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與蘇伊士運河危機

二戰後，趁蘇聯百廢待興，處於戰略守勢之際，1950年5月，美、英、法三國外長在倫敦舉行會議，探討下一步的中東政策。會上，三國一致同意以武力維護自身在中東的利益，同時反對一切外部勢力干涉中東事務。作為會議成果，發布了《三國宣言》。

此《宣言》一出，立即遭至蘇聯譴責。蘇聯認為這是帝國主義企圖永遠奴役阿拉伯人民的帝國協定，並表達了支持阿拉伯人民獨立鬥爭的意願。

不過，此時的蘇聯也僅是口頭上的斥責，在行動上仍然克制。畢竟，在冷戰初期，蘇聯事實上並不具備與美國抗衡的戰略實力。斯大林作為超一流的地緣政治大師，深知美蘇兩國在二戰甫一結束時國力的巨大差距，在一系列的地緣戰略問題上保持克制。以口頭恐嚇為主，私底下默默捏緊拳頭，等待時機，避免與美國的直接對抗。在土耳其、在伊朗，蘇聯亦能讓就讓，即便面對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組建「中東司令部」亦多坐視。

然而一個月後（1950年6月）的朝鮮戰爭的爆發，使得斯大林得以重新評估美蘇之間的戰略對比。中國人民志願軍所展現出的強大戰鬥力，不僅是中國軍事傳統的結晶，亦是共產主義組織體系的先進性的體現。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戰將美國軍隊釘在了東亞，同時亦打破了美國不可戰勝的神話，撕破了美國「紙老虎」的外衣。正如彭大將軍所言：「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佔一個國家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朝鮮戰爭不僅打出了中國的聲望，亦宣示著西方列強不可戰勝的神話破產，極大激勵了世界反帝國主義、世界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

朝鮮戰爭的「蝴蝶效應」很快就傳遍了世界，1952年7月，納賽爾領導的「自由軍官組織」發動革命，推翻了法魯克王朝，撬動了中東民族解放運動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

1955年的萬隆會議標誌著世界民族獨立運動的號角吹響，並將愈演愈烈，中東地區民族主義熱潮亦迎來新的高峰。為此，西方列強聯合中東君主國組建了巴格達條約組織。表面上看這個組織是防禦蘇聯滲透的軍事體系，但事實上亦是為了壓制50年代在中東愈加興起的民族解放運動。

中央條約組織（前身為巴格達公約組織）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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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列強原本希望通過巴格達條約組織，一方面能在北邊抵禦蘇聯，另一方面能夠孤立埃及，將納賽爾的視線轉移至非洲，達到「禍水西引」的目的。但卻未曾想，這遭至了蘇聯與埃及的共同反對，同時加快了蘇聯與埃及的攜手合作。

一、蘇聯的應對

同樣是在1955年，蘇聯對中東的戰略發生明顯轉變。一方面是為了應對巴格達條約組織，另一方面是蘇聯新領導人赫魯曉夫上台。赫魯曉夫不同於審慎的斯大林，更為激進，甚至好走極端，但卻無斯大林操弄權勢的功力。在50年代初期，蘇聯經濟迅速復甦的情況下，赫魯曉夫的膽子也就更大了一點，外交上邁出的步子也更大了一些。

赫魯曉夫在聽聞巴格達條約組織成立之後，加大了對中東國家的援助，並高舉中東民族解放的大旗，以期從內部瓦解巴格達條約組織。與此同時，納賽爾的舉動給了赫魯曉夫按下楔子的機會。

納賽爾（中）與赫魯曉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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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5月，埃及政府向蘇聯質詢，能否向埃及提供軍工援助。赫魯曉夫隨即表示會盡全力滿足埃及的各種要求。7月，蘇聯派遣謝皮洛夫（後任蘇聯外長）前往開羅，與埃及政府達成包括200架米格戰機、100輛坦克、6艘軍艦及其它重型裝備在內的一攬子的軍工協定。

此項協定一出，徹底震撼了西方世界。納賽爾在簽署協定後欣喜地表示「這項不附加條件的商業協定不會為蘇聯或外國勢力開闢道路。相反地，這意味著長期壓迫和統治我們的外國勢力的根除。」在外交辭令的背後，是蘇聯紮根中東的開始。

在得到蘇聯支持後，納賽爾的野心亦急劇膨脹。1956年7月，埃及未待英軍全部撤離埃及，就宣布將蘇伊士運河公司收歸國有，公司全部財產移交埃及，從而引爆了「蘇伊士運河危機」。

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更是將推翻西方勢力的熱潮發展到了高峰。此時，作為反對西方的山頭——蘇聯，正式登上戰後中東國際政治的舞台。

二、蘇伊士運河危機

爆發「蘇伊士運河危機」的直接原因是1956年7月，英美撤銷了針對阿斯旺水壩的援助，此舉激怒了納賽爾。納薩爾意圖以收回蘇伊士運河的管理權對英美施壓，同時亦能將蘇伊士運動所帶來的巨額「過路費」收為己用。

英法為奪回蘇伊士運河的控制權，要求埃及接受針對運河的「國際管制」。此舉自然遭到納賽爾拒絕。

在英法向埃及外交施壓的同時，蘇聯則傳達了對埃及政府的支持。蘇聯表示埃及政府把蘇伊士運河國有化的決定是完全合法的。弔詭的是，美國在這場危機中的態度曖昧，並不向往常一樣支持英法在這場蘇伊士運河中的利益。

最終，英法聯絡以色列，決定單幹。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先發制人，對埃及發動軍事打擊。兩天之後，英法空襲埃軍，準備進軍蘇伊士運河。直到11月5日，英法的地面部隊才登陸，此時距開戰已近一周的時間。

第二次中東戰爭形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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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英法聯軍決定鞏固勝利果實之時，大洋彼岸的美國傳達「命令」，要求英法立即停止在蘇伊士運河的行動。

時任英國首相羅伯特·安東尼·艾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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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早在戰爭伊始，蘇聯就發出了一連串的外交照會和聲明，恐嚇英法以三國聯軍，要求英法同以色列部隊立即停火，否則蘇聯將不得不採取必要措施，使用「可怕的」新武器，以擊潰進犯埃及之敵。同時，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於11月5日亦向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提出，建議美蘇共同出兵制止三國對埃及的入侵。

與此同時，在美蘇控制下的聯合國安理會還以壓倒性的多數通過決議，要求所有外國軍隊立即撤離埃及。

起初，面對國際社會的壓力，英法不為所動，但隨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直接向英國首相艾登施壓，要求英國即刻撤軍。在美國「老大哥」都「拉架」的情況下，英法決定停止在埃及的軍事行動，並於同年12月全部撤離西奈半島。

三、對世界史的影響

此次危機中，老牌的殖民帝國——英國和法國——成為了最大的輸家，這標誌著老牌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在世界範圍內的瓦解，老牌資本主義列強退出歷史舞台，而留下來的將是一種全新的帝國主義統治方式。

作為本此危機中最大的贏家——蘇聯，一方面以反帝、反殖民的姿態成為了中東民族主義者的靠山，另一方面蘇聯亦損失了其政治上靈活性，中東戰略從此被埃及困住了手腳。

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的新貴——美利堅，則順帶假人之手，徹底埋葬了舊帝國，為新世界迎來自己的天地。

隨後30年中，世界上反帝反殖民的熱潮如火如荼，最終徹底瓦解了英帝國、法帝國、葡萄牙帝國以及荷蘭的殖民帝國。歐洲的殖民帝國主義徹底成為了歷史的代名詞，歐洲的政治也開始放棄對外擴張，轉而向內凝聚。不過這種凝聚，在近年又更升格為國家內部的民族意識再統合。歐洲，這個曾經震撼人類300年的歷史地理政治名詞不可避免的落下帷幕。

然而，作為歐洲殖民帝國的副產品——民族主義——其熊熊烈火仍在中東大地燃燒。中東國家爭取民族獨立，爭取真正的民族解放，一直是自下而上的最基本的社會共識。它既是凝聚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亦是社會動員的基礎。對中東的各民族來說，長達300餘年的殖民統治的鎖鏈在蘇伊士運河危機中被打開了一個缺口。殖民者的勢力終將被清除乾淨，20餘年後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即是這場運動的高潮。

不過，成也民族主義，敗也民族主義，當蘇聯退下民族主義支持者的面紗，轉變為新帝國主義者之時，蘇聯在中東的歷史使命也便走向了終結，迎接它的將是潰敗。此是後話。

參考文獻

國際關係研究所. 中東問題文件彙編[M].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8.p160

今日主筆 / 蔣旭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