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強行收繳糧食致數百萬人餓死

對於把食物當成意識形態的工具來運用，蘇聯的領導人約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絕非生手。當他在1924年掌權後，便推動了一項急速工業化的計劃，目標在於趕超西方的工業化國家。食物在其計劃中佔有核心地位。當時，蘇聯是主要的穀物輸出國，而且，它打算增加這類出口產品的數量，藉以籌措資金，向外國購買工業機械。本來由個別農民及其家人經營的小型農場，將被壓縮在一起，形成由國家擁有的「集體」農場。斯大林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將農耕置於國家掌控之下，將可提高產量。斯大林在1929年公布其計劃時宣稱：「大約在三年之內，我們的國家將成為全世界糧食產量最高的地區之一，甚至就是糧食產量最高的地區。」這種做法將產生額外的谷糧以供外銷，賺取更多強勢貨幣，以資助工業化的計劃。斯大林設定目標：5年之內，要讓鋼的產量加倍，鐵的產量增加為3倍。其計劃若是成功——在一起工作的農民生產出更多食物，蘇聯則快速工業化——便證明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就某些方面而言，他的計劃試圖複製曾經發生在西歐而肇始於英國的狀況——在英國，先有農業生產力的急速提升，然後才出現工業化。這種發展將勞動者從土地中釋放出來，使他們能夠成為產業工人。正因如此，亞當·斯密稱工業活動為「農業的後裔」。但是，蘇聯的取向非常不同，因為，在英國的工業化發展中，國家所發揮的策劃作用非常有限；英國的工業化並不是刻意籌劃的結果。相對地，斯大林的工業化計劃是一項由國家來規劃的努力，其募集資金的方法，則是將農場「集體化」，意味著這些農場的產品屬於國家，因此，政府能夠更名正言順地拿去外銷。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農民本身對這項新政策並不熱衷。實際上，生產力較高(因而也較富有)的農民尤其不願接受這種安排。在某些案例中，他們寧可選擇焚燒農作物或宰殺牲畜，也不願被迫將它們交給集體農場。斯大林下令，由於所有的作物、牲畜和農產品如今都屬於國家，任何拒絕交出它們的人，或是摧毀它們的人，都是人民的敵人或陰謀破壞者，應當被驅逐到蘇聯的勞動改造營。

由於生產力最高的農民最可能反對集體化，新制度對於農業生產力的衝擊可想而知。既然他們的農產品現在都屬於國家，農民便不再有儘力提高產量的動機。乾旱、惡劣的氣候，以及缺乏馬匹在田裡工作等因素，也導致1931年和1932年的收成比平常少。結果是，正當斯大林需要更多農產品來資助其工業化計劃的時刻，糧食生產的水平卻下降了。但是，對於蘇聯領導層來說，要承認集體化的措施降低了農場的生產力，將是件不堪設想的事。斯大林反而堅稱糧產有空前的大豐收，只是某些農民將產品藏匿起來，以免被迫上繳。這個解釋將國家持續收取大量穀物的做法合理化，但它也意味著許多農民最後落得沒有足夠的食物可吃。而且，那些達不到穀物繳交額度或是被懷疑藏匿穀物的人，所遭受的懲罰是讓政府把其他農作物當成「罰金」拿走，留下更少的食物給他們。另一方面，城市裡的產業工人有豐足的糧食可吃，穀物出口加倍，讓外面的世界以為斯大林的方案正按照計劃進展。

平均而言，農民最後能留給自己食用的谷糧，比他們在集體化之前所擁有的少1/3。但在某些地區，情況要更糟得多。特別是在烏克蘭——這個富庶的農業區所生產的穀物一向遠超過所需——政府設定了非常高的收取額度。當預期中的大豐收沒能實現時，地方官員奉命加強搜索被藏起來的存糧。斯大林下令，即使只保留一穗小麥不交給國家，也將處以死刑或10年監禁。一位參與者回憶：「我自己也參加了這場行動，在鄉村搜索，尋找藏起來的穀物，用鐵棒在地上探查鬆軟之處，有時可循此找到藏匿的穀物。我和其他人一起掏空鄉民的儲物櫃，對於兒童的哭喊和婦女的號啕聲充耳不聞。因為我深信自己正在完成鄉村的轉化。」當人民開始挨餓時，士兵被派去守衛大倉庫，裡面存放著政府搜來的谷糧。蘇聯作家瓦西里·格羅斯曼(Vasily Grossman)記錄下農村饑民的絕境：「人們的臉、腿和胃都腫脹起來……現在他們已飢不擇食。他們捕捉小耗子、大老鼠、麻雀、螞蟻、蚯蚓。他們把骨頭磨成粉來吃，也將皮革和鞋跟如法炮製；他們把舊皮毛切細，做成麵條般的東西，他們煮膠水。當青草長出時，他們開始挖出草根，吃葉子和新芽。」

在1932年11月的一場演講中，斯大林論稱，搜集谷糧之所以如此困難，都是陰謀破壞者和「階級敵人」所造成的。他認為農民故意阻撓他的集體化方案，藉以挑戰政權的威信。他宣稱：「某些集體農場和農民如此打擊國家，對此，共產黨員若不回以致命痛擊……那就太愚蠢了。」1933年2月的另一場演講中，斯大林贊同地引述列寧(Lenin)的名言：「不勞動者不得食。」一份3月的官方報告陳述：「農村組織不折不扣地採用了『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口號：讓他們去死吧！」斯大林的本意並不是要執行集體化而導致人民挨餓，但若那些拒絕變革的人餓死了，那將是他們自己的錯，因為他們太過懶惰，以至於沒能種植足夠的食物來餵養自己。

1933年初，蘇聯實施國內護照的制度，以防止人民從烏克蘭和北高加索鬧饑荒的村落逃往城市。一份俄共政治局的備忘錄抱怨「在烏克蘭的偏遠地區，搜集谷糧的行動完全失敗，十分丟臉」，並呼籲官員「粉碎阻礙谷糧搜集的陰謀」，而且要「根絕面對陰謀破壞者時所懷的消極、自滿心態」。1933年3月，負責烏克蘭集體化計劃的斯坦尼斯拉夫·柯希歐(Stanislav Kosior)在呈交給斯大林的報告中指出，農民尚未從饑荒中得到足夠的教訓。柯希歐宣稱：「在災情最嚴重的地區，為播種所做的準備並不令人滿意，這表明飢餓尚未將正確的判斷力教給許多集體農場的農民。」

烏克蘭的一位高級官員哈塔耶維奇同志(Comrade Hatayevich)，將這場饑荒的政治性質赤裸裸地勾勒出來。他解釋，1933年，「饑荒奪走了好幾百萬條人命，但集體農場制度會在此延續下去。我們打贏了這場仗！」饑荒結束於1934年。當時，斯大林縮減國家收取的穀物量，並勉強讓步，允許農家擁有一小塊田地種植蔬菜，飼養一頭牛、一頭豬，以及至多10隻羊。接下來50年，為國家提供大部分糧食的是這些私有土地，而非集體農場。