的部分，也不得不形成「代表大眾」這一概念，即當時報紙的受眾自己去了解。左派創辦的報刊——《人民報》，報紙的名稱就很清楚地說明左派試圖創造一個與公眾公共利益密切相關的感覺。當然，「受眾」這一想法並不是阿富汗的首創，在西方這一概念早就存在。至少在某種意義上講，它存在於像我們這樣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社會。阿富汗的公民文化，甚至是精英文化，都集中展現在男性的聚會場所，如餐館、賓館和茶葉店。這也反映出過去民眾所關心的問題，即對個人聲譽、姓氏和尊重女性的持續追求。

在某種程度上，公眾構成了一個屬於自己的集體，在集體中分享榮譽，在集體中確立一個公認的有能力和有資格的人物，來決定自己的社會地位和受尊重的程度。然而關於「公眾」一詞，馬克思主義政黨卻提出的不同的概念。它認為公眾是由受壓迫的群眾構成。這樣的公眾，體現的不是榮譽，而是他們的痛苦。他們通過聯合的政治行動捍衛其權利，並反對那些阻止他們獲得權利的人。馬克思主義政黨構建的公眾和公共利益的概念，顯示出其對話語權和物質進行重新分配的意圖。不再按照傳統的方式，僅在男士中間建立相互交往的結構。就此而言，不僅只有男士才能參與這種討論。從這一點上來說，政黨之間的鬥爭不僅為重塑阿富汗的公眾心，而且要創建一個新的概念，即公眾由誰構成，誰屬於公眾的範疇，以及共同利益是什麼。

對於阿富汗的政治文化，左派政黨引進了（或至少是推廣了）的另一個創新點，這也成為最有特點和最持久的特性。這一創新作為政治運動的一種形式，作用是發出挑釁行為。左派政黨挑釁的焦點是伊斯蘭教，最為典型的一個例子是1970年發生的攻擊事件。當時《旗幟報》刊登了一首詩歌，它是由本報的編輯巴里卡·沙菲所寫的《革命的號角》。這首詩頌讚了列寧對世界革命的貢獻，因而煽動穆斯林首領的憤怒。他們認為應該更多地將歌功頌德的讚美用在先知穆罕默德的身上，而不是過多地讚揚列寧(可能對他們來說是更是令人憎惡的)。

早期左派對伊斯蘭教發起的挑釁導致了一系列結果，如街頭抗議行為、清真寺憤怒的佈道和代表團詢問觀眾與國王。《旗幟報》刊登的《革命的號角》造成了全國範圍內的狂熱反應。由於阿富汗的識字人數有限，且報紙的發行量較少，因而可以肯定的是，發動抗議的民眾中看到那首詩歌的人其實很少。但是憤怒的消息傳遍了全國，並激發了一個有組織的抗議，其中涉及阿富汗各地的數百名穆斯林神職人員，他們聚集在喀布爾郊區普勒恰爾希的清真寺，抗議詩歌的刊登，發泄他們更大的擔心——左派的影響力在全國範圍內的擴張。

1970年初，開始的普勒恰爾希清真寺的示威遊行持續超過一個多月。這被看作阿富汗政治的重要轉折點，原因有以下兩個方面：第一，通過這次示威遊行，阿富汗國家內的伊斯蘭教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確立重要的界限；第二，它也證明了政府本質上是從屬角色。在這一時期，政府試圖通過有組織的會議，如召開議會來引導政治運動。並試圖在政府的管理下，建立一些正規的報紙。然而，普勒恰爾希清真寺的抗議運動表明，經批准建立的報紙將不能同以前一樣釋放能量，這些能量釋放的主要界線是思想的表達。

阿富汗青年伊斯蘭

然而，與此同時，普勒恰爾希清真寺的抗議運動既未能使政府做出任何政策上的改變，也未能使阿富汗國內的左派政黨在穆斯林青年會的領導中決心遵循不同的戰略路徑。老一代穆斯林激進分子採取與政府談判的路線表達他們的不滿，甚至選擇與政府合作，同意政府提出的各種規定。為了與政府代表達成妥協協議，雙方之間持續召開會議。此時，政府卻將矛頭對準了抗議者，開始入侵清真寺，並草率地將神職人員囚禁起來。很明顯，年輕一代的積極分子必須遵循不同的路線，強調保密，實施秘密行動，隔絕外來的顛覆行動。

這次抗議運動的失敗給阿富汗穆斯林青年也有警示，即在阿富汗政治形勢變化之際，傳統的穆斯林領導者並未做好積極地應對。對當代的政治現實而言，舊的運動形式和組織早已過時，在公開場合進行佈道宣傳就是對其最好的例證。因此，在政府放鬆對新聞印刷管制的幾個月里，左派政黨設法得到3—4種報紙的發行權。但是在這一時期里，只出現了一種獨立的宗教報刊，而且與左派報紙的影響力相比，其影響相當有限。

蒙哈吉德·加茲於1968年創辦了伊斯蘭周報《黎明》，雖然找不出原因，但加茲一直被認為是可疑的人，1972年被謀殺。儘管《黎明》存在時間十分短暫，但蒙哈吉德·加茲對伊斯蘭運動做出了重大貢獻。第一，他刊登和發行了許多重要穆斯林政治思想家的著作和言論集，如哲馬魯丁·阿富汗尼、毛拉拿·馬杜迪和賽義德·庫特卜；第二，加茲創辦的《黎明》為本國學者的著作提供了一個發表和討論的平台，其中包括具有伊斯蘭傾向的喀布爾大學的教授，還有一些穆斯林青年會的領導人；第三，加茲在關鍵時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一點是最為重要的。當時左派指責伊斯蘭教是落後的，是反對現代化和改革的宗教。而加茲為穆斯林，尤其是穆斯林學生，提供所需的知識彈藥來抵擋左派的猛烈抨擊。加茲在所著文章中，通過證明伊斯蘭思想家也同樣關心社會和經濟的公平正義，他們也能制定計劃去解決阿富汗問題，以此來反對來自左派的批評和抨擊。

同時，加茲促進了伊斯蘭教在阿富汗政治話語體系中意識形態立場的確立。然而，它也表現了阿富汗伊斯蘭政治組織的弱點，即與左派報刊不同，加茲並沒有通過實踐來實現組織的團結，而只是讓這些好的想法靜靜地停留在文字里。蒙哈吉德·加茲自身也與各類穆斯林政治「政黨」有密切的聯繫，但根據各個知情者的證詞，這種關係是非正式的，「政黨」本身也只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時常見面和交流的聚集地。

沒有一個組織結構能促進意識形態主張的形成，加茲發行的報刊也基本上意味著加茲的學生讀者由他們自己的主張所決定。他們缺乏自己的公共機構，也沒有嘗試去建立群眾基礎（如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做的）。穆斯林青年會越來越背離群眾基礎的策略，而集中去發展其在學生當中的地位。儘管穆斯林青年會的候選人既在大學生選舉中參加競選，又參與校園活動和全市的抗議示威活動，但大多數組織活動集中在大學中成立學習小組，後來擴展到喀布爾和各省會城市的各類學校當中。這些學習小組將會發展成為秘密政黨的核心人員，最終實施政黨的暴力革命計劃。在這些學習小組的中心，對於改革必不可少的是另一種紙媒形態，即小冊子。到目前為止，小冊子雖然沒有報紙傳播的範圍廣，但它在政治發展的下一階段（秘密行動）也同樣發揮著特別重要的作用，對政黨的忠誠將是成功的基本要求。

小冊子和秘密的政治活動

在阿富汗，如果報紙是政治激進分子成功創建一個對抗和極化氛圍的主要工具，那麼小冊子也是主要的手段之一。通過利用小冊子，報紙和抗議活動所產生的短暫情緒和能量被轉換為連貫的政治意識形態和具體的組織結構。在阿富汗伊斯蘭政治的發展進程中，去探討小冊子所扮演的角色。可能存在許多被人們所關注的政治組織，但就從政治行動和組織這一階段而言，沒有什麼比穆斯林青年會發行的小冊子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更具典型性。也許超過當代阿富汗任何政黨，穆斯林青年會承認政治小冊子的潛在作用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工具，並利用小冊子達到自己的目的。穆斯林青年會還發現小冊子不僅僅是傳達思想的工具，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對建立一種基於服從權威、保守組織秘密和不懈追求政黨目標的新型政治關係發揮著無價的作用。

當然，這些新型的政治關係並不是穆斯林青年會的首創。由蘇聯支持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此之前就負責介紹政黨組織原則和方法，如他們率先使用報紙和小冊子作為實現革命的工具。然而，穆斯林青年會在伊斯蘭背景下採取相同的原則和技術，這不僅有助於克服之前伊斯蘭政治抗議運動中所暴露出的弱點，而且也為地下的政治鬥爭提供了一個平台。1978年推翻阿富汗政府後，這些政治鬥爭達到高潮，隨後又發展成為阿富汗內戰。

根據當代發言者的不同政治立場，穆斯林青年會的起源也眾說風雲。但一般觀點認為，1966—1967年在喀布爾大學的校園裡已經有穆斯林學生開始集會，至1969年不同學院的學生代表正式組建了政黨。穆斯林青年會創始成員最初的靈感來自一些教授。20世紀50年代，這些教授在開羅伊斯蘭法學院學習，在此期間，他們與激進的穆斯林兄弟會的成員有聯繫。儘管這些教授並未直接參与學生運動，但他們為學生們提供了一些重要資料，如其他穆斯林國家的運動進展情況，還有給予學生一種思想意識上的指導，即在20世紀晚期如何將伊斯蘭教和社會政治變革緊密聯繫起來。更直接的幫助是，教授們給穆斯林學生提供了意識思想上的基礎。這幫助他們在校園中與尖銳抨擊傳統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追隨者進行較量，對穆斯林組織的努力是一個重要的鼓勵。

賽義德?庫特布

為了應對這些挑戰，穆斯林學生開始散發摘錄的著作（如阿富汗尼和賽義德·庫特卜的著作），在伊斯蘭法學院的教授和學生負責將他們翻譯成當地的波斯語和普什圖語。此外，針對與阿富形勢相關的問題，穆斯林青年會的領導人直接發表演講和陳述。這一時期，很少有著作持續散發很長的一段時間。在大多數情況下，摘錄的著作僅有幾頁的篇幅，它們也都是學生自己手抄的。在當地方言中，這些小冊子被稱為nothá（波斯語中）或notuna（普什圖語中），源自於英語單詞「筆記」，同源術語也反映了這些作品大都流傳於大學生當中（這些學生已習慣於在教師的講座上「記筆記」，其中一些人來自歐洲和美國）。穆斯林青年會的成員把手抄作品分發給那些他們認為同情伊斯蘭教的人，每個接受者再抄10—20份，然後再傳遞給他人。

最初，這些地下出版著作散佈於大學社團中；然而，穆斯林青年會將這些作品的傳播範圍逐漸擴大到一個非正式的網路，其中包括同情學生參加南格哈爾的醫學院，擴展至各種教師培訓機構以及喀布爾和邊遠省份的中學當中。隨著時間的推移，新成員的招募程序被納入團體，變得越來越正式化。更為特別的是，穆斯林學生和追隨馬克思主義的學生之間的緊張關係在加劇，政府也加大力度鎮壓異議人士的政治運動。更大保密和保護的這些鎮壓活動發起於國王穆罕默德·查希爾執政時期，但在穆罕默德·達烏德發動政變之後更加嚴厲。達烏德是國王的堂兄弟，也是前首相，1973年7月接管權力。

鑒於穆斯林學生和左派團體長久以來存在的仇恨，突然出現一個公開的親蘇政府，其領導人被認為是特別敵視伊斯蘭教，這增加了所有與穆斯林政黨結盟的人的脆弱性。因此，達烏德的政變之後的幾個月，穆斯林激進分子，包括穆斯林青年黨的成員，開始與在軍團中秘密存在的伊斯蘭組織成員進行聯合，並計劃發動暴力政變。然而，這些計劃被暴露了，一些重要的穆斯林領袖，包括穆斯林青年會的一些重要人物，在喀布爾遭遇逮捕，還有一些人被迫逃往巴基斯坦。

這些早期的挫折並沒有摧毀這些團體推翻政府的決心。他們又重新制定新計劃，最終在1975年達到了頂點。當時穆斯林青年會發起了一系列襲擊地方中心的運動。這些襲擊活動幾乎同時發生，這主要是為了吸引軍隊遠離首都。而在此時，喀布爾軍隊中忠誠的穆斯林將會發起對總統和其主要支持者的反對。但是，攻擊的失敗未能給當地穆斯林青年幹部帶來任何支持他們努力的力量。相反，政府不僅成功地捕獲的大多數參與者，而且還逮捕了大部分留在喀布爾的穆斯林青年會的領導人。

去思考在伊斯蘭黨發展的每一階段，不同類型的紙媒所發揮的意義。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加入激進的伊斯蘭政黨的學生，他們是從手抄的小冊子中第一次接觸到伊斯蘭激進的政治意識形態，而不是更正式的渠道，比如書籍或報紙中得知。閱讀阿富汗尼或賽義德·庫特布的著作，甚至是一些刪減的版本，也使學生第一次看到從伊斯蘭的視角去解決社會問題的可能性。他們也意識到他們關心的問題，同樣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穆斯林所關注的。然而，這些早期的伊斯蘭紙媒的意義不僅在於為善於接受的觀眾提供需要的想法；相反，通過這些傳播媒介，思想本身得到了傳播，這有助於為觀眾創建和塑造自身的觀點。

為了闡明這一主張，必須首先考慮到小冊子取代宗教教導和教化成為主要的傳播媒介，即《古蘭經》本身。然而開明的是，有觀點認為在任何意義上，政治小冊子可以取代《古蘭經》去傳達安拉的話語。這可能被視為是一種「異端」的觀點，但事實是，許多成長於六七十年代的阿富汗人，他們的首先是通過小冊子和「筆記」使自己完全沉浸在伊斯蘭思想中，而不是通過學習《古蘭經》。因此，即使一個人早期在伊斯蘭宗教學校接受教育，但仍有很大可能性的是，他花費很少的時間接觸伊斯蘭思想。相反，在阿富汗宗教學校中，他將花費大部分時間記憶《古蘭經》經句，這也意味著他將不能理解的或被期望理解其中的含義。在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地方，理解通常被認為是後期的教育過程。就這一點而言，艾克爾曼（Eickelman）對摩洛哥的評價也同樣適用於阿富汗：

在學習觀念的背景下，「理解」（法哈姆，fahm）這一概念，不能被任何的能力所測度，甚至明確「解釋」特定的話語。明確的解釋被認為是褻瀆安拉，或根本不會發生。相反，理解的方式是暗示的，在適當的情況下，也包括運用特定的《古蘭經》經句的能力（1978:494）。

鑒於宗教神聖著作出版的集中性，與北非和中東的同齡人相比，阿富汗學生遇到了更大的障礙。因為他們不熟悉阿拉伯語，所以他們不得不學習一種新語言的語法規則，而他們甚至根本不會講這種語言。賽義德·巴赫丁·馬吉羅是一位蘇菲派著名學者的外孫，也是喀布爾大學文學院的院長。他描述了這一過程，如下：

學生會全身心地學習所有語法規則，但從來都不會教授如何應用它們；學生會背誦大量的阿拉伯語動詞時態，總是從動詞「扎爾巴（zaraba）」開始（打擊：我打，你打，他打，我敗等）；但學生從來都不能夠寫出一個阿拉伯語的句子或理解著作。語法被認為是一種本身帶有價值的神聖知識（1986年）。

介紹和銷售小冊子（以及相關的nothá），從根本上改變了伊斯蘭政治活動的特徵和範圍。用當地語言介紹男性的想法，比如賽義德·庫特布和毛拉拿·馬杜迪的觀點，這對於那些沒有長期接受過宗教教育的人來說，更易於理解。這些觀點不僅表達了伊斯蘭教適用於現代世界，而且伊斯蘭教作為意識形態可以被理解，也可以被沒有接受過伊斯蘭宗教學校教育的個人所運用。

從這個意義上看，小冊子使伊斯蘭教走出了宗教學校文化的局限，並使伊斯蘭教從一個系統的統治權威（過分強調記憶和尊重權威的意義）中釋放出來。隨著政治小冊子的傳播，穆斯林可以談論時事，並在面對左派人士詆毀宗教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時，他們可以發出挑戰。這種複雜的程度和功能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儘管小冊子為阿富汗穆斯林引進了新的思考和參與政治的方式，但與此同時，這也可能產生誤導，即將小冊子的影響過於傳奇化。儘管它們無疑在一個方面打開了伊斯蘭的政治話語，但這也使得伊斯蘭政治活動在實踐和思想上越來越專制，不能容忍其他政黨和意識形態的存在（尤其是其它伊斯蘭運動）。分析小冊子，特別是手抄「筆記」在這一演變中所發揮的作用，重要的是，要關注它們的本質以及產生和傳播的方式。

從表面上看，似乎不會在這方面有過多的討論。畢竟，一個個生產的「筆記」似乎是最低級的紙媒：幾頁附在信紙的底部。生產中唯一的技術手段就是紙和筆，或到後來有一台打字機和油印機。同樣，傳播的過程也相當簡單：小冊子的生產者把小冊子傳給下一組從事同樣複製工作的讀者，抄寫的複印件則提供給其他成員和潛在成員。

這些都很簡單，甚至很平庸。然而，我們不能因其對象的通俗性和過程的簡單性而忽視它的重要意義。對於一遍又一遍地重複抄寫相同的文本，然後再徒手傳遞，穆斯林青年的成員並不是簡單地從事交換想法的工作。相反，他們影響不斷擴展的學生網路，在這一網路中孕育著一個政治意圖。通過這些想法的傳遞，他們不僅能夠建立橋樑；同時也為指示和命令的傳輸創造了途徑：當政黨做出決定試圖暴力推翻政府時，創建的這一途徑將顯得無比重要。

在這個意義上講，複製和傳播「筆記」的過程可以被認為一項基本的行動。穆斯林青年通過這一行動，將其身份從一個或多或少的平等主義的學習團體，轉換成一個層次分明和有組織的政黨，且更傾向於運用暴力推翻阿富汗政府。更重要的是，生產和傳播簡要文本的行為能夠使政黨建立一套管理系統，並在成員中間灌輸服從政黨領導權的必要態度。

譯文原文

Edwards, David B. "Print Islam: media and religious revolution in Afghanistan."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1995): 171-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