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縷頭髮一根髮辮，幾百年間掀起的舉國大波

削髮與去辮——民眾焦慮性的妥協

文：周聖喬

1645年，順治二年，滿族的軍隊已經推進到了曾經的大明帝國經濟最為富庶的長江流域。昔日川流不息的蘇杭車馬即將成為歷史更迭下的焦炭，整個長江流域也即將淪為中國歷史上才最慘烈的屠殺煉獄之一。

皇帝福臨只有九歲，完全在他的叔父多爾袞的攝政之下。雖然多爾袞對於如何駕馭中原之上的漢人頗有所識，但是在對於滿族政權為使漢人無條件臣服而頒布的「削髮令」面前決不妥協。

1912年，民國元年，革命黨人推翻了兩百多年的滿清政府。巧合的是，民國政府的建立之地恰好是當年漢族人民遭到滿清大屠殺的長江流域，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也同樣如火如荼地向全國頒布了一道「一律剪除凈盡，有不尊者以違法論」的政策命令。

幾縷頭髮、一根髮辮，幾百年間一前一後在政府首腦的帶領下竟然掀起了類乎的舉國大波。歷史的輪迴又在重複著自身無限循環的特質屬性，但是隨著社會的變遷，人類的精神與意志卻在令歷史規律所意想不到的找到了逃脫了枷鎖的途徑，或許這就是時代進步的勝利。

（圖）1644年清軍入關後，以多爾袞為首的滿洲貴族為鞏固滿洲人對中國的統治，為了摧毀漢族的民族意識和民族自尊頒布「剃髮令」

自十三世紀以後，中華大地再也沒有復現過類似於南北朝和五代十國那樣的割據政權並存的局面。

同樣，王朝的更迭沒有了宮廷政變、禁軍的造反，有的是靠大規模征戰的征服方式建立起來的中央政權，從形式上來說都是通過軍事手段強加到百身上的。但清王朝特殊的是，它的歷史輪迴就如同走在它之前的蒙古人一樣，征服者的異質文化使得王朝的更迭進程變得異常的複雜與艱難。

在滿清統治階級南下征服中國的過程中，各地以抵制削髮令為要旨出現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抵抗運動。尤其在經濟富庶、人口稠密的長江流域，人們將他們繼續效忠已經瀕臨滅亡的大明政權的決心和抵制剃光前額以捍衛自身漢文化尊嚴的決心緊緊地捆綁在一起。

髮式問題成為漢人面對滿人的絕望抵抗中一根團結的救命稻草，使得滿人對於南下的征服過程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更迭都要血腥數倍。

專制主義封建社會的運行基礎是起自商周時代的禮樂制度，禮樂制度是封建歷代王朝的最高統治者的統治工具，與封建制度、宗法制度一起，對人的身份進行劃分，對人的精神和日常行為進行一系列的社會規範，具有道德的束縛力和隱性法律意志力的作用。

從秦漢到宋明，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王朝幾乎都是由漢人或是由與漢民族親密融合的少數民族貴族精英集團建立的，因此由歷史和時間的積澱下形成了以漢民族主導的儒家文化下的文化普世價值觀。

這種文化在封建禮樂制度的框架內以漢民族的向外的包容性為繼承，從而形成了以漢文化為中心的民族融合而不以朝代的更迭、時代的變遷為轉移。

身為一個即將統治龐大帝國的少數民族，滿清征服者不僅僅要從普世主義更要從種族主義來表現出種族高人一等的優越性。

前額削髮腦後留辮是滿清征服者的禮之基礎，而漢人的禮之傳統是以精心蓄留的長髮。更為關鍵的是，這種民族的差異恰恰是貫穿於一個王朝對另一個王朝的更迭之中，一個統治階級民族對另一個統治階級民族的身份的變換之中，這就不僅僅關係到民族的習俗差別問題更關係到滿清征服者自身對於漢民族的是否擁有統治階級正統性的問題。

削髮與不削髮，直接上升到體現一個人對於傳統（前朝）禮樂制度——前朝政治的忠誠與否，而重塑禮樂制度就是維護征服者精英本層統治地位的最好方法。

（圖）周滅商後，西周統治者為鞏固自己的統治，建立穩定的政治制度，支撐周朝天下的有四大制度：分封制、井田制、宗法制、禮樂制。

除去政治趨向上的象徵，同樣是在舊體制下，「髮膚受之父母，不敢予以損傷」的傳統理論使得人們對於削髮不僅僅只拘泥於士大夫之間對於故國和大明王朝的追念，普通百姓更多所擔心的是損傷受之於父母的髮膚是一種褻瀆。尤其對於傳統男子來說，精心蓄留的長髮是男子體魄和社會地位的象徵，剃髮與刺面、紋身等無異於對於奴僕和已定罪之人的羞辱，這也是以儒家為統治工具的中國封建政權貫穿整個中國帝制時期保存傳承下來的精神。

然而當關於頭髮的髮式問題穿越到兩百多年之後的民國，制度下的命令貫徹遠遠不同於滿清征服時代。沒有了血腥的屠城，沒有了強有力的中央後盾，民國大總統的去辮法令執行起來卻變得異常複雜。

最早提出去辮的不是孫中山，而是伴隨著鴉片戰爭社會矛盾空前激烈而引發的太平天國運動。

與滿清征服者提出的「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政治隱喻相同，將髮式的變化視為是否歸從其政治範圍的依據，而具體的實踐則是與滿清政權相反的「留辮不留頭，留頭不留辮」。其制御下的長江以南地區百姓則盡去髮辮。至此髮式走上了歷史的最前沿，而其內在含義與所被時代捆綁的政治隱喻則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

鴉片戰爭和天平天國之後，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進一步深化，在滿清中央政府控制日益衰弱的南方各省，以留洋學者的開化眼界思維和新式軍人為便於佩戴軍帽為依託，士兵和學生都有陸續去辮的行為。

雖然清政府提出「髮辮亡，中國雖不亡，大清國亡」的嚴禁去辮的命令，但此時的滿清中央政府的統治威嚴與兩百年前已今非昔比，曾經的征服者此刻只能以無奈採取默認的態度。

（圖）金田起義（Jintian qiyi） 是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領導的廣西桂平縣武裝起義。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偉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農民運動（性質），它是幾千年來中國農民戰爭的最高峰。

然而當中華民國的大總統以新政權首腦的名義代表新的統治制度下達中央政府的去辮令時，辮子的去留又被重新套進了傳統禮樂的政治枷鎖，削髮與去辮一度成為社會持續動蕩的直接導火索。

需要注意的是，從1840年中國開始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開始，中國國民的階級屬性不再局限於小農經濟產物下的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日漸多樣化的經濟實踐和政治改良事件決定了自社會底層到滿清統治頂層的社會階級重新定位，隨之而來的是如雨後春筍一般誕生的新興階級和社會團體。

然而階級的差異決定了不同人群對於不同事物的認知，從而進一步導致了認識對於具體實踐的指導。

在沒有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帶領下，階級差異下的認知與實踐又直接構成了社會衝突的源泉——去辮與留辮即是。以經濟發展和政治改良最具代表性的上海為例，百姓對於去辮與留辮直接呈現兩種極端的態度。就像兩百多年前在長江流域因為削髮而激發起廣大人民群眾對於即將逝去的大明王朝的追思和對世代相傳的禮儀祖制的固守一樣，抵制剪辮事件時有發生。甚至是在上海租界這樣最先受到西洋開化思潮影響的城市區域，依然是「滬上光復已兩月有餘，辮子仍未除凈。」

同樣是上海，城市剛一光復，在滬軍都督陳其美的號令下，很多漢人都在極其莊重的儀式下選擇良辰吉日剪掉這條在其眼中象徵奴隸身份的辮子，並像後來二戰末期歡慶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一樣燃放鞭炮並舉行宴會。

在這種階級區分的差異化主導下，整個中國社會陷入了剪辮與去辮的鬥爭之中。如何將制度化下的新式禮儀重新走上中華民族的歷史傳統成為了民國政府與地方軍閥進行合法地、深入人心地統治的基本前提。

（圖）中國同盟會，亦為中國革命同盟會。是中國清朝末年，由孫中山領導和組織的一個統一的全國性資產階級革命政黨。

橫跨兩百年的削髮與去辮本是兩個時代、兩個階級行政體制下沒有政治行為關聯的政府首腦指令，但削髮與去辮卻又是緊緊圍繞在中國傳統文化最為重視的禮樂文化下受之父母的身之要物，二者縱向之間以政治體制、統治階級的更迭為連接，這就決定了看似兩岸相隔的異域大陸在時代的進程中具有某種特殊化的歷史關聯，而這種特殊化的歷史關聯所依託的介質正是征服者、統治階級下的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普通百姓。

在滿清帝國兩百多年的歷史進程中，雖然經歷了為天朝人所一直驕傲和惋惜的最後一個帝國盛世，使得看上去那些血腥的日子已經相去甚遠，但是百姓的安居和帝國的太平真的不會像現代金融危機那樣帶有繁榮下的欺騙嗎？

從順治到康熙到雍正再到乾隆，從三藩之亂到厄魯特羅卜藏丹津叛亂再到清水教、八卦教、回苗起義，從文字獄到偽稿案，那些因種族間的仇恨始終沒有被一個平靜和諧的大一統國家所取代。較之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短短九十年就灰飛煙滅，伴隨康乾盛世的滿清帝國能夠屹然挺立兩百多載本就是少數民族政治御下的一個奇蹟。

這其中雖然有其區別於蒙古政權的滿族漢化的獨特方法，但是這些民族與民族之間的融合、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吸收、傳統與傳統之間的包容都是依託中國大地上生生不息、世代更替的「中國」民眾所展開。

歷史的進程有其特有的規律，民眾的世代繁衍也是如此。

面對滿清征服者的血腥屠刀，民眾放下了大明王朝最後反抗的旗幟，削去了漢民族文化下最為珍重的父母授發，接受了滿清征服者代表天意所制定的新的儒家文化。

這並不代表著歷史的倒退，相反，這正是伴隨著歷史的進程，中國民眾對於與生俱來的兩千年來專制主義封建社會下的歷史規律經驗和生命在歷史前進的血型屠刀下進行求生本能的通盤默認與妥協。

但默認並不等於認可，妥協並不等於稱臣服。

元王朝的短命和貫穿於清王朝的民族反抗、集團謀反、地方起義等等都充分暴露了民眾在接受歷史進程的同時內心深處不可調和的焦慮與矛盾。

而這種焦慮在民眾的潛意識當中又反作用於民眾主導下的歷史進程，才有了革命黨人所創建的興中會、同盟會，資產階級代議制下的中華民國以及一改兩百多年中華習俗的去辮行為，從而達成新的歷史進程妥協。

（圖）剪辮運動又稱剪髮易服，是清末時期的一場群眾性的剪辮子運動。

焦慮與妥協始終伴隨著中國民眾。發生在上海關於去辮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極端態度正是焦慮與妥協的集中體現。

面對滿清政權大廈的轟然倒塌，各省不約而同的紛紛宣布建制，民眾走上街頭用去辮的行為接欣然接受面對歷史進程所達成的最新妥協。難道那些抵制去辮的民眾真的默認了滿清貴族在兩百多面前披著儒家的外衣所制定的新的中華傳統？不是的。

1913年，段祺瑞派人勸張勳及其部下減去辮子，張勳怒髮衝冠：「頭可斷，髮辮絕不可剪！」在其復辟帝制的過程中北京城竟然上演了民眾爭相買辮、搶辮嫁接於腦後的奇聞，而張勳也在復辟失敗後逃到荷蘭使館剪去了這根視為生命的辮子。

直到民國建立三十多年後仍舊有人留著辮子，很多老人都是在焦慮怕帝制復辟，自己沒有辮子而要被殺頭。

時代在歷史框架下的進程看似是勝利了，但民眾的精神勝利卻被遠遠拋在了後面。盛世可以欺騙，時代又有何不可呢？

最近載入人類歷史史冊的美國大選和發生在韓國的總統政治醜聞吸引了國民的無數眼球，許多國民欣賞這一幕幕政治鬧劇的同時做出了充分的品頭論足和對美國人民、韓國人民的充分「同情」。

這次民眾又開始焦慮了，只不過焦慮的對象換成了別人。如果在焦慮中國民如夢驚醒，他們是會像滿清征服者一樣建立新的文化傳統還是會像前輩們一樣通過與生俱來的歷史經驗對歷史進程做出妥協呢？

焦慮始終伴隨著中國民眾，而焦慮又與妥協如影隨從，這大概就是中國民眾的屬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