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衛禮賢經歷的義和團運動

翻譯：黃雪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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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著名漢學家衛禮賢（理查德?威廉）的夫人莎樂美?威廉於1955年在德國出版傳記《衛禮賢——中國與歐洲的精神使者》一書，為中國讀者和衛禮賢的研究者提供了寶貴的史料。以下譯文來自該書第二卷部分章節，講述的是1900年和1901年衛禮賢在山東青島等地區的所見所聞。

本文系首次中文發表，譯者為華東師大德語系黃雪媛女士。

衛禮賢

「即墨城在一條河邊，一群男孩在河裡嬉戲。我的中國僕人馬克斯帶我走進一家客棧。馬兒有了歇腳處，人住的地方像個煙熏火燎的洞穴。房裡有個木架子，我們把帶來的被褥鋪在木架子，就成了床鋪。房間里唯一的傢具是一張桌子。被煙熏得發黑的牆壁上留有從前的紅漆字痕迹。糊窗戶的紙也破破爛爛，被風吹得嘩啦作響。客棧的夥計送來了一壺熱開水，喝下去確實讓人精神一振。山東人不喝茶，他們更偏愛喝熱開水。客棧還送來了些類似餅乾的茶點和水果。我休息了片刻，馬克斯去看望了他的雙親，之後我們就在城裡逛了逛。即墨和膠州差不多，但城市更小一點，也更乾淨舒適。我們在幾米寬的石頭城牆上轉悠。地勢較高的房屋和寺廟門口，一些做工的人坐在門檻上休息。城牆石頭的縫隙間瘋長著草和灌木。幾個小男孩在山上喂一匹馬吃草，一切都美好愜意。

我給地方官送去了我的名片，但他託病不見。後來我聽說這位地方官對德國人不太客氣。在我到達後的幾個鐘頭里，城裡能見到的唯一的歐洲人就是我，我並沒有感到當地人對我有絲毫的敵意。相反，我發現，雖然我只能勉強說幾句漢語，但此地的人卻很容易跟我熟絡起來。

傍晚，馬克斯回家歇息，我和客棧門外的小販們一起坐了一會。沒多久就圍上來一大群孩子。我剪紙給他們看，剪出各種形狀送給他們。年長一些的人也來了，他們對我都十分友善，孩子們最後甚至都捨不得離開了。當天的晚餐是一隻水煮的雞，花了我大約十五芬尼的錢。雞的味道很不錯。夜裡，我被各種各樣的昆蟲騷擾，沒怎麼睡安穩。尤其可怕的是長腳蚊，它們吹著長號在空中嗡嗡飛舞。屋旁還住著八頭驢子，一旦其中一頭叫起來，其他驢子就受了感染似的齊聲叫喚，吵鬧不堪。所以，當黎明來臨，院子里傳來人聲﹑水桶的碰撞聲和牲畜跺腳的聲音，我反而暗自慶幸。我和他們高高興興地道了別，還留下了我的名字。這樣的旅行能夠真正了解中國人的生活，因而十分值得。」

在中國的第一年，理查德並沒有經歷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春天。沙塵和乾旱讓一切生命萎靡不振。儘管如此，他還是發現了不少當地風景的魅力所在。「我剛剛去克拉拉海灣的小山上散步了（克拉拉是施拉邁爾博士太太的名字，她是最早來青島的德國女性之一。在官方正式命名這個海灣為奧古斯塔維多利亞海灣之前，它一直叫克拉拉海灣）。這裡的沙灘很淺，正值退潮時分，地面乾燥，沙子細潔光滑。海灣地處幽僻，被幾座海水侵蝕嚴重的孤崖環抱著。遠處的梓樹叢掩映著一個小村莊。除此之外只能看到深藍灰的天空和墨綠的大海在天際線處交匯。海面遠處，幾處島嶼淺淺的輪廓若隱若現。近處岸上有一條細細白白的線，那是波浪均勻捲來又退回大海所留下的痕迹。眼前的風景就像是伯克林的畫，給人如此深沉和諧的氣氛。歸途中，火紅的太陽漸漸落下，圓弧形的雲層下端絢爛得像要燃燒起來，海水被染成了紫紅色。遠處的山脈也變成紫色了，如同一抹輕煙。深綠的天幕映襯著紅色的霞光……」

在六月的日記里，理查德寫道：「漸漸感覺到雨季逼近。今天一整天都暴雨如注。暴雨的後果相當可觀。我屋前的街道變成了一片窪地。中國人穿著稻草編織的雨衣，深一腳淺一腳地淌著水，尋找一條可走的路。我房間的天花板上已經有幾處滲水，但這點小災對花之安博士的房子來說還僅僅是開始。這些日子又飛來了數不清的蒼蠅，它們像沙漠的塵土般團團飛舞。吃飯時，我總要戴一頂帽子，因為蒼蠅們喜歡停在我剪了短髮的頭頂。它們像一團黑雲一樣撲向飯菜，怎麼趕都趕不走。為了至少能睡個安穩覺，我在床上支起了蚊帳。然而帳子裡頭的蒼蠅和外面的一樣多，蒼蠅們在和我頻繁過招中已經練就一身功夫，絕少被我一下擊中。但這也有一個優點：蒼蠅們一旦醒來，就會不斷騷擾我，催逼我起床——而它們醒得很早。」

五月份開始動工造屋了，屋子建成後可供兩家人居住，花之安一家和我們。我們的新家建在青島外圍的一座山上，屋前還有很大一塊地皮，離附近的村莊很近。那兒風景極美。從住所可以俯瞰遠處的群山和大海。山上也有柏林傳教團名下的地皮。六月，我和總督開始商談建造臨時教堂的事宜。雖然教堂已經從跑馬場遷到一個至少能讓大伙兒坐下來的大橋倉庫里，但還是不能滿足人們做禮拜的需求。

中國的總理衙門（位於北京的外交機構）和山東省總督府終於給德國人頒發了開發煤炭和礦物資源以及修建鐵路的許可證，青島的經濟發展和與此休戚相關的德國殖民地的未來得到了保障。第一份德國報紙「德國——亞洲嘹望」發行了。它的第一份號外刊登了一則消息：「排字工人逃跑了，任何人都不得僱傭他！」

之前，為了平息修建鐵路引起的山東內陸的騷亂，德國方面已經派駐士兵入駐膠州，六月底又派了一個分隊進駐更處腹地的高密，那裡的居民群情激憤，把德國人的測量柱都給拔了。

雨季來臨，也帶來了更多的疾病，駐紮部隊的士兵中流行病爆發。那時有一支將近1500名士兵和軍官組成的部分。最近一段時間，幾乎每天都要舉行一次葬禮。一個160人的連隊，現在只有30到40個人能出操，其餘的人都病倒了。夏天的頭兩個月，青島的本地居民中正爆發斑疹傷寒，海灣戰艦上的部隊被全部隔離。

不幸的是，花之安博士也病倒了。他的病情日趨嚴重，海因里希王子當時正和巡洋艦中隊的部分士兵一起，便把自己的貼身醫生派去給他看病，另外又派了一個護工，分擔理查德的護理工作。但花之安博士還是死了，死於痢疾。理查德成了青島傳教團的唯一代表，他肩上的責任加重，日常事務也更多了。終於他也染上了病。他與疾病做了幾個星期的鬥爭，但病情並未好轉。十月初，醫生命令他必須卧床休息。在他養病期間，從上海來了一位名叫克朗茨的牧師臨時頂替他。這位牧師給傳教團發了電報：「理查德患慢性病，請立即派一位神學研究者來。」理查德到達青島後不久就作出過決定，他想離開牧師局，請求柏林方面找一位替代者，能讓他專心研究中國和中國人，並致力於德中兩國的聯絡工作。

十月中旬，理查德前往上海，希望氣候的改變能治好他的病。他寄居在克朗茨牧師家，得到了最好的照顧。他原本計劃在上海停留八到十天，卻一直待到了11月底。在發自上海的一封信中，理查德寫道：「養病的頭八天，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悶頭大睡。當我一日醒來後發現又已經是禮拜天了，我完全無法相信自己竟昏睡了這麼多日子，只能聽信別人告訴我的這個事實。——這是一種奇怪的感受。光是這點就足以說明我的健康狀況已經大大起色，我得尋求其他的幫助了……」

「康復期的我食慾旺盛，一日三餐都狼吞虎咽。我從報紙上了解三餐之外的日常事件，從傳到我那間安靜小房間里的街市聲音里，了解上海這座城市特有的中國和歐洲風格混雜的生活方式，上海五彩繽紛的生活形態進一步證實了歌德「東方文化和西洋文化無法再分割」的觀點。而且讓人詫異的是，那些街市聲音提供的信息竟能如此豐富：早上當我透過百葉窗縫隙看到黎明來臨，只要用心體會，那就是一幅富有詩意的畫面；一切都是那麼獨特，南邊天空，一彎新月還在穩穩地上升，後方的中國人居住區的公雞卻已經在啼曉，遠處有隻狗在叫，還聽到街上傳來孤獨的腳步聲，這一切都讓人想起遙遠的來自童年的聲音。遠處停泊著輪船的水面上傳來猛禽發出的尖叫聲，一條即將起航的輪船拉響低沉的汽笛聲。終於，街道上愈來愈熱鬧，車水馬龍，一輪紅日鑽出低低的晨霧，升上廣闊而明凈的天空。 我的思緒漸漸飄遠，飄向西方，似乎一切都如同發生在昨晚……」

理查德回到青島後，住進了福斯坎普家，這樣他就能繼續得到女性的照顧。和傳教士們的交往並不總是輕鬆的。理查德寫道：「當我看到傳教士們之間的差異和爭吵，並注意到他們究竟為什麼而爭吵時，我總有些奇怪的感覺。其中一個爭論話題圍繞著「上帝」的翻譯，他們為是否要保留「上帝」這個古老的對「神」的中文稱謂（中國人知道神和一般神仙菩薩的區別，皇帝還每年供奉他），還是使用「神」這個中文詞而爭吵不休，即使這個詞更多含有「幽靈」的意思。傳教士們分成了兩大對抗陣營。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柏林的傳教士們在翻譯路德的教義問答書時出現了重大分歧：到底應該遵循路德的十誡，還是其他宗教改革派的十誡？傳教士中也有特立獨行的，他們似乎遠離一切團體活動，在美國和英國的傳教士中常遇見這樣的自由派。如果上帝的事業在這裡能得到發展，那麼我相信，這一定源自一種願意為上帝奉獻一生並甘願受他掌控的力量。」

沒多久，理查德又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在克朗茨牧師必須返回上海之際。他需要制定在大鮑島的一個建築計劃，那裡有塊傳教士協會名下的地皮，需要造一個學校和一個接待所。

聖誕節來臨之際，一座為德國人臨時搭建的禮拜堂落成了。平安夜當晚，駐紮部隊官兵和平民一起參加了在教堂舉辦的慶祝活動，氣氛十分歡樂。然而，理查德在晚餐和洗禮活動結束後卻寫道：「要繼續遵循教會的風格來組織這些活動是一件很傷腦筋的事。分發聖餐的工作對我來說很不輕鬆，我越來越明白，不應該花太多精力搞這些教會事務。因為教會對於這裡的人來說，完全排除在私人生活之外。家裡的情形也差不多。國家最高教會監理會的外派傳教士就是個跑龍套的角色，比如他們取消了法特爾的牧師頭銜（監理會認為他屬於社民黨派，要求他放棄牧師的頭銜和地位），這些事都是那麼落後而可笑。 我從一位研究教會現狀的熟人的信中得到一個明白不過的印象，那就是教會仍在為某些在我們這個年代無需上帝准許的事情而爭論不休，我已經無法從宗教意義上理解那幾位死守著路德教嚴格教義的柏林傳教士們。然而我和他們日常相處卻很多……」

德國教堂原本是作為軍隊的禮拜堂而建造，供兩大教派使用。總督府也准許平民進禮拜堂。理查德還需要為組建教區社團做些工作。整個冬天，禮拜堂里舉行了幾場學術報告會。理查德做了第一個學術報告，關於天文學。天氣寒冷，德國學校的教室里無法上課，便把教學地點搬到了新建成的「海因里希王子酒店」的兩個房間里。

1900年二月中旬，理查德搬進了新家。他寫道：「房子內部還需要繼續裝修改進，但已經非常漂亮了：房屋地勢高，通風光照都不錯，早春的陽光溫暖明媚。站在房內，可遠眺藍色海灣和綿延青山，山谷里還有積雪……」

這段時間裡，傳教士協會也作出了選派第二名牧師來青島的決定，這樣一來，理查德就可以從教會事務中脫身，全力研究中國學，並投身於和中國人相關的工作。在一則日記中他寫道：「我目前正讀一本關於一個古代中國人的書，他的名字叫墨翟，也叫墨子。他是兼愛思想的代表人物，並在這一思想基礎上形成了十分接近社會主義的主張。但他的學說遭到了儒家信徒尤其是孟子的抨擊。由於孔孟學說成為了中國的正統教義，所以，在中國的學校里，墨子就被刻畫成了邪惡的異教徒，除了他的名字，沒有人真正了解他。而我卻對他很感興趣，至少我想先從好的譯本入手來了解他的著述。」

1900年春，理查德的生活發生了一些變化。「四月中旬」，他寫道：「我滿心喜悅地迎接舒勒爾牧師的到來。我和他共事一周，成果斐然，我把德國社區的那塊工作移交給了他。四月底，我前往上海迎接兩位女士。」因為舒勒爾牧師乘坐的軍隊運輸船不接納女士，舒勒爾太太無法隨丈夫一起乘船，所以她便和我結伴同來。」

「五月七日我們舉行了婚禮，我們在哈克曼牧師家舉行了一個小範圍的婚禮儀式。在上海停留期間，我們參加了德國教堂的奠基儀式，海軍上將本德曼出席了慶典。我們還去了好幾次上海老城廂。終於在5月12日清晨，在我來中國一年之後，我們回到了青島。我們先是忙著布置新家，分派各項工作，但很快就完成得差不多了，我終於可以專心做中國研究了，我太太也開始在一位中國老師那裡學習。」

但我們的新家布置只維持了短短几日。5月25日晚，天氣悶熱，天上飄移的雲層閃著奇異的光。夜裡下起了大暴雨，狂風裹挾暴雨，沖毀了屋子的圍牆，雨水灌入屋裡，所有人都忙著掏積水。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暴雨下得越來越大，但我們還沒有意識到真正的危險。我記得，當時我們剛在桌邊坐下，住在我們附近的一位上尉，也是我們的友人，派了一名隨從過來，通知我們儘快收拾東西。上尉是個風趣幽默的人，我們以為他在開玩笑，就讓那名隨從也帶回一句玩笑話。可沒過多久，隨從又出現了，這次他還帶來了六名士兵。他們遵照上尉的命令要幫我們收拾轉移，我們這才相信情況危急。我們迅速地轉移了傢具，畫，地毯，重點搬遷對象是花之安捐贈的書籍，這些書才剛整理擺放好，現在又不得不把它們搬出圖書室，暫時轉移到房屋的西半邊，那裡還比較安全。理查德帶了幾個膽大的中國人去加固油氈。屋頂上的橫樑已經開始晃動。然而暴風雨勢不可擋：只聽一聲巨響，東半邊的屋頂被狂風席捲而去。當時一名木匠正要爬過去扯住油氈，幸虧理查德及時叫住他，不然他毫無疑問也會被狂風捲走。緊接著，山牆轟隆隆地倒塌了，煙囪從房頂墜入屋內，屋頂的部分橫樑折斷，一直摔落到底樓。暴風雨肆虐了整整一天。

青島城內受災嚴重。在還沒得到我們房屋受損的消息之前，我們的德國建築設計師心高氣傲地穿過大街小巷，斷言他設計的房子絕對安全無虞。前來探望的鄰居太太們想表達惋惜之情，卻驚訝地發現我們並沒有在悲嘆抱怨，而是正忙著和學生們一起布置還未倒塌的那一半房屋。幾乎整個夏天我們都忙著修葺受災的房屋，但我們還能騰出點地方，安置了一戶從山東內陸來青島避難的傳教士家庭。

此時，在中國的北部爆發了義和團運動。北京城被義和團拳師包圍，他們殺害了德國大使，在北京的德國人命運叵測。中國各地的部隊集合起來對抗義和團。青島也拉起了一支志願兵隊伍。等了幾個星期，他們沒等到義和團，隊伍便解散了。總是不斷有人提醒我們：我們的住所地點這麼暴露，我們必須準備自衛的武器。我們卻不願相信這樣的保護措施有什麼用。但自此，每天夜裡，只要一聽到有什麼奇怪的聲響，我們都會被嚇醒，屏息傾聽樓下花園裡的動靜，直到確定一切如常才安心。有一天夜裡，我們聽到了腳步聲，聽得真真切切。理查德悄悄走到頂樓的陽台，大聲喝問下面是誰。底下傳來的聲音怯怯的，原來是我們的僕人，因為天氣炎熱的緣故，他把睡鋪挪到了底樓的陽台。

這一年的夏天就在一連串驚險中度過，我們還不知道與義和團的交戰會有什麼樣的結局。理查德滿懷熱情地投身於學習和研究中文，現在的他不會再被教會公務牽扯精力了。有一天，來了兩名中國學生，請求他教他們德語，他便開辦了一個德語班。剛開始時，他在客廳為學生授課，後來學生數量增加到14名。還有一些病人也上門尋求理查德的幫助。最初，病人被安排在僕人院子里，由一位在長老教會學過醫學，尤其擅長眼科疾病的老師為他們做一些必要的治療措施。後來，由於一些病人的病情不適合馬上送走，我們便騰出了幾間本來打算安置僕人家屬的房間，作為臨時病房。就這樣，在理查德放棄牧師工作的第一個夏天，中德文研修班和花之安醫院初具雛形。

隨之而來的一次災害性天氣差一點又毀了我們的家。十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天氣怪異。在去教堂的路上，我們便感覺到即將有非同尋常的災難天氣發生：這天狂風呼嘯，陽光卻很刺眼。等我們從教堂回到家，走到陽台上，就看見天空中烏雲密布，雲層相互追逐。突然，我們發現海灣上空有一片巨大的烏雲，如同豎在海面上的一根擎天巨柱，正緩慢而威嚴地向陸地行進，朝著我們房屋的方向移來，情形十分恐怖。此時，風已完全停息，四下里籠罩著可怕的寂靜。我們眼睜睜地看著那可怕的烏雲靠近，憂心忡忡。突然，它拐了個彎，向中國人住宅區的一條主要街道而去。頃刻間，木板、屋頂和籬笆牆被卷到半空中。龍捲風呼嘯著繼續肆虐，最終消失在山後，那座山擋住了青島老城的視野。緊接著又下起了暴雨。但沒過多久，天空就明凈了。下午我們便能出門，去看龍捲風的災情。這個夏天，屋前的花園也需要護理。這一大塊地皮還完全閑置著，需要鋪路，清理矮樹叢和野草，鋪草坪，種上樹。對這些不平常的工作理查德也是興緻勃勃，一段日子以後，花園看上去十分像樣了。

師生散步之際，理查德有機會接觸中國人。在給德國的家信中，理查德寫道：「我常常和中國人在一起。在街上，我總是被中國人包圍著；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我只是對他們比較友好而已，他們平常很少從歐洲人那裡感受到這種友好。我也有一些愉快的經歷，比如最近有個小男孩送包裹到我家，卻不願收取分文報酬。又比如今天我把一個包裹交給一個腳夫，讓他扛到我家，我給了他工錢，告訴他我家的地址，然後讓他獨自上路。他辦事牢靠，準時把東西送到了我家。這些事都證明了，我們必須首先信任他們，才能發現其實他們也是可以信賴的。歐洲人總是抱怨所到之處遇見的中國人都愛撒謊欺騙。」

有一次我們遠足回來，一名德國海員把我們從海灣那頭擺渡回家，他告訴理查德，他絕對不會像其他歐洲人那樣毆打中國腳夫，他心腸沒那麼狠。理查德和中國人相處時盡量中國化。「入鄉隨俗」的理念在他未來完成重大任務時證明了其重要性。

我清楚地記得，有一天下午，理查德在樓下花園叫我，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訴我。他的內心正經歷著一次巨大的震動。直覺告訴我，他已經作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他的中文老師李醫生告訴他，派往山東內陸的德國部隊讓百姓遭了殃。當地民眾因為聽不懂德國軍隊的命令，不能立即按照指令辦事。要指望德國人有耐心是不可能的，當德國人下令村民拆掉保護村莊的圍牆或者交出武器，村民沒有立即照辦的話，德國人就會槍斃他們。於是發生了一幕幕慘不忍睹的情景：男人們死的死，傷的傷，女人帶著小孩四處逃亡。聽聞此事後，理查德即刻作出決定，前往事發地，調解德國軍隊與當地民眾之間的對抗和不信任。他給中國學生放了假，第二天一大早就出發了。當時還沒有通往山東內陸的鐵路，德國人造的山東鐵路還沒有投入使用。理查德雇了船夫，坐船橫渡海灣前往膠州。讓我們來聽聽他是怎麼說的：「為了鎮壓高密附近的騷亂，德國又增派了一支部隊，我面臨一堆新的問題。德國人嚴厲地懲罰中國人。好幾個村莊都被燒的燒，殺的殺。認識的中國人告訴我，如果能有好心人勸告那些村民不要再做無謂的抵抗，也許就能避免接下來的殺戮之災。毫無疑問，這樁艱難的任務已經擺在了我的面前，而我懷疑自己是否能勝任。但我至少應該試一下，所以我和李來到了騷亂髮生地。

為了不讓當地人產生我是官方調停員的印象，我此行沒有要求德國軍隊保護，而是完全像普通中國人那樣出行。膠州和高密的地方官員善意地為我們提供了轎子和馬車，11月6日，我們到達了高密。高密的官員為我安排了住處，就在衙門對面一處設施相當完善的私人住宅。眼下的形勢和我預想的很不一樣。我原本擔心接近當地人會很困難，他們在德國人嘴裡是一群愚蠢和殘忍之徒。事實上，最大的困難在別的方面。德國軍隊的出現在當地引起了恐慌。女人和大部分男人都逃走了，只留下了一座空城。要是還能找到馬匹，人們就會逃到老遠的鄉下。我不斷聽到傳言，說如今的德國人比當年那位燒殺屠擄的將軍還要可怕，據說這位將軍死後，他的木雕像還繼續發揮威嚇震懾的作用。

我們漸漸地獲得了當地人的信任，可以這裡那裡的幫上點忙。就在我們到達前不久，有個村莊遭到德軍的洗劫，房屋和糧倉被燒毀，倖存者都逃走了。街巷裡不是躺著死狗，就是散落著破布爛衫，景象凄慘可怖。我們下榻在少數還倖存的房屋中的一所，那裡曾經是一個學堂。我們到達的消息傳開後沒多久，一些傷者就被安排到這裡，我們儘力幫助他們。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婦女、孩子和老人，在逃亡時被機關槍掃中。有些人傷勢嚴重，幾乎無法救治。但我們還是成功地救治了很多傷者。有一段日子，我們每天都騎馬去臨時搭建起的一個「野戰醫院」。在探望病人的過程中，我發現，這個村莊之所以落得如此悲慘的結局，有一番緣故。

有一天，我在學堂里發現了一封信件的殘片，內容耐人尋味。該村有幾個想要謀反的村民與附近一帶的義和團建立了聯繫。義和團派了人來村裡，許諾會在關鍵時刻提供援兵，屆時義和團八百萬神勇之師將從天而降。信中還寫有義和團的誓言口號，從中不難看出義和團運動狂熱的神靈崇拜性質。這是一個小範圍內發生的悲劇。儘管村子裡也有人主張謹慎行事，但這不同的聲音終因受到義和團武力震懾和威脅而陷入沉默，就連村裡的女人和小孩也被困住，無法外逃。德國人越來越靠近，槍炮打開了村莊的缺口。村裡的人頑強反抗，但這場戰鬥的結果毫無懸念。義和團沒有派來一兵一卒，村人使用的老舊的槍炮無濟於事，火藥爆炸時傷到的自己人比傷到的德國士兵還要多，德國人一個都沒死。曾經拍胸脯保證的義和團的人清楚地知道這場戰事發生的時間，卻無所行動，這個村莊不得不為盲目的反抗行為而付出沉重的代價。

義和團自稱發源於佛教，是為了保家衛國，抵抗外國勢力而發起的一場運動。但他們的實際行為卻越過了邊界，就連中國朝廷的馬將軍也對他們毫不留情，他的人馬把平度（中國地界）山上的一座寺廟——義和團組織的總部——團團包圍，殺得片甲不留。

我還有其他一些工作需要做。我們不時地做些安撫和規勸的工作。我成功地把地區頭目們，大約有一百個，集中到一起，向他們闡明形勢。他們便寫了一封投降書，在我引領下遞交給德軍將領，德軍將領說了幾句安撫人心的話，便讓他們走了。

漸漸地，其他病人也來找我們治療。我們在一座寺廟裡開設了臨時醫院，高密的居民幫著一起布置醫院。三個星期以後，我回到了青島，我向德國總督先生做了彙報，總督先生仁慈地撥款給我，使我能給傷者一些物質上的幫助。在青島短暫停留後，我和太太一起回到了高密。我太太的出現對當地人起到了決定性的安撫作用，他們也鼓起勇氣把自己的妻兒接回城裡。我太太幫著我們一起分發救濟款。我們目睹了最為苦難的情景，比如一個老婆婆和兒媳還有四個孩子坐在被炮彈摧毀的家園廢墟上，哭成一團；還有很多不知該如何活下去的孤兒寡母們；一個受傷還未痊癒的老婦人正忍受著飢餓折磨。不少人向我們表達感激之情。就連中國官方也向我們提供了救助款，我們用這筆錢來維持醫院的開支。

我和中國官員的接觸也頗有成效。我認識的一位翰林（翰林是最高文學學位）表現出對西方文學的興趣。迄今為止他還沒有接觸過歐洲文化，我向他講述耶穌基督的故事，他聽得津津有味。我希望我能得到這些人的信賴，能超越我的個人而引領他們進入我們所服務並想往的王國。」

傳教士協會派了一名德國醫生支援我們，在迪普爾醫生的幫助下，我們擴建了醫院。之後，我們在高密開辦了一所學校，開設了德語課，還在那個舉兵起義而被炮火完全摧毀的村子裡開辦了一所學校。理查德和當地居民十分親近，當時的山東總督袁世凱派遣他級別最高的部下馬將軍前來對理查德致謝。

1901年初，高密地方長官來訪。在騷亂期間，理查德曾多次得到這位長官的支持。這位長官大概從未到過歐洲風格的住所，他帶著驚訝的表情把所有東西都仔仔細細地瞧了個遍，還生平第一次用刀叉品嘗歐式菜肴。我們邀請他在我家過夜，他也欣然接受。遺憾的是，不久之後，這位官員被派到別的地區去做官了。但他的後任與我們之前的聯繫也並未中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