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早：《羅曼蒂克消亡史》看點就是那個日本人

文|楊早

《羅曼蒂克消亡史》，我是當成《渡部傳》或《一個日本人在上海》來看的。影片一開始，就用字幕交代說：他住在上海很久，說上海話，也像上海人那樣泡茶館和泡澡堂子，已經沒有人把他當作日本人（大意）。

淺野忠信在劇中扮演渡部

這就是傳主的待遇：稱「他」而不名。整部戲確實都是圍繞「他」——淺野忠信飾演的日本間諜渡部，一步步展開，回溯，閉合，落幕。全片只有他，是福斯特所謂的「圓形人物」，他的前世今生，出處沒時，性格喜好，均歷歷可見。相比之下，連葛優飾演的陸先生都相當模糊，頗受好評的黑社會小巴辣子童子雞有頭無尾，遑論他人？

如果我沒有記錯，渡部是中國影視里第一個大寫的「在上海的日本僑民」形象（你不會跟我提《霍元甲》里的浪人吧？），而構成他活動背景的那些人，陸先生（杜月笙），王先生（黃金榮），老三（張嘯林），吳小姐（胡蝶），都已經是太熟悉的符號。這一個線頭不提不要緊，一提起，就是東亞近代史上一條無法掩藏的伏線。

1904年，商務印書館編輯徐珂為許炳榛的《甲辰考察日本商務日記》作序，感慨「我國與各國交涉，近數十年為盛，我國之政治之實業之風俗，殆無一不為各國所洞悉，其著書言我我國事者，統計之翔實，評論之精核，或較勝於我國人。彼果操何術以致此夫？亦其駐於我國之公使領事與夫遊歷之官士，以至行商傳教之儔，皆各任偵探之務，而能各舉其識故也」。徐珂感慨，中國商民，無知無識，在外國住得再久，也沒有情報貢獻於祖國。當他說這話的時候，心目中的比照對象，也包括正在中國急速擴張僑民勢力的日本吧？

就在1904年12月，北京大學堂教習服部宇之吉，受北京駐屯步兵隊長山本中校的委託，「在留駐北京之日本官民中各方面廣求適當人物」，共同調查、編纂成《北京志》。參加編寫的十七名作者里，有北京大學堂、北京警務學堂、北京法政學堂的日本教習，有領事館書記生，有北京駐屯步兵隊的軍醫，也有一名「清國人」。

清末生活在北京的日本教習

《北京志》分為三十九章，自人口、種族、政治、軍事、商業、社會、教育、輿論、市政、旅遊，無所不包。書的用意很清楚：「本書收集了有關北京的一切事項」，以裨日本政府「對北京有全面的了解」「促進對中國之開發」。在清末民初的北京諸多記載中，我們確實找不到一本比《北京志》更全面詳實的記錄了。日人對北京社會了解之深入，一百多年後讀到，仍然讓人咋舌。

據《北京志》記錄，日本僑民（除駐軍外）於日俄戰爭前，在京人數不足600人，戰爭期間一度下降至500人以下，和平之後，又增加至600人以下。北京的日僑中「有相當資力之商人為數甚少」，但是，區區五六百人之日商，卻涉及北京社會的16個行當，包括：

銀行業、雜貨商、石油煤炭商、茶商、當鋪商、書籍文具店、照相業、運輸業、報社、掘井業、旅店業、建築業及西式傢具業、餐館、理髮業、賣葯業、印刷業。

然而上海的日僑，較之北京，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在《北京志》截稿的1907年，上海的日本人數量已經達到了6268人，並每年以超過1000人的速度增長（除了1910、1911、1912三年有所減少），1933年「一·二八事變」後達到最高值26901人，之後又逐年減少，到了《羅曼蒂克消亡史》開篇標明的「1937年，淞滬會戰前夕」，上海的日本人仍有23672人，而從事的職業類別，也有近50種。

在《羅曼蒂克消亡史》中，日本方面想約「上海三大亨」共組「東亞共榮銀行」，陸先生與老三在談判當夜反目，陸家被滅門。選擇談判地點時，王先生說了句「弗要在虹口」，於是陸先生把談判地點安排在了渡部開設的日料店——也就是說，這家日本料理店不在虹口。這確實是蠻奇怪的。

此時的虹口，有日本海軍特別陸戰隊司令部駐紮，據1924年的《日本案內》，上海日本人的九成，都居住於此，「說其是日本小都會也不過分」。清末民初的社會小說里，一說起吃日本料理，都是直奔虹口。

《羅曼蒂克消亡史》劇照

渡部的日料店開在虹口之外，或許有一種可能：面向的是英租界內的日本銀行公司的職員，那裡有橫濱正金銀行、朝鮮銀行、台灣銀行、三井銀行、三菱銀行、住友銀行、三井物產、日清汽船、日本棉花等。這些公司的職員，大部分也住在虹口，不過不少公司高層住在英租界。由於居住地域與從事職業的不同，上海的日本人社會還分裂成了「會社派」與「土著派」兩大社群，還經常因為自治事務鬧糾紛。

日本僑民初到上海，經常因為固執地改裝租住的房屋為日本式住宅，與中國房東發生糾紛，由於日本在華勢力的高漲，這種糾紛往往以中國房東的失敗告終，於是英租界與公共租界的中國房東紛紛拒絕將房屋租給日本人，這也是形成虹口「日租界」的重要原因之一。渡部能在虹口之外建成那麼大的一家原汁原味的日本料理店，不知是仗了日本駐軍的勢，還是靠了青幫老頭子的名片？總之，對於一個時刻標榜自己要融入中國社會的日本人，卻在虹口之外弄了那麼大一個日本料理店，怎麼看都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渡部在與青幫老頭子們打麻將時，聲稱自己是「上海人」，「如果日本人來打上海，我就要和他們拚命」。在座的幾位老奸巨猾也不知信不信。不過說話這當兒，上海社會的中日衝突，早已弄得不可收拾。

首先是經濟上的競爭。入民國以後，上海作為日本投資市場的重要越來越被重視。日本對上海的投資從1914年的6000萬日元暴漲至1930年的4.3億日元，這種經濟侵略也遭到快速成長的上海民族企業的抵抗，商戰之激烈，達於極點就會用戰爭手段解決。淞滬事變後，一位日本小說家村松梢風在《中國公論》上發表文章，表達了日本國民的共同心態：

日本人無論如何不會放棄花費五十年營造的「上海日本」。每年的長江貿易額至少五六億，多的時候七億以上。如果說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長江貿易則是日本的營養線。無論如何也不可能丟棄這條營養線。無論打什麼樣的仗，也不會放棄如此巨大的利益。我們無論如何都必須幫助上海的三萬居留民，不能對他們見死不救。這當然是國家和政府的義務。

《羅曼蒂克消亡史》開篇所述，陸先生在為解決工潮，穩定上海經濟秩序而努力，這當然是日本財閥不願意看到的。

內山完造夫婦

另一方面是上海日僑社會的激烈情緒。內山完造後來在回憶錄《花甲錄》里寫道：「據說自1915年抵制日貨運動以來，上海的日本居留民中就盛行這樣一種說法，即華北的中國人知道日本的實力，所以不反日，上海不知道日本的實力，將日本人當傻瓜，激烈地反日。所以必須讓他們知道日本的實力。」主張「膺懲中國」的主要是「土著派」，這些中小商人在反日運動中遭受的損失最大。1931年12月6日，「全支那日本人居留民大會」在上海召開，參會者達3500人。大會發布了強硬的宣言，要求「帝國政府必須採取積極手段來消除全中國的抗日運動……帝國政府必須拒絕姑息的解決方法並拒絕第二者的干涉」。

在這種洶湧的情緒下，1932年初的一起輿論事件成為淞滬事變的導火索。1月9日，上海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發表了一條報道：「日皇閱兵畢返京突遭阻擊，韓人刺日皇未中，不幸僅炸副車，兇手即被逮。」日本僑民對此極為憤怒，指稱《民國日報》「不敬」——應該是針對報道中的「不幸」二字，炸中副車是不幸，那炸到天皇的座車就是大幸嘍？

對此，《民國日報》拒絕更正道歉，說「本報不獨無侮辱日本元首之意，且亦於記載之中，微露惋惜詞氣」，說日本僑民的抗議是因為「日領館中半通華文之輩所曲解或誤釋」所致。於是上海日本僑民決定上街遊行。關東軍乘此機會，在上海製造了殺傷日蓮宗僧侶與襲擊三友實業社兩起事件。至此日本僑民的狂熱情緒達至頂點，即使上海市長吳鐵城表示接受日本領事館的全部四項條件也無法平息這種情緒。在他們的呼籲下，日本海軍找到了與在東北製造事變的陸軍競爭的機會，淞滬事變遂於1月28日爆發。

「一·二八事變」後，日本人在上海更為強勢，虹口的日本商店，「一·二八事變」前有60餘家，至1940年達到600家，占虹口地區所有商店的90%， 以致虹口被稱為「小東京」。後世研究者說：「虹口雖然沒有日本租界，但實際變成了日本租界……1937年『八·一三』以後，虹口成為日本軍隊的佔領區。」

1937年之後，青幫大佬隱退的隱退，出走的出走，投靠的投靠。這時，渡部已經假死遁身，換了一個身份。他還繼續在上海從事間諜活動嗎？他在這樣的環境中，還需要再說上海話穿長衫打麻將嗎？還是徹底回歸到他鐘愛卻被壓抑的日式生活，直到主動或被動地被送上菲律賓戰場？

無論如何，渡部這樣一個在上海的日本人，在他的形象背後，或許是明治維新之後湧向中國的越來越多的日本商僑，或許是日方培養出的大批「中國通」——歷次上海之戰，政府中密布被日方收買的漢奸，中方各種情報對於日方几近透明，又或是像內山完造那樣，居住中國時間很久，對中國人與中國文化充滿善意又不乏輕視……《羅曼蒂克消亡史》真正稱得上「刻畫」而又讓人耳目一新的形象，唯有渡部。

原標題：《羅曼蒂克消亡史》為什麼不改名叫《一個日本人在上海》？

【作者簡介】

楊早|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知名文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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