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張學良「單挑」蘇聯時的三國四方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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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蘇軍在「中東路事件」中繳獲的東北軍戰旗

文 | 於瀚

張學良的一生，始終跟「民族大義」糾纏不清。因其榮，也因其毀。非獨西安事變，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也是如此。本文嘗試將「中東路事件」的前因後果，放置到蔣、張、蘇、日三國四方勢力博弈的複雜關係中，重新勾勒。

蔣介石、張學良都十分熱衷解決中東路問題

張學良和蔣介石之所以熱衷收回中東路，既有維護主權的動機，也有非常複雜的利益博弈。

1、「東北易幟」後，張學良欲收回中東路主權，提升東北政治地位

中東鐵路是沙俄根據《中俄密約》和《旅大租地條約》修築的。1905年俄國將長春至大連段（即所謂「南滿鐵路」）讓予日本，滿洲里至綏芬河、哈爾濱至長春的中東鐵路仍控制在沙俄手中。十月革命後，蘇聯處境困難，為避免中國成為「白俄勢力」據點，故於1919年發表對華宣言，宣布願廢除沙俄時代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放棄帝俄在中國攫取的一切特權，無條件歸還中東鐵路及其他租占的礦產、森林和各種產業。但由於北京政府與協約國採取一致行動，不承認蘇聯為合法政府，對宣言始終置之不理。及至蘇聯政權鞏固，不再提「無條件交還中東路」一事，轉而與中國政府談判「兩國共管」。1924年5月31日，中蘇達成共管協議。惟蘇籍局長大權獨攬，處處侵犯中方權益。張作霖時期曾想解決這一問題，但因日本無意援張不願介入中蘇衝突，張南下進攻北京也需利用蘇聯限制馮玉祥，故最終仍選擇對蘇妥協。

1928年東北易幟後，張學良亦欲在中東路問題上有所作為。若能收回中東路主權，不僅於「民族大義」貢獻頗巨，還可在國民政府中嶄露頭角，提升東北地位。1929年3月1日，張學良向蘇聯方面提出「路局一切命令及文件應由局長及中方副局長共同簽字才能生效，路局各處處長應以半數改派華員」等五項要求，遭蘇方拒絕。雙方矛盾激化。5月27日，東北地方當局以蘇聯哈爾濱領事館召開共產黨宣傳大會為由，派軍警包圍了領事館，並逮捕了蘇方39人。7月10日，東北地方當局又以中東路各職工聯合會等宣傳赤化為由，將其一律解散或查封，並將蘇駐哈代理領事及中東路局長等59名蘇方人員驅逐出境，改由范其光暫代局長，並大量裁減蘇方職工，強制接收中東路。事件發生後，蘇聯提出強烈抗議並聲言報復，張學良亦態度強硬，雙方有決裂之勢。此即「收回中東路權」事件。

2、蔣介石出於三個目的，積極支持張學良收回中東路

事件爆發後，蘇聯對東北當局的做法強烈不滿，甚至已有初步的軍事行動。張學良對一旦中蘇開戰是否會得到蔣介石的支持，並無把握。1929年6月3日，張致電蔣試探其態度。7月5日，蔣指示張：中東鐵路主權必須堅決收回，即使與蘇絕交也在所不惜。7月10日，蔣當面要求張學良「收回中東路權，以防止蘇聯赤化東省。」同時允諾萬一中蘇開戰，中央可出手相助，出兵10萬，撥幾百萬元軍費均不成問題。7月20日，蔣發表《告全國將士書》，勉勵全體將士「今日舍努力拒俄以外無忿嚏，舍一致對俄以外無出路，諸將士其同心一德，共同努力，勢貫徹廢除不平等條約之目的，以完成我國民革命最後之職責。」東北軍與蘇聯紅軍出現軍事摩擦後，蔣向張學良保證：「設不幸而出於戰，政府當竭東南之兵力、財力，盡量供給我東北軍，決不使我東三省獨立反此強俄。」

蔣介石如此積極表態，大致有三方面的考慮：

（1）如果真能收回中東路，可為其「革命外交」政策開創出新局面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後，大張旗鼓推行「革命外交」，要求列強修訂不平等條約，但進展艱難。張學良此時欲收回中東鐵路，蔣自然求之不得。蔣派往東北的葉楚傖，在講話中即透露出南京方面有借收回中東路打開「革命外交」新局面的用意：

「中東路主權原屬中國……而蘇聯事實上仍在壟斷。假使中國無履行此種協定力量，不能恢復固有主權，則廢約問題更談不到。所以在此廢約及獨立運動進行中，首先應做者，即……能以政府及人民力量收回中東路主權，則其他一切不平等條約即可廢除。故此事為廢約第一步工作。」

（2）蔣可能有意借「中東路問題」控制張學良

此種用心，顧維鈞在其回憶錄中有一段較為合理的論述：

「很可能張之所以捲入對俄問題，乃是南京對付不聽號令的所謂四大集團軍的不同戰略的一部分。第一種方法據說是用財政手段對付馮玉祥……第二種方法是用政治手段對付閻錫山。第三種方法是用軍事手段對付李宗仁，即以武力摧毀它。但是對付少帥則用外交手段。中央政府打算把少帥誘入圈套，因為少帥妄自尊大又無充分外交經驗；吳鐵城、張群甚至李石曾可能設法使他陷入對俄的困境，使之必須依賴南京，這樣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

（3）蔣有意用「中東路問題」拴住張學良，使其無暇參與反蔣集團，且欲利用其力量震懾反蔣者

蔣當日正在積極籌劃征討馮玉祥。坐擁重兵的張學良雖已經表態「中立」，但蔣終難徹底放心。以中東路問題拴住張學良，使其無暇插手國內爭端，不失為一種「萬全之策」。故10月份蔣馮戰爭爆發時，蔣曾要求張學良作書面保證：「（一）飭令前方將士嚴防赤俄擾邊。（二）東北因須出兵防俄，關於西北、西南戰事決不參加。（三）誠意擁護中央。（四）請閻錫山勸告息止西北戰爭，以奠大局。」

10月19日，蔣還向張借武器：「暴俄知我國內亂，故對我提議均置不理……以意度之，西北問題不了，則俄事亦連帶延宕不能速了。如在根本上能求軍事之進步，以最短時期約三四星期內解決西北，是間接即所以解決俄事也。……惟攻擊憧關須用重炮，可否由兄處速借重炮若干營，由現有官長帶來助攻憧關，該關一破，則西北瓦解，不難一鼓蕩平。」此亦可見蔣的軍事重心，不在中東路，而在蔣馮大戰。

3、張、蔣均篤信蘇聯不會對華用兵，故對蘇態度十分強硬

對於收回中東路權，國民政府、東北軍內部，都有人表示反對。如閻錫山當時就表示懷疑說：「我國當民力疲敝之餘，而又有第三者（指日本）日思漁利，對交涉上似不宜以勇往直前之態度處之。」何成浚也認為：「東路收回自管，在勢恐不可能。即俄能，相信日本以種種關係決不任我獨有。且俄對我確無必戰決心，為今計，似宜外示堅強，內則速由外交方面秘密進行。以求得一相當解決為妥。」東北地方當局，特別是以張作相為代表的穩健派也認為：以東北之力，難以阻遏蘇軍進攻，如引入中央軍，則有招致日本關東軍干涉之虞。故主張儘快和平解決。顧維鈞也從國外寫信勸阻張學良。張的顧問端納也告誡武裝衝突對東北不利。

但這些意見初時並未引起張學良的重視。張一度堅持己見意欲動武。蔣介石則一度篤定蘇聯不會對華大規模用兵，故堅持絲毫不得退讓之政策。

張學良的立場，與親信的情報誤導有關。據顧維均回憶：「少帥深信他的情報人員的報告，這些人把蘇聯內部描寫成困難重重。少帥不斷對端納講，這是中國對俄國過去在滿洲的不義行經報仇的機會。他確信會有出頭之日。」張學良的外交秘書主任王家禎也說：「在張景惠手下辦理對俄外交的，有特區教育廳長張國忱……張國忱有一個白俄顧問建議說：『蘇聯有大饑荒，人民奄奄待斃，對於共產黨政權極度不滿，歐美各國對於蘇聯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刻發難，共產黨必倒台。中國若能趁這個機會將中東路主權一舉收回，不但蘇聯此刻無力進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強，也必雙手高舉，贊成中國的行動。』……張國忱接受了他的白俄顧問的建議，就和張景惠作了決定。」

蔣介石方面的情形，也大致相似。當時西方輿論普遍認為蘇聯國際地位孤立，上下交困，無力開戰。蔣的德籍軍事顧問也強調蘇聯無力在滿洲實行大規模的戰爭。當蘇聯陳兵中蘇邊境並開始小股入侵時，蔣依然堅信不會爆發大規模戰爭：「蘇聯施加軍事壓迫，是為謀取外交勝利……俄外交部總長於柏林仍希望和平解決」。

圖：中東路位置及1929年蘇聯入侵示意圖

蘇軍大敗東北軍，張學良接受城下之盟

蘇聯大兵壓境，張學良開始改變強硬態度，意欲對蘇和談。蔣介石則堅持不妥協態度。張在蔣、蘇的夾縫中來回搖擺掙扎，終至蘇軍大進、東北軍慘敗，張不得不答應蘇聯的所有條件。

1、從1929年7月底開始，張學良不再強硬，想要與蘇聯和談

張學良和蔣介石的強硬，換來蘇聯政府的強烈反應。蘇方先是宣布對華斷交，蘇軍開始在中蘇邊界製造緊張空氣。這種情況使得大多數東北軍政要人開始對張此前的強硬態度產生疑慮，張在東北高層當中頗為孤立。何成浚到瀋陽後即發現：東北高層內部「除漢卿以外之重要人物對外交當局之辦法多懷疑，並極不願有軍事行動」。

這種孤立，讓張學良的態度漸有改變。1929年7月22日，張致電蔣介石，希望其考慮周全，盡量避免與蘇聯開戰：「就蘇聯國內情勢及國際關係推測，其未必劇敢宣戰。惟某方（指日本）處心積慮，惟在坐收漁利。值此甫告統一之際，元氣未充，百務待舉，但有避免紛爭之術，總以避免為宜，非為東北一隅而言，實為全國前途著想，否則強鄰伺隙，一觸即發……恐權不在我。」張同時批准東北地方當局私下與蘇方和談，並致電南京解釋：「涉及到中東鐵路以外的各重要問題，自當仍由中央進行交涉。惟中東鐵路問題畢竟為一局部問題，則不如先由地方徑與商洽，即一時未能解決，亦尚有迴旋餘地。」

稍後，張更明確顯露出了對蔣的強硬態度的不滿：「主權問題彼焉能輕於讓步？謂狡黯如俄，能俯首聽命乎？天下事理想與事實往往不能一致。與其希冀遠大，以致未獲其益先受其損，似不如解目前糾紛徐圖將來進展為得計謀。」張還求助閻錫山，希望其規勸蔣介石：「對俄問題，我公曾建議中心以外交手腕解決為上，洞見癥結，至深欽佩。……敬乞貫徹初衷，代向中心建議，力謀以和平方法解決一切。」略言之，從1929年7月底開始，張已經不再強硬，而極力謀求和平手段解決問題。

2、蔣介石也不願與蘇聯開戰，但拒絕任何妥協，使張學良左右為難

針對張學良的和談意向，蔣介石的態度很明確：絕不能向蘇聯示弱，也不宜與蘇軍直接對抗。蔣從四個方面回應了張學良的和談請求：

（1）堅持認為「蘇聯決不敢對我國開戰」

7月19日晚蘇軍開始向中方守軍開槍開炮，並扣留黑龍江上的中國船隻後，蔣仍斷言蘇聯決不敢對中國開戰：「詳察國際形勢，俄無開戰可能，昨日綏芬飛機與炮聲是其仍以恫嚇性質，我軍前方部隊須以極鎮靜態度處之。」這並不是對張的安慰之詞，蔣確實相信自己這一判斷。如在22日的日記中，蔣寫道：「此彼之恫嚇慣技也，余惟一笑置之。」此後，蔣還多次發電報給張學良打氣：「以現勢判斷，俄實外強中乾，彼除用利誘威脅之外，再無其他方法。如正式開戰，乃正彼所忌。兄能多一時之忍耐即增多無窮之國威，且表現吾兄政治之能力，不久在國際地位上將生莫大之影響。」

（2）告誡張學良對蘇軍的挑釁行為要剋制

蔣一再致電張：「即使其向我國境內進攻，則我軍非引退於集中地點，準備完畢後，不可與之接觸。此時當力避衝突也。」「集中於預定之防禦線，暫取守勢，不可在邊境與之對抗」。

（3）訓誡張學良一定要於中央保持一致，不可私自與蘇聯方面和談

對張學良私下與蘇方和談的舉動，蔣十分惱火。他在日記中寫道：「蘇聯離間我中央與地方之感情，張作相不察，竟提條件，恢復甦聯之權利，而張學良既恐蘇聯開釁，又畏日本乘機議和，惟恐不及，毫不知權衡輕重利害，以致搖動中央方針。嗚呼！」蔣在電報中提醒張學良：「防俄利用中央與地方之分，彼乃從中挑撥取利……使我中央與地方對俄方針分歧，步調不一，致外交失敗，反為其所操縱。故凡既經由中央接手之外交，無論如何困難，必須認定中央為交涉對手，以保國家威信。」要求張學良必須與中央保持步調一致，不能有私自謀和。

（4）堅持對蘇強硬態度

蔣公開聲言：「蘇聯今獨敢以最後通牒加於我者，豈非蔑視我國之無人，乃以次殖民地視我國耶？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此中正平日所為垂涕而道於邦人君子之前。……此次事件為我國力爭獨立平等之關鍵，非舉國一致，共同禦侮，更無以自存於世界。」

蔣的回應並不能消解張的不安。張仍對南京反覆申說開戰不妥，甚至一日數電。如：

「中央成竹在胸，非管蠡所能窺測，惟三省一經出兵，費用不貲，財政枯竭力實未逮，並受大雨之影響，路電損壞甚多，修復所費極巨，交通因以停滯，萬一竟至決裂，實屬萬分困難。且東北與俄接壤，綿亘千里，現防禦所及者，僅在東路兩端綏芬河及滿洲里之一帶，而近來俄人率由陸路交界處節節進窺，顧此失彼，極感困難，此防不勝防者一。中日韓俄之共產，分布東北各省，一旦有機會可乘，勢必到處爆發，不易遏止，此防不勝防者二。」

非止如此。因日本控制著南滿鐵路，並可以左右負有日債的四洮鐵路。一旦對蘇開戰，張連運兵都將受制於人。張認為「多撐持一日，即多一日之損失。且恐發生意外，收拾愈難」；蔣則始終堅持不肯妥協。

3、和談破裂，中蘇戰爭爆發，東北軍因實力不濟慘敗

中央與地方步調不能一致，張的「和談」難有實際效果。蘇聯亦對和談失去了耐心。8月6日，蘇聯軍事委員會命令駐紮在遠東境內的全部武裝力量合并為一個集團軍，命名為「特別遠東集團軍」，任命布留赫爾為集團軍司令。布留赫爾即曾出任廣州國民革命政府總軍事顧問的加倫將軍，對中國軍隊人員素質、武器裝備、戰略戰術了如指掌。該集團軍按戰時標準，補足了員額，並配備了蘇聯當時最好的裝備，僅戰機就有69架。8月15日，張學良正式發布動員令，組成兩個防俄軍。19日，成立滿洲里防俄軍前方總指揮部。10月，雙方軍隊相繼到位，軍事布置基本就緒。

隨著雙方衝突一再升級，最終引發了蘇軍對中國東北邊境連續3次大規模進攻：10月12日至11月2日的同江之戰、11至17-18日的密山之戰和11月17-20日的滿洲里-扎責諾爾之戰。這次邊境戰爭歷時40餘天，蘇軍大獲全勝。中方則損失慘重：陣亡約1500人，傷約1000人，被俘約8300人，被俘者有西北戰線的總指揮梁忠甲及其下屬約250名東北軍軍軍官。在扎責諾爾戰鬥中，蘇方僅第35步兵師就俘虜了中方42名軍官和998名士兵。在同江戰役中，中方的7艘戰艦被擊沉，約500名官兵陣亡，數千人被俘。蘇方各次戰鬥過程中當場陣亡及在救護撤離階段因重傷死亡者僅281人；受傷、受震傷、凍傷者（不包括無需人院治療的輕傷者及病人）則為729人。張學良後來如此形容這場戰爭：「那一仗打的慘了，我們有一個旅全滅，是姓韓的，韓光弟的旅全滅。旅長、團長，自殺的自殺，陣亡的陣亡，全旅覆滅。」蘇聯進行「懲罰性」戰爭十分殘酷，作戰地區所有軍隊的營房、堡壘以及通訊設施等各種軍事目標徹底毀掉，蘇聯空軍還對一些東北邊境城市實施狂轟濫炸，「位於中東鐵路東端的城市綏芬河，幾乎被蘇聯的大炮和飛機夷為平地」，同江被炸成「一片焦土」。

受制於國際環境，蘇軍在中蘇雙方達成和平協議後就撤出了中國境內。對此，蔣介石在事後有深刻體認：

「蘇聯外交乃真有見識，彼在五年計劃未完成以前，絕對避免與任何國家尤其是日本發生衝突，故當時中俄戰役，俄人亦急於收束不敢南犯」。

4、蔣介石窮於應付國內反蔣勢力，張學良接受城下之盟

東北軍遭受蘇軍打擊損兵折將時，蔣介石正窮於應付反對勢力。一方面督促張學良對蘇強硬，一方面要求張向其提供重炮營以助其贏得內戰。應蔣的要求，張曾在同江之戰中撥出整列軍火支援蔣馮作戰前線。蔣承諾的竭東南之兵力、財力做東北後盾，則未兌現。對此，張學良十分不滿。軍事失敗後，張繞開中央直接與蘇聯談判，並直接發電告知蔣介石，要求其同意「先由地方接洽，緩提國聯」，以免節外生枝。隨後，張聲明同意恢復甦聯在中東路的權益。12月22日，雙方簽訂《伯力協定》，決定「兩國息爭；俄兵退出滿洲里一帶；中方解散境內白俄軍並驅逐其將領；中東鐵路恢復到本年七月十日以前中蘇共管狀態；彼此釋放被俘軍民，重開俄、遼領事館；蘇方推薦魯德、簡尼索夫為中東路正、副局長。」

國民政府認為《伯力協定》超越了有關中東鐵路的範圍，主張部分或全部否定，對受命主持交涉的蔡運升，須「嚴加議處」。對此，張學良極為不滿：「南京只管叫我們打，什麼也不管。打既然不行，就得和吧，可是南京又不叫我管和的事、這簡直是整我們呀！」南京不簽字則協定無效，蘇聯則堅持嚴格遵照《伯力協定》。雙方你來我往又開始曠日持久的談判，先後共交涉25次，始終未能達成協議。「九一八」之後，蘇聯以一億四千萬日元將中東路權售與「滿洲國」。

圖：張學良和蔣介石

日軍與蘇聯合謀，坐收漁利

此次中蘇大戰，蘇聯大獲全勝，在旁窺伺的日本也是大贏家。日本一方面幫助蘇聯軍隊打擊東北軍，另一方面趁機窺探東北軍實力，為其兩年後發動「九一八」事變做足了準備。

1、「日本與蘇聯合謀；日本為蘇軍的行動設定了時間和範圍」

中東路事件發生之初，日本外務省一面宣布奉行「中立不介入」政策，謀求恢復中東路原狀，保持中蘇紛爭長期化，這有利於日本。具體到當時局勢，日本主要目的在於阻止中國或蘇聯一方獨大：「既防中國奪路成功，助長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威脅日本在南滿的特殊地位；又防蘇聯大力反擊，在滿洲引起戰亂，為美國插足滿洲提供機會。」

日本中立一度讓蘇聯對其態度心存疑慮，所以中蘇斷交初期蘇聯雖然陳兵中蘇東段邊境，但遲遲沒有下決心發動進攻。但隨著局勢發展，日本的態度開始愈發明朗，不斷向蘇聯釋放不會幹涉蘇聯出兵的信號。探知日本的真實立場後，蘇軍的大規模進攻隨之開始。中東路事件期間，密切觀察事態發展的美國大使對日本與蘇聯配合默契印象深刻：「日本決定了中東路爭端的整個進程；日本與蘇聯合謀；日本為蘇軍的行動設定了時間和範圍。」

2、借中蘇戰爭之機，以保護權益為由，日軍大規模向東北增兵

據張學良8月2日發給蔣介石的電報稱：「日本為鞏固南滿勢力，南滿路已集中五千餘人，聞陸續尚有增加。長春日領通告南滿路各地知照，並由關東軍司令部，在長春建築大規模陸軍營房，建築費一百餘萬元，工人一千六百餘名，擬八月中旬開工」。日本也有報道稱：「增派炮兵二大隊一千八百名，分駐鐵嶺及鞍山站，日本在滿洲之兵力因此次增加，達一萬三千名」。

除大規模增兵外，日軍還趁東北軍應付蘇聯之際，在瀋陽附近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據東北軍當局報告稱：「在此中俄國交吃緊，人心浮動之際，關東軍司令部，懷有特別作用，突令駐全滿日軍作長時間之圍城演習。長春日軍第三十八聯隊，且於昨夜越出租界，舉行夜間行軍。事先即未通知我地方當局，事後則踐毀田禾甚多。所經村屯，莫不飽受虛驚。日本松井司令於7月18日，由大連來長，檢閱軍隊。瀋陽日軍第三十三聯隊之包圍瀋陽演習，將全軍分為攻守一隊，互換演習。日人直以瀋陽城為其目的物矣！」8月18日，「日軍四千人，前昨在沈城四周演習作戰，意在示威，我國民眾團體人憤，促交涉署向日方速提抗議。日軍不俟抗議書提出，今復在沈垣城外，演習炮戰槍炮聲不絕。日人這種肆無忌憚的橫行，不啻就是武力侵略的先聲。」

3、阻止東北軍通過南滿鐵路向中俄邊境運送軍隊和武器

蘇聯陳兵中國邊境之際，張學良的兵力運輸曾遭日軍干擾：「滿洲日軍司令部已訓令南滿鐵道不得裝運中國軍隊及軍械，亦不許中國兵穿行南滿鐵路區域，准解除武裝者及由當地日兵司令核允者，得以通過。」8月21日，「中國運兵火車現為南滿路日員所阻，不能駛過長春車站。中國當局刻正築一枝路，使吉長路與中東路連接。」又據文匯報說：「聞赤俄軍隊中有日本軍官數人。外傳日俄已有成約，日本允助蘇聯，俄國則允將北庫頁島之漁業利益讓與日本。並聞日本反對關國提議干涉中俄事件雲。」，此外，日軍還向蘇聯提供糧食等援助。美國助理國務卿詹森認為正是日軍的做法「迫使張學良迅速屈從蘇聯壓力」。

4、東北軍大敗，「引起日本人的輕視，認為東北軍不堪一擊」，刺激了日人的野心

日軍從中蘇大戰中撈取的最大好處，在於藉此探知了東北軍的真正實力。此前，雖然東北軍與日蘇相比處於弱勢地位，但張氏父子坐擁30萬大軍，陸海軍齊備，擁有較完整的軍事體系，蘇日任何一方都不可等閑視之。「中東路事件」後，日本對東北軍的蔑視迅速加深。如日人林三郎在描述「中東路事件」時寫道：「張學良將軍的東北軍，簡直是烏合之眾。他們只靠人多，可是一受到蘇軍攻擊，便即潰逃。之所以如此脆弱，是由於裝備陳舊，官兵素質低下，教育訓練不足，鬥志不旺，團結力弱等因素所致。」何柱國也說：「這（中東路戰爭）引起日本人的輕視，認為東北軍不堪一擊。」日本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和關東軍主任參謀石原莞爾等在此期間組織了「參謀旅行」，回來後石原莞爾奉命起草了《關東軍佔領滿蒙計劃》，對中國軍隊的戰鬥力也是極為輕視。而這一計劃，正是後來「九一八」事變的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